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名泽

《庄子》言说方式以寓言为主，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指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对于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肯定有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庄子使用寓言体行文的根本原因何在。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例如，《长江学术》杂志于2010年第1期开辟专栏“《庄子》言说方式新解”对《庄子》的言说方式予以讨论。魏义霞教授在其《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第一部分“个案研究”中也以《鱼在〈庄子〉中的象征意义——“北冥有鱼”与庄子的动物情结》、《庄子的动物情结和仿生哲学——兼论〈庄子〉的寓言体裁和思维特征》《言无言——庄子语言哲学研究》三篇文章对庄子思维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她认为“庄子之所以选择寓言为言说方式，源于浓郁的动物情结。进而言之，正如浓郁的动物情结使庄子采取了寓言的写作体裁和言说方式一样，寓言这种特殊的体裁和言说方式不仅以最佳的方式宣泄了庄子的动物情结，而且为动物的大量出现以及成为主人提供了方便”。[1]很明显，魏教授在此说明了庄子使用寓言体裁的原由在于“庄子的动物情结”。同时也指出《庄子》这种思维特征为“庄子的动物情结以及寓言的言说方式反映了人类童年时期自我意识的幼稚和薄弱，带有鲜明的古代哲学的思维特征。正如自我意识未充分发达的儿童喜欢童话故事、不能把自己与外界完全分开一样，处于幼年时代的人类无法完全把自己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致使其思想和哲学中总是浮现动物乃至万物的影子，以至于无法把人与动物分开”。[1]后学认为魏教授这种观点似乎未曾涉及到庄子使用寓言体行文的根本原因，魏教授对庄子这种思维的评价显得比较偏颇，后学认为庄子采用寓言体行文由以下三个因素确定，望各位大家教正。

一、庄子的身份与职业

《庄子》寓言体与庄子出身和所从事的职业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出身和职业经历造就了庄子的语言风格、心性品质和思维模式。从最早记录庄子身世的《史记》来看，庄子，名周，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一生只做过宋国蒙县的漆园小吏，尽管庄子故里之说存在争议，但庄子做过小官，只管事物，不管政治这是共识。从事技术性事务使庄子的思想不会像老子那样受到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或已有知识的过多约束，不会象《老子》那样语言比较正统、严肃，所以《庄子》的行文和语言风格就像庄子自己于其文中所言“言而无待”、“不谴是非”、“正言若反”、“两行、以明”和《天下篇》中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虽然带有玄思性的理论水平不如《老子》，但思想自由广阔，自然优美，文字通俗易懂。尤其是庄子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他影响甚深，庄子生活在孟渚泽，下湖泛舟捕鱼、仰卧静观蓝天，耳听鸟语、鼻闻花香是经常之事，从小到大所见所闻均为大自然的原生态，与大自然有着十分亲密的接触，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给庄子思想最大的影响在于养成了庄子喜爱大自然的心胸，这种心胸并不只是用“动物情结”一词所能说明的。从事技术性工作和接触具体的事物，他在陈夏千亩漆的贵族官营漆园里为官，“正如孔子做委吏与乘田。但漆园究竟是青绿的树林，更与天地自然生意相接触，没有多少尘俗的沉杂”。[2]也使他明白“道”栖身于“蝼蚁、稊稗、瓦甓、屎溺”之中，只有借助这些事物通过言说和指认才能呼唤出神秘的“道”，所以文中多大自然之草木花鸟禽兽以及人类所使用的各种工具，所生产的物质，他借助这些具体物质去明自己心中所需说明之“道”。

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也养成了遐思与自由、朴实的品性，这种品性在庄子的作品中表现为超脱和缥缈，从心性上看，庄子所受的影响表现在语言的幽默随意和“超越现实生存苦难、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欢愉和嬉游精神中”，[3]所以他借完整的寓言故事、重言、卮言明心中之道，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来曲折反映他的思想，这些寓言大多取材于古代神话，不可信以为真，还有些是庄子随意自己创造的，把那种嬉游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蕴涵在自己创造的寓言中，所以也不足以信其为真。所以从文学角度看，这种思维路径表现为议论和描写、说明相结合，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我们理解《庄子》中的意境也须“把眼界放活，则抑扬进退，虚实反正，俱无定极。惟跟着神气之轻重伸缩寻觅去，才能大叩大鸣，小叩小鸣”。[4]

