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燕

1900年前后，敦煌藏经洞在我国西北甘肃省敦煌地区被发现。

刚被发现的几年里，藏经洞所出的文献和艺术精品并没有被当时的清政府和学者们所重视。有些人（如叶昌炽、缪荃孙等）虽然见过敦煌典籍，但却因为各种传闻而没有深究这些典籍的来龙去脉以及敦煌的真实境况。1907至1908年前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往返中国数趟，逐步将这些敦煌典籍分批运送到了伦敦和巴黎。

“斯坦因起意于迪化的一个土尔（耳）其商人的传说，说几年前在千佛洞某窟，偶然发现大批古写本，旋被官厅禁令，又行封闭，责成道士看管。始而由就地阅览而一大捆一大捆的抱了七八夜。而渐积渐重，不得不雇赁车辆装载。”［1］

直到1909年，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向清朝士大夫们展出自己从敦煌所得的四部精品典籍，这才引起了当时学者鸿儒们的重视，前来参观、抄录的学者络绎不绝，如端方、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当他来到北京时，京师学者们还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了他，来的人都是当时清朝的饱学之士和朝廷学部官员［2］。随后，罗振玉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八千剩卷购回，押解到京后存于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自此，中国学者们才开始了对敦煌文献真正的搜辑和研究。

目前有关敦煌经籍辑存会的内容只能在工具书如《敦煌学大辞典》的一些条目和一些零星的人物介绍中发现，非常简略，而且基本由北大荣新江教授一人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