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波，赵惠珠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2)

凯瑟琳·安·波特(1890─1980)于1939年发表的第二部小说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三部中篇小说》(Pale Horse，Pale Rider：Three Short Novels)①标志着波特小说艺术的日臻成熟。几十年来，这三个中篇故事《老人》、《中午酒》和标题同名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均因隽永优美的文笔、多层次的象征和多重主题而一直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好评。美国文学评论家保罗·罗森菲尔德第一次将波特与世界小说大师福楼拜、霍桑、亨利·詹姆斯相提并论[1]7。莎拉·扬布拉德在对该小说集进行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解剖后称波特为“当代最完善的小说家之一”[2]344。雷·B·小韦斯特认为《老人》中的米兰达其实是任何一个来自任何地方的在过去和现在间挣扎并努力确立自我的人；而《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则告诉人们何时何地如何面对死亡，因为人只有了解了死亡才能真正抵御死亡的诱惑[3]441。美国的波特研究权威，汤姆斯·F·沃尔什在对米兰达的五个梦境进行心理分析后指出：梦境不仅是小说中最具主观色彩的部分，揭示米兰达内心潜藏的暗流，也是最客观的真实，因为它们帮助读者了解米兰达本人都未曾了解的自己[4]228。国内学人大都认为米兰达是一个走出传统窠臼、追寻自我意识、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②。其实，作为米兰达系列中两部最重要的作品，《老人》和《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表达了波特小说的一贯主题：人怎样在荒谬无尽的世界里找到生存的立足点，从而回归自然本真的精神家园。本文借助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反叛论”来探讨米兰达如何寻觅自我的精神指归。

一、在反叛中存在

加缪在其第二部哲学随笔集《反叛者》中曾写道：“为了存在，人不得不反叛，但是人的反叛必须遵守反叛在自身中发现的界限，人们在这种界限上聚集，并开始存在。”[5]98加缪认为，人的处境是荒诞的，在荒诞的境遇中，反叛是惟一的出路。这里的“反叛”具有特定的存在主义思想内涵，在加缪看来，反叛的人是既说“不”又说“是”的人，是一方面拒绝却并不弃绝的人。反叛是人对事物的发展超出限度所做出的反应，它貌似否定，实则肯定，因为它揭示出在人身上始终要捍卫的东西，也只有在否定与肯定的平衡中反叛才真正具有意义[5]97-98。

在波特的多部中短篇小说中出现的米兰达就是一个反叛者。米兰达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老人》开篇时米兰达只有8岁，结束时为1912年，她18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的故事发生在1918年一战结束前夕，她正好24岁。米兰达幼年丧母，由祖母抚养长大，与以祖母为首的南方家族一起生活；入修道院学习后又私奔结婚；当过记者，一战时险些因流感丧生；卖文为生：这些都可以说是波特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老人》中的米兰达经历了人生的前三个阶段：不谙世事的童年，似懂非懂的少年，成熟自信的青年。她家族里的长辈们不仅自己不能面对社会急剧变迁、新旧观念更迭的现实，刻意杜撰浪漫故事来美化家族历史，沉迷于被他们自己理想化了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过去，而且还试图将他们自己的历史观强加在年轻人身上，将诸多的家丑连同南方的罪恶一代代掩盖下去。正如加缪所说，当事物发展超出其限度时，人必定会做出及时的反应。米兰达是听着老人们絮叨的关于艾米姑妈和加布里埃尔姑父的浪漫爱情故事长大的，虽然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老人们如此热衷于那个浪漫传奇，可天生爱幻想的少女在心底里还是相信那个故事并且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只是后来当亲耳倾听之传说被亲眼目睹之事实揭穿时，米兰达才醒悟过来并做出了适时的反应。她在反叛中存在，寻觅自己要捍卫的东西。她要拒绝“过去的传说”而向前看，牢牢抓住自己的生活，反抗旧的审美传统，按自己的方式去观察生活，按自己的意愿去经历人生。17岁时，她私奔并嫁人。女孩子与人私奔这类事在20世纪初的美国南方绝对被视为不幸的家族丑闻，然而米兰达的这种私奔行为却充分说明她对家族的反叛，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有着肯定的意义，因为她成为一个在行动上真正摆脱过去、勇敢面对现实、具有独立担当意识的新一代南方青年。