这种接近大自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还使他养成了深刻了解事物本质的精神，所以《庄子》文中经常出现一些具体事物及其特征的描绘。老子的道“本体论和宇宙论意味比较浓重，而《庄子》的“道”是在老子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例如，老子视“道”为“有、无”，为万物之始，庄子认为“道”为“未始有物者”，所以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这显示出庄子对事物认识的深刻。他即使使用或自己创造寓言，也是根据他对事物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巧妙寓哲理于寓言之中，例如，他利用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首先对事物进行分类，然后按类聚群分和同类相应、阴阳渗透等思维方式安排或创造寓言。[3]当然，尽管庄子在其文中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和宏大的想象力行文，但不免也暴露出其思想受时空限制的影子，不免存在如其所说的“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的时空局限性。例如，庄子在文章对伏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生活在伏羲故里，还有豨韦的故里沙丘、石棺铭文等表现了庄子对殷商文化的吸纳。总之，庄子所使用和创造的寓言均为他自己所熟悉的动植物、神话传说和著名历史事件。

二、庄子对“道”的理解和感悟

“道”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在“道”造字之初，其基本含义为“路”或“人之所行”，后来不断形成“规则、方法、道理”等含义，但这些都没有上升到本体论层面。老子是第一个将原来早已存在于殷商文字中的“道”上升到哲学高度、赋予“道”哲学意义的人，所以，老子以前即使提到“道”，也仅仅是就“道”的本意而言，既指具体的道路，也指由道路引申出来的抽象的途径、方法、道理。并且将“道”与人的“言”、“行”紧密相连，具体的道路与人之“行”相互作用，抽象的途径、方法、道理与人之“言”相互影响，徐克谦所说“‘道’在人的‘行’、‘言’中诞生，‘行’与‘言’开辟着‘道’；而反过来‘道’又引导着人们的‘行’与‘言’”。[5]所以人们总是认为“道”与“言”、“行”是密不可分的。但当老子将“道”上升到本体论的哲学高度以后，老子就明确指出“道”具有无形无名、恍恍惚惚特性，是“虚”与“实”统一的物质性实体。并且把“道”分为“常道”和“非常道”两个不同的层次，也指出了“常道”不可言说，可言说者则为“非常道”。似乎已经论及到言语或语言在论“道”时的乏力现象，但并没有予以详细论证，也只简略论及到得“道”必须“自然无为、致虚守静、归根复命”。《庄子》依然以论“道”为其哲学的主要内涵，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所说之“道”几乎囊括了前人所讲的全部之“道”，既有形而下层面的具体和抽象之“道”，也有形而上层面的宇宙本体之“道”。但一改老子将“道”划分为“常道”和“非常道”的方法，将“道”与客观实在事物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所有的哲学之“道”均为隐藏在事物表体后面的抽象性东西，同样具有老子之“道”的特性，所以认为作为本体意义的“道”和抽象意义的“道”是不可言传的。作为庄子哲学的最高哲学范畴的“道”，或曰“至道”、“大道”，它是“普通词语中所知称的种种对象的综合和抽象而已，并非指称另外一个什么新的独立实体或对象”。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庄子继承老子“道”的界定特性，认为“道不可当名”，即“道的无形无声和无为注定了道的无名”。道的这些特性注定道是排斥语言的，道是不能用任何一个概念和称谓去称呼的。所以如果要“言”宇宙本体之“道”甚或是隐含在具体事物中的各种殊“道”，必须排除各种理论逻辑和理论概念，只能用具体的事物、利用“赋”、“比”的方式去说明，这就是《庄子》通篇不离草木动物禽兽的原因，也是《庄子》通篇使用历史寓言和创造语言的原因。例如，《庄子知北游》中东郭先生对于“道”存在于何处这一问题问庄子时，庄子只能说“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也就是说“道”附于“蝼蚁、稊稗、瓦甓、屎溺”等具体物质而存在，庄子这种将道附于具体物质的言说方法不仅对于《庄子》行文有很大帮助，帮助其提高《庄子》的亲民度，而且也为我们理解“道”准备了一条新道路，即要言道、体道、证道、悟道，就必须从这些具体的物质下手，同时也促使我们更加注重各种隐藏在具体事物中的殊“道”。

但要得“道”，我们不能依靠“道”的本身，或者依靠别人去传道，因为“道”的性质决定我们不能依靠它，同时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因为“道隐无名”。既然“道”无形无名、不可言说，所以“道”也就不可传授，道也不可采取任何外在方式去接受，只能靠自身内在的心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去心领神会，即去顿悟、去直觉。正象《大宗师》中所说“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也就是传道之本须以具体事物为依靠追溯到以上的“玄冥，参寥，疑始”状态，这是一种超越利用概念名称称谓的冥察状态。所以，庄子描写具体事物和草木动物也成为其具体说明得道和道之功用的主要工具。例如，他描写道德作用和功用时例举了包括豨韦、勘坏、颛顼、禺强、伏羲、冯夷、傅说、肩吾、黄帝、西王母、彭祖在内的一大批神灵和传说人物，当然这些神话人物的使用，庄子也是经过对历史事件的空间挪移法和时间粘结法等办法筛选处理的。

