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利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从1979年算起到2009年，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走过了30年历程，尽管30年的时间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段，但是30年来香港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著作加起来却是非常可观的。要对30年的研究状况做一番全面的评述，如果不占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即使阅读了足够的材料，全面的述评也是很难做到的。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本文采取归纳法，以香港文学的都市性特征为例，梳理历年来的研究状况。

一、都市文学背景下的文学主题研究

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城市发展日新月异。香港，一个弹丸之地，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都市发展比较完善。具体到文学上，直接或间接描写都市的作品比比皆是。可以说，都市性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都市与香港文学的关系

香港文学同其所处都市的生存环境之间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7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或发展、或窘迫，都与香港经济成长与社会转型相联系，而“九七回归”带来的社会变动也使香港文学随之波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香港文学更具有自身地位的，恐怕还是始于香港经济高飞的70年代。而此后资讯发达、开放自由、人口移游急剧的香港商业社会的形成，更是直接影响了香港文学复杂而多样的面貌。”[1]

香港都市文化主要包括：竞争的激烈化、紧张的生活节奏、商业化运作的社会、金钱的压力、多元文化的碰撞、无奈的殖民地意识等等。关于香港的都市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刘登翰在1997年所撰的《论香港文学的发展道路》中指出，在都市文化背景下，香港文学呈现出多样的存在形态：探索性文学、社会性文学(南来写实，抨击社会黑暗)和通俗性文学三者结合。王光明在《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中论述了都市文化与香港诗歌的关系。他认为，香港的城市诗歌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诗歌题材上的不足，香港的诗歌在50年代的“望乡”特征是回望大陆的传统文化，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和都市文化的繁荣，香港诗歌转向描写都市生活，充满对这座城市爱恨交织的感情。涉及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学关系的论文还有：梁秉钧的《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化》，罗岗的《“文学香港”与都市文化认同》，张伯存的《理解城市：香港文学的一种解读》等。

(二)都市与香港作家创作的关系研究

所谓都市与香港作家创作关系，其实也就是作家对都市的态度，根据作家这种态度的不同，对于这方面研究状况可以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1.对表现都市发展的文本研究

西西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作家，对这座城市有着深深的感情，在《我城》中对这座城市充满着乐观、自信的向往，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港人乐观自信的表现。艾晓明等研究者对于类似西西《我城》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汤惟杰的《阅读城市——香港诗人梁秉钧及其都市写作》(1998年)指出，梁秉钧的成长与香港这座城市的成长一起进行，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是“自己的城市”，但是他和西西不同的是，梁秉钧只是展现城市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以主观情感的赞美或批判去占有这座城市。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主客体关系。吴晓川的《香港现代都市诗探微》(2007年)认为香港现代都市诗因为自由而多元的表达理念弥补了中国新诗在都市题材创作上的不足，同时也提供了关于在现代商业和金融环境下诗歌创作与表达的研究范本。

2.对表现都市人民悲欢离合的文本研究

这方面以舒巷城和刘以鬯的作品较能体现问题。较早的两篇评论文章是许翼心的《唐人笔下的香港迷梦——读阮朗的中短篇小说》和潘亚暾的《小人物的悲剧 大都市的哀歌：评香港颜纯钩的〈红绿灯〉》，这两篇文章共同的写作思路是评论香港暴露现实丑恶的作品，从中发现香港都市中小人物的悲哀与无奈。庄园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诗人——刘以鬯和他的“酒徒”》(1996年)分析了《酒徒》体现的大都市的下层文人的无奈境遇。这几篇文章只是具体的作品评论，而李运抟在《为“小人物”立传——香港现代都市小说平民意识论》中将具体的分析抽象化，从一系列作品中总结香港都市文学中的“小人物”群体形象，并为香港小说的平民意识归纳了几类：“(1)说‘小人物’的艰难困苦。如刘以鬯的《酒徒》，夏马的《陋巷记事》。(2)颂‘小人物’的美德，没钱未必没良心，反衬富人的不仁之心。如，金依的《垃圾西施》。(3)对小人物的缺点和丑陋也从不避讳。如，《陋巷记事》中的阿美醉生梦死、贪图享受，放弃自尊自立而自甘堕落。”[2]这是难得的关怀“小人物”的研究文本。此外，邵德怀的《东瑞短篇小说的都市文学特征》，朱立立的《当代都市女性的文化困境：论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近期小说》，朱立立的《都市女性的情感悲剧和生存境遇》等评论文章都对都市人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刻的同情。