《老人》中那个敏感倔强的南方少女成长为《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那个自强独立的青年作家。走出堆积着历史尘埃的南方的米兰达来到了充满灾难的现代世界，刚刚摆脱历史重负的米兰达在工业化的大都市里承受着现实生活的种种重压。故事讲述了24岁的米兰达在北方一报社工作时染上致命流感、濒临死亡的经历和她与即将奔赴一战前线的亚当·巴克利少尉的爱情故事。米兰达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亚当却因照顾她染上瘟疫死在兵营医院里。

米兰达一直处在一种矛盾、困惑，甚至自我分裂的状态，对她来说，这“战争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6]47。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恐怖现象和事件如战争、瘟疫、死亡、政治高压、政府欺诈、人心叵测等引发了米兰达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感。对于处在内外交困中的米兰达来说，反叛似乎是她唯一的出路。的确，在荒诞的境遇中，米兰达通过西西弗斯式的貌似否定的反叛来坚定地捍卫自我，对这场内外同在的战争做出反应，在反叛中既保持清醒又设法存在下去，表现出对自己精神生态的执着追求。

加缪认为，荒诞是人和世界、人和自己的关系，是人必然面临死亡的一种主观观念。世界是荒谬的，荒谬感首先产生自对于某种生存状态的怀疑[7]662。米兰达的生存处境可谓荒诞不经：她的日常生活充斥着政治高压和政府欺诈，工作刻板、压抑、烦闷，收入微薄，经济拮据，生活窘迫，社会上流感肆虐，葬礼随处可见。时值一战末期，美国政府却还在大肆鼓吹战争的正义性，强迫老百姓购买“自由公债”以支持国家和战争：“任何人都能攒50块钱来为打败德国出一把力。”[8]273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为了民主的战争，为了人道的战争，为了一个永远、永久安全的世界……为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对民主的信念，大家一起来买自由公债！”[8]293米兰达一周只挣18块钱，买不起自由公债，她就被威胁会因此丢掉饭碗。在采访报道中，米兰达表现出同情心时却受到处分，被公开降职；坚持说真话时却遭到被报道者的无理取闹，恣意侮辱，甚至威胁恐吓。她忍受不正常的工作时间，做别人不愿做的采访，换来的却是同事们的不理解、上司的不重视。面对如此荒谬的境遇，米兰达既没有因否定一切而走向虚无，也没有因自哀自怜而走向感伤，更没有怨天怨地而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依靠自己坚强的个性，她进行着特殊形式的反叛：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挣扎以求得平衡，所以她的反叛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荒谬感让米兰达怀疑自己的生存状态。努力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保持平衡的米兰达似乎变得没有什么追求了，对工作、对成绩不如以往那样严肃认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不如以往那样密切。她是整个报社里唯一没买公债的人，面对公债推销员的威逼利诱，米兰达非但不生气，反而笑着打发他们，“我同意你的话，可我没有钱投资……可能的话，我下礼拜买。”[8]273她用圆滑的搪塞巧妙地换来片刻的宁静，然而，她心里总是忐忑不安，“至少三天来，她一直感到别扭，表情也极不自然。她想，无论如何得攒满50块钱，不然，谁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8]278米兰达以前是一名响当当的记者，可现如今对待这份工作，她已没有了当初的热忱。被降职后她的主要工作是评论戏剧，她往来于各种剧院和表演场所，机械地对所见所闻作份内的评论，迟到是家常便饭。面对某舞蹈演员的辱骂和挑衅，她的回答是“我是怎么想的又有什么关系呢？”[8]288她甚至让同事代写戏剧评论，对稿子未加细看就发表，这些足见她对这份只是维持生计的工作缺乏兴趣和投入。

