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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

2011-04-01

城市学刊 2011年4期
关键词:经济史政权长江

张 敏

自从上世纪 80年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兴起以来,长江中游地区杜会经济史的研究越来越为史学界所重视,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有关长江中游区域经济史的论文达 200余篇,专著30多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明的兴衰与社会的治乱,特别是长江中游属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农业的发展情况对区域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农业经济的研究,应该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关键问题。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六朝时期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相比其他时段显得分外薄弱,其中关于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更存在许多空白点和处女地。方高峰博士的《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一书的出版,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些空白,堪称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历史的一部佳作。

该书由湘潭大学商学院方高峰副教授撰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属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共 18万字,32开本,210页,算不上洋洋大观,但绝不乏系统深入的阐析和高论。仔细阅读全书之后,我认为,该书具有如下一些突出的优点和成绩:

首先,指导思想明确,就是以史为鉴,为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智力支持。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现在‘中部崛起’已经成为我国的一大战略举措,实现长江中游地区的崛起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与历史是永远无法割裂的,作为我国历史上长江中游社会经济发展之一环的 3—6世纪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忽略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贯穿全书始终,并主要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探讨古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 的动力与机制。在第一章详细谈论了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概况,第二章探析户口变迁的基础上,作者分别从六朝政权的区域开发与社会管理政策、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民族融合政策等三个方面,系统谈论了国家政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区域发展的动力等关键问题。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许多颇有新意且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充分地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与批判意识。

其次,材料翔实,论证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如实勾勒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全貌,该书引证了各门各类的参考文献,《三国志》、《晋书》、《南史》等正史自不必言,类书、丛书、诗文、笔记、地方志、碑刻墓志、考古报告等等,凡是有助于说明问题的,均广为搜罗。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又长期在湘潭大学工作,近年来还专门对长江中游地区许多六朝古迹,特别是农业生产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写作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翻阅全书,《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引述、使用了大量的古今经济数据,并制作了大量图表,如《长沙走吗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所载小型灌溉工程概况表、汉唐时期湖北、湖南、江西三区在籍户口变迁统计表、汉隋时期长江上、中、下游户口对比表等。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表格有许多资抖是作者自己调查收集,首次运用的资料,这为该书增添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并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史料取舍和使用的技巧直接关系到论著的价值和特色,如何科学、合理地组织好所搜集的有关统计数据和经济资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者对全书史料运用和组织等处理得恰到好处,在采用有关资料时,该书还对某些数据作了认真的鉴别和推敲,对某些学界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了商榷。例如,关于六朝时期,由北方南渡的人口数字,史学界一般依据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所提供的数字。而该文主要的史料来源是《宋书·州郡志》,认为南渡人口中湖北约有6万,湖南约有1万,江西约有1万,这样长江中游侨民总数在8万左右。而作者发现刘宋时期雍州所管辖的侨郡就有 13个,共有口65145人,除去建昌郡(由免军户民众所建,非北方流民)的4264人,则为6.1万余人。再加上新兴郡、南新蔡郡、南河东郡等,湖北省的侨民当是9万左右。当然,这些都是刘宋政权直接控制的北方侨民,还有大量侨民不在户籍之内,因此实际侨民人口当要多得多。

第三,作者十分重视民族政策与民族融合对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使用大量笔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填补了学术研究的一些空白。该书梳理了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少数民族的分布与族属、农业发展概况,并总结了六朝政权的民族政策:封官拜爵,笼络民族上层;置左郡左县,以夷制夷;强征赋役,以补国用;设立蛮府,监理蛮族;武力征讨,强制同化。并得出结论: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农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政府的着力经营,其次是基本适时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后者体现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以及生产技术的提高等方面。其中,生产技术是最关键的部分,它的提高,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经济史研究有历史文献少、考古工作薄弱等许多困难,方高峰博士尽力钩沉,并注重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正如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主编陈支平先生在《总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综上所述,《六朝政权与长江中游农业经济发展》这本书作为第一本系统研究六朝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经济史的专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事实,展现了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断面,可以预期,其中许多观点将会受到学界同行乃至政府部门的重视,一定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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