三、庄子对语言特性的把握

道家论“道”的本质和任务决定了道家任何人物论“道”前必须对语言进行一定程度的思考，从而使自己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哲学思维，否则，无法论“道”，证道、悟道，因为道家的“道”虽然可以化生万物（按照语言哲学观点，“道”的“物物”功能也需借助名言对从原始混沌中脱胎出来的某一部分冠以一个适当的名称），但其本身非一具体物，“因而也不可被‘物’（被道说为‘物’），因为任何将‘道’从万物的‘存在’中剥离出来使之与物有际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造成对‘道’的不完全的理解（‘道之所以亏’）”，[9]所以，任何一个具体的关于“道”的“言”均不能完全道出“道”的所有蕴含，它们一旦说“道”，只能使“道”出现亏损，故不存在一个可以说“道”的“言”。又由于道家的“道”是万物之共性，即使本身为物，也只是虚、只是恍恍惚惚，变动不居的，所以“道”不可言说，这就是老子和庄子为何都具有“道”不可言说思想的原由。但“道”本身就是“言”，在《说文解字》中，“道”为动词时就是“说”的意思，所以“言”为“道”的一种存在方式，“道”离不开言。所以道家论“道”必然面对一个不可驳斥、不可避免的“道不可言”和“道就是言”这一二律背反的悖论。这一悖论促使道家人对语言的深思。

从老子开始，就开始受到这种悖论的折磨，《老子》一方面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强调“道”的不可言说性，老子说“道”是“不知其名”的。但又不得不说所言说的对象为“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大”，也就是说，老子也最终无法摆脱以“言”的方式说“道”，否则无法表述自己的思想。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对语言的思考更深层次化，出现了名家惠施的语言哲学，庄子的语言哲学思想当然受其好友、著名名家代表惠子影响是很深的，对惠子在辩论过程中所总结的语言哲学思想颇有领悟，才得以形成《庄子》异常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正由于庄子吸收了时代内容，从而其语言哲学思想较老子来说更明朗、更丰富、更深刻，也是其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转向的主要原因之一，其表现为：

（一）语言具有主观性。内部言语以外部言语为基础，是对人的听觉语言、视觉语言、嗅觉语言、肢体语言等外部语言的总结和综合。大脑把信息器官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如形象、声音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推理，最后以语句的形式形成清晰的认识，即内部言语。外部言语就是说出来或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话，内部言语通过口用声音传达出来，就是外部言语。凡语言均是人用来表达一定情感和信息的符号和工具。不管内部语言还是外部语言，只要它有特定的指陈对象，就必须借用一定数量的名称和概念，名称和概念成为语言的精华和基本单位，它们构成了语言的主体，这些名词和概念也是事物之间能够彼此区分的基本手段，因而也可以说构成了事物的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说“事物在言辞中，在语言中才生存并存在起来”。[7]虽然这些名称和概念均含有一定的客观性，均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界定，能使事物之间彼此区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名词和概念就是事物的本身，因为这些名称和概念终究属于人的思维范畴，只是人的思维创造出来的用以区分具体事物的符号，是对某一对象特征的认识，均含有人的主观性，所以庄子认为“通过语言所认识和把握的道不是道的本身。质言之，是语言掩盖了道的真相，对认识道形成破坏”。[8]这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性和使用者的主观性决定的。“既然语言与道无涉，那么其认识作用和功能只能在具体事物中寻找用武之地了”，[8]所以尽力避免使用“道”这一名称去称谓这抽象的东西，恢复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语言成为庄子的重要使命，只有在具体的人和事中通过人的直觉顿悟去理解这抽象的道，这也决定了庄子使用寓言体是其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