米兰达更不愿意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虽然她与一群热衷于做好事的年轻姑娘们参加“营房服务”——给驻军医院的病人送烟卷、水果、杂志，或在为将赴前线的士兵们举行的舞会上当舞伴，但她从来不开口说话，将心中的厌恶掩饰起来。米兰达曾经的执着换来他人的取笑，曾经的人情味遭到别人的欺骗，曾经的勇敢抗争丝毫没有得到同事们的响应。同事查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她的问题症结：“你处理得不好，给自己招来这场是非。记住：这个城里的戏剧业是赖平斯基一手操纵的。讨赖平斯基喜欢，你就会讨广告部喜欢；讨他们喜欢了，你就会加工资。互相利用嘛，我可怜的傻丫头，你永远学不会吗？”[8]289其实，米兰达不是学不会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那一套，而是“一直尽学错误的东西”[8]289。显然，她的反叛表现为故意否定人们司空见惯的处事之道来捍卫自我和人格，肯定人存在的价值，从而期盼获得由身与心的平衡、社会人与自然人的和谐带给她的那份轻松与自在。这可谓是她直面荒诞、保持警醒并努力存在下去的独特方式。

在面对亲情和爱情时，米兰达同样采取既说“不”又说“是”的态度。她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与男友若即若离，表现出一种既想拒绝又不愿意离开的矛盾心态。小说以米兰达的梦境开始。梦中有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都十分遥远的古宅老屋、老老少少、老猎狗、小白猫和“那个瘦长、泛绿的陌生人”，那个叫死神的灰色骑手。尽管米兰达喜欢那曙光中的老屋，那儿有数不清的历史记忆，她还是骑上那匹小灰，抢在家人醒来前离开以逃避他们没完没了的质询。正是为了逃离“像鱼线一样胡乱缠在一起的家人”[8]269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米兰达踏上了那原本不打算去的旅途，因为她深信家人的关注和亲密意味着对自我的侵蚀。也正是为了保全个体生命，米兰达必须与魔鬼同行，与死神赛跑。当她发现自己累得气喘吁吁而灰色的骑手却始终从容不迫、悠然自得，她即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弱与死神的强，这一弱一强的反差所产生的恐惧使米兰达从梦中惊醒。不难看出，这个梦的内容其实就是关于生与死、自我的保全与丧失的问题。显然，丧失生命与保全自我的两种可能性是互相依存的。当米兰达的自我独立性面临家人的侵蚀时，她选择孤独来逃避亲情；在她的逃避之旅中死神始终亦步亦趋，当她意识到生命遭遇危险时，她本能地拒绝死亡，拼命求生。米兰达对家人和亲情的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态体现了她的反叛，她意欲忘却过去，可历史的记忆魂牵梦萦，挥之不去；她意欲与死神赛跑，奔向未来，可弱小的她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她在过去和现在中寻寻觅觅，挣扎着离开梦乡，赶走了死神才得以保全生命和自我。

