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

随笔与书评

《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前言

赵毅衡

埋头于形式论已经三十年，哪怕是一个孩子从认字学起，现在也早已是一条汉子了，可以独自主持一个讲坛。而我能交出来的成绩，也就是本书的一些文字。

不是我选错行当，形式论的确是我的事业。三十年前，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莎士比亚时，卞之琳就看出我身上有一种对文学鉴赏不宜的习惯：喜欢刨根问底地找规律。而艺术不仅无规律可言，艺术的目的就是打破规律，甚至可以说，坏了规矩的事物多少都有点艺术性。要研究文学艺术，首先要明白如何欣赏这种对规律的违抗，而我却想从无规律中挤压出规律。

当时卞之琳就告诉我，所有的现代理论都是在找现象之后的底蕴与规律，但是最符合我想象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是形式论。而形式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有基础的：一九三一年卞之琳是北京大学英语系二年级学生，去听过瑞恰兹在清华的课；清华外语系教授叶公超创刊《学文》，让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于该刊创刊号第一期上；后来也是由叶公超力推，此文与曹葆华翻译的瑞恰兹《科学与诗》等著作，集合成《现代诗论》出版；卞之琳抗战时到西南联大，燕卜逊正在那里教书。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些种子还发过一次芽：一九六四年，当年这些与新批评领军人物们过从甚密的中国学者们，合作翻译了《现代资产阶级文艺理论选》，虽是作为“批判资料”，也是特殊时代一个特殊姿势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