3.对都市文明反思的文本研究

白杨的《淡出历史的“香港意识”——世纪之交香港文学的主题与叙事策略》(2006年)认为，香港文学中关于城市与人的题材，很少有对都市的礼赞，相反，对现代都市及其对人造成的影响的反思，更加多了起来，这种反思从舒巷城、海辛开始，直至新生代作家。但是由于香港文学对于逃离都市与想象乡土没有经验，所以文学中只有反思，少有重建。王瑞华的《西西:都市焦虑与童话救赎》(2007年)指出，西西在她的小说中普遍采用了童话叙事的写作视角，表达深切的都市忧虑与都市关怀，并在儿童身上寄予美好未来的救赎期望。另外，汤惟杰的《阅读城市——香港诗人梁秉钧及其都市写作》，应宇力的《都市里的一株大树：读小思的艺术散文》，钱虹的《都市里的浪漫与抒情——谈陶然的诗化散文兼及小说》等文章都涉及了这一问题。

在香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受到都市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文学也在都市的文化品格、文化特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香港摆脱殖民地身份及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中，香港小说中关于城市的想象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基于被殖民身份产生的“失城”意识，到经济转型期前后顺应本土化趋势形成的“我城”观念，再到回归前夕不知何去何从的“浮城”心态。作家们通过各种方式对这座城市进行着重建与重塑，引导着人们对于香港的理解与想象。香港小说中不断强化的城市意识和在此基础上逐渐成型的城市想象，极大地唤起、回应并巩固了港人的本土自觉性，从而帮助香港建构起独立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品格与城市文学形象。

二、都市化背景下的文体探索研究

(一)对香港文学文体探索的整体研究

袁勇麟、陈琳2007年指出，“九十年代香港小说的第一个特点：中短篇突出，长篇较少。第二个特点：拼贴和小叙事。第三个特点：跨文体、跨媒介创作。”[3]他们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也斯和董启章的小说，从文本内部所揭示的时空观，再到看待香港的视角，最后到叙事的策略，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将一个以‘浮动’为特质的城市用一种‘浮动’的立体方式展现出来，香港城市的精神内核就在他们的叙述中得以突显。”[4]楼肇明、蒋晖的《香港散文：都市文化背景下的文体探索》(1997年)通过刘以鬯、也斯的散文变化窥见香港散文文体变革之一斑。认为刘以鬯的散文代表现代主义在香港的起步、发展，也斯的散文代表后现代主义在港岛的影响。

(二)文体探索的成果之一——香港的现代派小说研究

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现代化的都市，同时带来了新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状况，这些都推动了新的都市文化的发展。作家们在城市与人、文化追寻、人类的生存环境这些较抽象的问题上的思考逐渐增多，渐渐地，他们发现，原有的写作技巧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写作内容，这就促使作家们摒弃已有的创作模式，超越以前的传统。不同作家从西方文学中所吸取的艺术滋养不尽相同，在探求着怎样把新的创作技巧结合到对都市生存的思考上来，从而表现出比之他们的前辈更有理性的深度。他们开始超越那种过分重视技巧的移植，试图进一步从审美意识上去沟通与西方现代派的联系，进而把香港的现代派小说实验又推进了一步。

香港的现代派文学发轫于上世纪50年代末，如果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那么香港的第一批现代主义作家当属刘以鬯、马朗等。他们的创作鼎盛期在上世纪60年代；写作于70、80年代的西西、也斯、吴煦斌属于香港的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大多自觉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养分，同时追求创新，为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直到上世纪90年代现代主义在香港仍然继续发展，作为新生代代表的董启章，也值得研究者注意。目前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主要有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

整体研究：颜纯钧的《论香港的现代派小说》(1999年)一文，原创性地提出了现代主义文学对香港文学有提高的作用，总结了刘以鬯、西西、也斯、董启章、吴煦斌、黄碧云等人的不同创作个性和文化意识，并指出在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上，像也斯、吴煦斌、董启章都是更看重理性的作家。他们对文化、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于是小说创作也便多少带有演绎思想的性质。刘以鬯、昆南、西西和黄碧云则更重视香港的实际生存体验，习惯于把感受提炼成相对凝定的人生姿态，或者把整座城市作为倾诉的对象。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不论是西西那童心般的爱，还是刘以鬯、昆南的对现实的不满，抑或是董启章、黄碧云在逃离香港时积累的复杂情感，他们都对这城市有一种香港的‘情意结’。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对人的心灵投射，这些作家仍旧把握其精神脉搏，努力提炼出本质的文化精神。”[5]李林展、赵小涛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形成与发展简论》(2003年)不仅阐释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形成的背景，而且以香港特有的社会性质和地域特点为切入点，探讨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香港学者周福如的《香港现代派小说的城市背景与文化话语》(2001年)揭示了香港现代派小说对城市背景的颠覆或选择的取舍性和多向性，对城市人际事端的契合或对应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对城市多维视角的呈现或同构的丰富和复杂性，对城市本土意识的怀想或回归的前沿性和固守性，伴随而来的是文化语码的多元、新颖和深刻。他的《香港现代派小说的文本建构与审美取向》(2002年)认为由于香港现代派小说并不局限于对西方某一现代主义流派技巧的接纳，某一作品往往带有泛现代主义或偏重于某一现代主义元素，这篇论文总结了不同的文本建构方法下的不同的审美取向。这两篇论文连同他的《香港现代派小说的西方色调与中国情结》(2002年)一起，以独特的见解和严密的分析开拓了大陆学者的学术视野。