（二）语言相对于“道”的至大性和丰富性具有片面性。庄子认为语言的主体和内容都是不确定的，任何语言都具有片面性，由于人的意识是具有片面性和主观选择性、先验性、是非性；事物带有可与不可、然与不然，表现和内在属性等两面性，所以，任何人对同一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均受到以往知识的限制、约束和指导，正是这种限制、约束和指导导致了人的思维的局限性和能力的有限性，因此每个单个体的认识只是对某一事物的某一方面和一定程度认识，这些认识在一定时空、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超越这些条件和时空就走向反面，尤其是象“道”这样一种具有“未始有封”的绝对精神，具有“虚”、“恍恍惚惚”、“无形无声”、“变动不居”特性的言说对象，它不仅具有不可捉摸性，而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适用性，既指宇宙本体，也指具体事物的特性，还指人的认识和行为方法，所以一般人是无法正确理解的，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只有以具体的例子去说明它，让普通人在具体事物中去发挥感知的作用，产生顿悟直觉。所以庄子使用寓言体行文是其最好的方式。假如说老子以及《易经》创造了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科学思想的话，那么，庄子则将这种有机自然主义科学思想应用于具体的客观对象中。所以，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思想史》中说“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有机和非机械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墨家和阴阳家（自然主义哲学家）身上。他在中古国中世纪的世界观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和稳定的表现”。[9]束景南说“这种不同于西方科学思想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主义科学思想是以庄子、周敦颐、朱熹等人为代表的”。[10]263既然“道”不可言说，不可传授，所以，语言对于“道”来说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他对语言的适用范围也进行了有效的界定，他认为“语言不能认识和触及道（包括宇宙大道和事物之虚——本体），语言认识和表述的只限于现象界——事物的外表”。[10]117所以庄子认为不能选择直接描述或者论道的行文方式，只能选择描述具体事物的方式是最好的行文方式，因而寓言首当其冲。

（三）语言相对“道”的变动不居特征来说，其变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以论道为中心，他以主观的心态、客观的视角去思考宇宙本体和人生，以“道→心→道”的哲学骨架建构起“道未始有封→去知、无是非（两行、天倪、道枢、缘督）→道通为一”的认识论模式，建构起“有待（物我相待）→待道（心斋、坐忘、守宗）→无待（无己、无功、无名）”的人生观，建立起“道（自然无为）→正（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治（复归混沌）”的政治模式，建立起“正气→正生（守宗、保始、无情）→德充”的道德观，[10]121将《老子》中形而上的宇宙、人生、社会模式转入可视、可触摸、可感知的模式，由哲学层面转入宗教神学层面，老子在其《道德经》中赋予“道”“周行而不殆”、“反者道之动”等生生不息的品质，正是由于这些品质的存在，才使新旧事物之间生生不息，循环不止，“大道”维持同类事物的共性，使新旧之间基本性质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小道”则因旧事物消亡而隐退，因新事物产生而显现，它使新事物凸显出自己的个性，从而出现许多新物种，从而也使“道”的内涵不断丰富，不断进步，要想描述这些新“道”就必须使用新语言，新手法，这迫使语言不断进步，但由于语言天生的稳定性，语言一旦形成就形成自己的变化惰性，一些过时的抽象名词无法正确描述新事物，正确表达语言主体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言不尽意”。因此，庄子尽力避免使用带有玄思性和抽象性的哲学名词，转而以具体事物论道，选择自己和别人所熟悉的故事、物质论道，当然这些故事不可以全信，如果有人把庄子所用的故事全都认定为真人真事，那简直可笑，因为庄子所用“卮言”乃类似于酒后狂言，但不管怎样，庄子使用具体的人、事、物论道则是有目共睹的，正由于庄子这种转向，庄子文中出现许多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记载，例如在《天地》篇中首次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先进的提水机械“桔槔”。在《庚桑楚》中还区分了鲁鸡和越鸡，它说“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这也是人工代孵的最早记载，还记载了用针灸火烙治疗家畜的方法。

总之，老庄之间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均以论道为其主要使命，但他们之间的行文方式则大相径庭，老子以史官之视角进行玄思性思考，而庄子则由于其生活环境、工作经历等条件的影响，天生具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情怀，以具体的所见所闻对道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悟出道的层次性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认为道是不可言传、不可接受的，只有靠在具体事物中去感悟、顿悟得道，通过对语言性质和功能的思考，认为单凭一些抽象的名词名相不可说透何为道，道的属性以及道的存在。所以他认为只有使用人所熟悉的寓言神话故事，或者创造出一些能为人所接受的故事论道才能使人容易悟道。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具体的物质说明中论道才能使不同社会的人同时信道、悟道。所以《庄子》以寓言行文的方式使其思想由哲学层面过渡到宗教神学层面，既使人容易明白“道”，同时也为人们修道、生活提供了很多具体的可行性帮助。

[1] 魏义霞.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08.

[2] 钱穆.庄老通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5

[3] 朱任飞.《庄子》神话的破译与解析 [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45.

[4] 老庄研究[M].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68.

[5] 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M].北京：中华书局, 2006：45.

[6] 徐克谦.庄子哲学新探：道、言、自由与美[M].北京：中华书局, 2006：116.

[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15.

[8] 魏义霞.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13.

[9] 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册[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12.

[10] 束景南.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