米兰达与亚当的短暂爱情是《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矛盾分裂的，一方面渴望一份稳定且投入的感情，另一方面又深感这样的爱情是多么不可能[9]175。米兰达因恐惧被理解、被看透、被羁绊而逃离家庭和亲情，厌弃错综复杂的家族传统和老人们“向后看”的历史观。同样，爱别人和被人爱也意味着失去自我、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危险。作为女人，米兰达本能地渴望毫无保留地爱和被爱，渴望双方都能全身心投入的爱情，渴望像其他人一样拥有甜美的感情生活，可是，她内心的忧虑与恐惧时刻提醒并控制着她，使她不能毫无顾忌地接受亚当纯洁的爱并以同样纯洁的爱回报亚当。米兰达置身爱情之中时仍然竭力地保全她所珍视的自我。她内心深爱亚当，但她努力克制自己，刻意与他保持距离。她拒绝袒露自己的过往，选择做一个不表达思想的人，“置于她自己，她有太多的痛苦要说，所以干脆不说了。”[8]280“我过去的生活糟透了……归根结底，没有什么可说的。”[8]302米兰达将亚当比喻成圣洁的“苹果”和“羔羊”以强调他的纯洁无暇。在她的心目中，亚当不是一个能和她谈情说爱的亲密恋人，而是一个想象中理想化的意象，这样她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但他的存在不会带给她任何威胁，“他们走向对方的每一步似乎都是危险的，不是让他们走得更近而是离得更远。”[8]292每一步对于米兰达来说都是一次挣扎，而每一次她都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抵御关系亲近所带来的丧失自我的危机。米兰达不由自主地说道：“我不要爱情，不要亚当，没有时间，而且我们没有充分的准备来谈情说爱。”[8]292与亚当相处的短短的几十天里，米兰达时刻被一种不祥的预感困扰着，暗地里总觉得亚当会死去，他们的爱情会无疾而终。正如沃尔什所指出的：“这个萦绕不去的预感暴露了米兰达内心深处对爱的恐惧，以及这份恐惧希望亚当死掉的事实。”[4]232

爱情和自我袒露都有丧失自我的危险，所以米兰达爱却不能投入，拒绝爱却舍不得放手，精神上遭受痛苦的折磨，她内心的焦虑与恐惧日益剧增致使她的身体不敌外界日趋严重的瘟疫的袭击，她病倒了，奄奄一息。米兰达在清醒状态下对自己自然情感的过分压抑、对亚当爱情的违心抗拒无不使她深感后悔和内疚，它们在她后来昏迷时的梦魇中得到扭曲地体现：亚当不断地死而复生，最后射来的一支箭穿过米兰达的身体后将亚当射死了，而她自己却仍然活着，在可怕的谴责声中她尖叫着惊醒过来。显然，波特通过刻画米兰达对亲情和爱情既渴望又排斥的矛盾心态来说明她反叛的实质。事实上，米兰达对亲情、爱情拒而不弃恰好证明她就是加缪所定义的一个拒绝却并不弃绝的反叛者。

二、在失望中超越

黑格尔曾说过，美的心灵在失望时能为自己创造一个道德至上的人为世界。他的话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矛盾：人既拒绝现存的世界，又不愿离开它。无独有偶，加缪也认为，只要是一种生存物，即便是只具有低级意识的生存物，都会努力寻觅自己的形式和仪态，以便赋予自己的存在以其所欠缺的统一性。在人的脑子里有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好的世界，不过，“更好”并不意味着“不同”，而是指统一。加缪说：“在这个一盘散沙的世界上，心灵无以依托，使心灵君临这个世界之上的是统一世界的狂热。这种狂热的结果并不是平庸的遁逃，而是提出执着的要求。人的一切努力最终都从属于这个不理智的欲望，并且要赋予生活以它所未曾有过的形式。”[5]100加缪指出小说描写失望其实是为了超越失望。小说世界是依据人的深层愿望去纠正人世而形成一个幻想世界，小说在本质上就是永远纠正现实世界，而纠正的首要目的在于统一，不过，艺术家创造所寻求的统一必须能为人所理解。