个案研究：最集中的是刘以鬯和西西。关于刘以鬯创作的现代主义特色，有的评论者关注他的“故事新编”，如徐黎的《古典题材的现代诠释、表现与改造——论香港作家刘以鬯的“故事新编”》(2002年)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有的评论者指出他的“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如李跃的《“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2009年)指出，刘以鬯吸收与借鉴法国“新小说派”的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新加坡学者朱崇科的《空间形式与香港虚构——试论刘以鬯实验小说的叙事创新》一文从空间形式角度(主要从外在空间和心理空间)探析刘以鬯的实验小说，总结刘氏在实验小说理论及实践方面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关于他的意识流小说《酒徒》，也有不少关注，如曹惠民在《意识流小说中的“与众不同”之作——重评刘以鬯的〈酒徒〉》(2008年)认为，《酒徒》之所以是与众不同之作，主要表现为:酒徒被置于三种状态之中，行文风格各异;呈现强烈批判意识的香港关注;论述性与学理性的学人小说色彩;诗意的意识流动与感性的意象相对接。就这同一个问题，李跃指出，“刘以鬯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意识流’小说的特色，但他这种特色不可避免地具有肤浅性和世俗性。”她接着指出，“这篇小说充斥着新感觉派的影响，过多地将自己个人的经验和情绪传达到人物身上，对现实的具体问题投入过多的关注，表达出对特定时空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感慨和思考，因而对人性不能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思考和终极关怀。”[6]

此外，研究刘以鬯的现代主义特色的文章还有王友贵的《刘以鬯：一种现代主义的解读》，徐晓霞的《“西化”小说〈酒徒〉中的东方元素》等。

除了刘以鬯，西西是第二个受到较多关注的香港现代主义作家。研究西西文体实验的学术论文有很多，但对叙述方式的探索与创新是探讨西西实验小说的核心。关于叙述方式的探索，最集中的是西西文本中的多种声音和叙述的多重媒介。较为典型的学术论文有，孔岩的《灰阑中的叙述:论西西实验小说的叙述探索》(2005年)，认为西西小说实验的第一步是通过独特的叙事，形成对被挑战对象的质疑、反省、否定，建立另一种声音。关于西西文本中多重媒介的探讨，孔岩的《图与文的对话——西西〈浮城志异〉的图文互构分析》中认为，图与文两种媒介交汇，互为文本、交相戏拟，建立了一种不仅是图文相互依附，而且还彼此激发、繁衍，产生出一个新的艺术层面的超文本关系，构成了新的叙述形式，从而产生多个声音与意义丛生的叙事效果，充分显现浮城命运的不确定性与人们对浮城命运的多角度观看。凌逾的《蝉联想像曲式——西西小说的文体实验》(2007年)分析了西西对音乐的研究和感悟，探讨其如何将音乐曲式结构手法运用于小说实验，形成了蝉联想像曲式的小说实验文体特色。他的另一篇文章认为，“西西小说《我城》的自绘插画虽被已有研究所忽视，但这种图文互涉文体正反映出形式变体的新趋向，其创意可归结为四点：一是单图趣味与话语创意的交融，二是单图抽象与话语旨意的共生，三是图文的‘慧童体’风格融合，四是连环分镜头与时空结构的交织，这体现出小说的后经典叙述特色。”[7]

[参考文献]

[1]黄万华.消费的文学和文学的消费——对近20年来香港文学的一种考察[J].福建论坛,1993(3):74-78.

[2]李运抟.为“小人物”立传——香港现代都市小说平民意识论[J].小说评论,2001(2):61-66.

[3]袁勇麟，陈琳.浮动的书写——九十年代香港城市小说的叙事策略[J].扬子江评论,2007(6):108-116.

[4]袁勇麟,陈琳.20世纪90年代香港小说中的空间书写——以也斯、董启章为例[J].华文文学,2007(6):27-31.

[5]颜纯钧.城市的精神脉搏——论香港现代派小说的一种形态[J].小说评论,1999(1):42-46.

[6]李跃.意识流小说的“香港化”——论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8(5):78-81.

[7]凌逾.后现代的跨媒介叙事——以西西小说《我城》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09(7):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