林 颖

(宁德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系,福建 宁德 352100)

实事求是：毛泽东的方法论
——兼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林 颖

(宁德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系,福建 宁德 352100)

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及其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方法论思想的发展在当代的最高成就,一方面,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特别是方法论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中的优秀方法论思想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方法论;实事求是;中国文化

一、毛泽东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他于1929年12月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以及 1930年 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但正式明确运用“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应是1938年10月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实事求是”作出重新解释,从而把它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则是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了科学的论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物,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801“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正确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根本方法大致包含了以下一些环节：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以详细占有事实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具体情况,以把握客观对象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这里所说的具体分析即辨证地分析,也就是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分析,同时也还包括归纳的分析与演绎的分析,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等;用经过分析所把握的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去进一步认识世界或改造世界,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方法论体系的核心,体现着毛泽东方法论的特色,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

二、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

毛泽东所以能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所以能形成以“实事求是”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革命斗争实践及其对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迫切需要和有效的实践检验等分不开的,同时,也是同毛泽东本人的主观条件,包括马克思主义素养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谙熟和善于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集体智慧分不开的。因此,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也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中共领导集体与人民群众在方法论方面的集体智慧与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理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遗产、包括近代哲学革命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成果相结合的产物。一句话,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中国化。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尽可能准确地讲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当然也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判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在初期他们在这方面的着眼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命任务等问题上。就此而言,当然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工具的方法论功能。但限于当时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他们还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功能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所以,在他们那里有关方法论问题的论述并不多。

但是,随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外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共党内许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有效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关系共产党的事业成败的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共产党内当时多次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又总是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其表现形式,以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主观主义为其方法论的特征的。因此,要科学地对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它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引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就必须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而且也必须当作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当作一种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就是当作中国共产党人行动的指南。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迫切需要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了建党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优秀遗产,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求是”精神、“求实”精神以及从荀子到王夫之所提出的朴素的辩证逻辑思想,特别是关于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提出了同主观主义相对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根本方法,从而从方法论这个侧面,有效地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在方法论革命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毛泽东的方法论

1.毛泽东的方法论对近代方法论革命作了一定条件下的总结,但还存在理论不足

我们在充分估计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及其体系的成就以及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方法论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缺陷和不足之处,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及时克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集中地暴露出来。这些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有：

首先,对待传统哲学中特别是传统方法论思想中落后的、腐朽的东西首先是经学方法的揭露与批判不够。传统的经学方法实际上也是毛泽东一再批判和反对的教条主义的传统思想根源,但是,在历次党内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人们并未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也未能从传统思想的根源上即联系传统经学方法的腐朽性方面去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批判,以至它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仍能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披着革命词句的外衣而大肆泛滥。如用单纯的注释考证去代替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领会与切实研究;用引经据典去代替必要的科学论证;用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去推论一切,等等。

其次,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长期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某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理教条化的倾向：不重视对具体认识方法包括具体的科学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研究,而用“语录”分析一切、评判一切、论证一切。与此相联系,则忽视对科学方法论、主要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重视和研究,以致常常出现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去简单推演、演绎具体科学知识结论的弊病,给自然科学和其他具体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这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大方法论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复活和改头换面做法。

再次,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所培植起来的阶级斗争观念,把阶级斗争观点实际上视为唯一正确的认识与分析社会现象的观点,因而阶级分析的方法被不适当地夸大化与绝对化。许多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也被这样或那样地“分析”为阶级斗争问题,实际上把阶级分析方法庸俗化。许多冤假错案也由此而造成。

上述这些问题和弊端最集中地暴露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是说,所谓文化大革命也是传统经学方法及其现代表现形式——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绝对化、庸俗化及其恶劣作用的一次集中表现。因此,当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彻底清算时,很自然地也就要同时对上述这些错误方法、特别是错误的思想方法进行系统的批判。

2.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发展毛泽东的方法论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有自己特别深切的体会。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说过一段很有感情的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不多,只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

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贡献是多方面的。

在他的一生中,做人做事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他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方法论最坚定的信仰者、继承者和捍卫者,他多次宣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例如,1987年3月3日,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说道：“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209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说：“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的说,我是实事求是派。”[2]249第一,他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他反复强调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2]382,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3]67,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3]126,“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3]143,“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根本方法。”[3]114第二,邓小平精辟地、具体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极为丰富的内涵。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278也就是说,他提出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人。第三,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就是说,要正确解放思想就得实事求是,要真正实事求是就得解放思想。在他看来,(1)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结合,能够更完美地体现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统一,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2)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进程中,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统一,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3]364(3)解放思想要有目的性,他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179(4)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规定。实事求是规定了解放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规定了解放思想的正确轨道和落脚点,必须听从实践的裁决和检验,离开实践这个标准,就不是解放思想。第四,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基本框架。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具体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的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2]265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问题上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把生产力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反复强调说：“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2]11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142“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70“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368“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2]268在社会主义建设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127在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他说：“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2]251在社会主义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扬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作风,从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的方法论是中国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他的思想及其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方法论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的连续性。

[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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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宁德师范学院校级研究重点课题(2010Z001)“毛泽东的根本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研究”成果之一。

林颖(1963-),女,福建福清人,宁德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哲学与逻辑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