波特笔下的米兰达不仅在反叛中存在，更在失望中超越。对于失望，米兰达有着深切难忘的体会。在《老人》中，米兰达的整个少女时代一直笼罩在家族长辈们随心所欲地编造的浪漫烟雾里。懵懂无知的米兰达被老人们自编自导的那个“王子与公主”的神秘浪漫故事所震撼——英俊、痴心的加布里埃尔王子在苦追了天使般美丽的艾米公主6年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可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仅仅持续了6个月艾米就病死了，心碎的王子痴情依旧，“忠诚地一年写一封信给那个亲戚，寄钱来买个花圈摆在艾米的墓上”[8]180。这一切给小姑娘证实了“人的感情的崇高性，人的精神幻觉的神性，生与死的重要性，人心的深度，悲剧的浪漫意义”[8]179，米兰达在感动之余对自己的家族历史还心生了许多羡慕和自豪。可是，8年后，这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被家族的另一个成员——伊娃表姐重新颠覆性地诠释：“她(艾米)像个宠坏了的宝贝那样过活，随心所欲地做事，让别人为她受苦，跟在她后面收拾残局。……艾米是个不规矩的女人。”[8]211“她不知惹了什么麻烦，无法摆脱……她用麻醉药自杀，那药是她吐血后给她当镇静剂用的。”[8]214此时的米兰达18岁，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所提高，她没有为这个新版传说感到失望，而是给予了冷静的解读：“这不比我从前听到的更真实，它同样染上了浪漫色彩。”[8]216其实，米兰达真正的失望来自她父亲对女儿的冷淡和不谅解、对他同龄人伊娃表姐的那份自然和亲热，来自她对自己与老人们之间的代沟的首次认识：“她怨恨这两个陌生人(父亲和表姐)，他们教训她，警告她，却不告诉她真相。”[8]219这份浓重的失落感让米兰达明白她为什么逃出去结婚，让她坚信她将来还会逃离婚姻的束缚，她不会在任何限制她的地方同对她说“不”的人一起待下去，她要过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故事。可见，正是因为体验了失望、品尝了绝望米兰达才醒悟过来，抛弃她的消极被动性而走向反叛，成为一个积极能动的实践主体，创造一个自己希冀的“道德至上的人为世界”，在失望中实现超越。

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摆脱了家族和婚姻的米兰达背井离乡来到北方谋生，这绝不是加缪所说的“平庸的遁逃”，而是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和追求，在不断的寻觅与追求中，一无所有的米兰达学会了勇敢面对，学会了执着生存。24岁的米兰达雄心勃勃，渴望施展才华，走出别样的人生之路，然而现实却令人沮丧。报社里盛行奉承拍马、趋炎附势，大自然冷酷无情，瘟疫肆虐，社会上公务员敲诈勒索，战争引发了种种歇斯底里。对战争的态度，起初米兰达与大众一样只有一种抽象的恐惧感。当两名公债推销员出现在报社恐吓她时，她才真正体会到了战争。事实上，米兰达的失望更多地源自她与亚当交往后对战争所产生的深刻认识。亚当是工兵部少尉，出征前休假期间认识了米兰达，随时可能奔赴欧洲战场。因为深感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战争搅得乱七八糟，米兰达希望战争马上结束，并且希望再也不要爆发战争。亚当则认为不会再有战争了，因为他相信“我们这一回要把战争彻底消灭，而战争是早晚会被消灭的”[8]281。米兰达激昂地斥责在剧场休息间隙出现在舞台上的丑陋战争宣传员，“尽是欺骗，撒谎。这就是战争对头脑和心灵造成的危害，亚当，你可不能将它们分开来看待——战争对它们的影响比对肉体的危害更糟。”[8]294亚当则天真地认为人若毫无损伤地回来，头脑和心灵会有恢复的机会。米兰达十分清楚亚当甘愿当一只献祭的羔羊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给年轻士兵们洗脑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他正直、善良的品性使他不愿违背自己的原则——明知赴前线等于去送死，他也要履行一个军人的天职。米兰达建议他们俩一起逃跑，即私奔，逃离各自的岗位，逃离可怕的现实，亚当明知其意，却故意扯开话题：“我将要去的地方是谈不上跑的。你的大部分时间要把肚子贴在地面上在瓦砾中爬来爬去。”[8]282如果说那些公债推销员的嘴脸令米兰达厌恶的话，亚当的纯洁无邪、完整无缺令米兰达伤心欲绝，却又无可奈何。她想要对亚当说：“摆脱你的梦想。我真的胸痛、头痛、心痛，浑身都痛，而你的处境是那么危险，我想都不敢想，我们为何不能互相搭救呢？”[8]296

波特非但没有安排一个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让米兰达和亚当互相搭救，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以满足读者的美好期待，相反，她设置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反讽式结局——从未尝过痛苦滋味的亚当因照顾米兰达不幸染上流感，没机会奔赴前线、战死沙场，却死在后方医院里，而一向病歪歪的米兰达在昏迷了一个月后，打退病魔，伴着停战的狂欢苏醒过来。这种反讽带来的巨大震慑力让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恐怕也难以承受，何况是大病初愈的米兰达？然而，被爱人抛弃，被死神撇下，再次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米兰达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潸然泪下，她唯有把自己交付给自己，好好把握当下，依靠自己坚强的个性，表现生命本能的反抗，获得西西弗斯的幸福感。随着病愈和理智的不断清醒，米兰达潜意识里的反抗本能渐渐上升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尽管现实变得陌生、黯淡、残缺、荒诞；尽管重获的生命“会再次把她引向死亡”[8]314，新的苦恼会让她“注定逃避不了这个沉闷的世界”[8]314；尽管“从前是温柔和能够爱的心变得冰冷、麻木”[8]315，她还是说服自己放心地把那只在另一个世界里的脚马上跨回来，鼓励自己“再怎么也不能这样失魂落魄了……现在是干一切事情的时候了”[8]317。米兰达将很快回归生活本位，回到她原来住的公寓，回到她原来的工作岗位。显然，米兰达的选择和决定暗示着她的精神指归——她将在反叛中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结语

“反叛者”米兰达意识到人既恐惧死也恐惧生，无论生还是死，人永远处在一种被抛弃的境地，孤立无援，唯有反抗才有机会体现人的尊严和存在的价值，从而走向幸福。这不是“肤浅的、表面的乐观主义”，而是奥尼尔所说的“常常与悲观主义搅和在一起的更高的乐观主义”，或罗素所说的“绝望中的勇气”[10]28。波特旨在通过米兰达的觉悟表现她与加缪极为相似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小韦斯特所指出的：波特在对人生的荒诞性和无意义性的阐释上面不如萨特那么抽象、极端，而是更接近于加缪，因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在感性地体验了生活后都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对生活的总体同情上面，波特则优于萨特和加缪，因为她的作品中充溢着这种同情[3]453。显然，在经历了寻觅—失败—再寻觅的过程后，米兰达的精神世界趋于完善。她找到了生存的立足点，既要好好活着，还要做点实在之事。回归到自然本真状态的米兰达不仅超越了历史和现实，而且在一路执着的反抗中——在否定与肯定之间力求身与心的平衡——获得了人格尊严，在无价值的人生中建立起价值，赋予了自己的存在以其所欠缺的意义，从根本上战胜了现代人共有的那份一直挥之不去的疏离感。波特通过米兰达的人生经历说明了人只要学会认清事情的真相，就能以明智武装自己，去抵御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从而保全自我。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作品均出自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 ,New York：A Harvest /HBJ Book，1979。以下引用只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所引文字的汉译由笔者参考鹿金所译《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后完成。

②该观点详见朱琳：《阴暗寓言中的寓意——从米兰达形象看波特的悲剧意识》，《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8-32页；王黎云：《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凯瑟琳·安·波特笔下的女人们》，《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42-48页；杨金才：《凯瑟琳·安·波特创作简论》，《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第110-120页；王晓玲：《一个独立而迷惘的灵魂——凯瑟琳·安·波特的政治和宗教观》，《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第110-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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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琳.阴暗寓言中的寓意——从米兰达形象看波特的悲剧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3(1)：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