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周志忍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三题

□陈振明[厦门大学 厦门 361005]

□张成福[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周志忍[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本文作者就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陈振明提出重视对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指出，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治理与改革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而当前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变革。张成福提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必须关注“大”问题或学科的核心问题，认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有：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导向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行动问题；公共行政中多重角色之间的互动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责任实现问题等。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中，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特色，但要在我国当前体制及现实状况下来研究具体问题。周志忍就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着重指出几点：研究的问题导向性；研究综述的写作；研究范围的确定；善于观察，联系实际，避免学术研究走极端。

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研究

一、重视对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

从理论上看，政府治理与改革是公共管理学的核心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就是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研究。而从实践上看，改革是政府管理的永恒主题。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有效地履行职能，政府自身总是处于不断的改革与变化之中。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政府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波及全球的巨大浪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转轨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治理与改革都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并逐步形成不同的模式。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往往被描述为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这场改革使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光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图景，它突破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以企业精神再造公共部门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路径。

其实，即使在西方，也没有统一的治理及改革模式。着眼于改革内容，西方政府治理有多种模式，例如，英国学者E·费利耶划分出四种治理模式：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和公共服务取向模式；皮特斯提出四种治理模式，即市场化政府模式、参与型政府模式、灵活性政府模式、解除规制政府模式。

就区域而言，当代西方形成了如下几种有典型意义的政府治理模式：一是英国或英联邦国家模式，即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二是北美模式，主要包括美国的“企业化政府”或“政府再造”运动为主和加拿大的公共服务改革（或更准确地说，美国和加拿大有各自不同的模式，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三是欧洲大陆模式，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行政现代化运动；四是北欧模式，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政府改革尤其是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在西方（地域意义上的）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治理也处于变革之中，并且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有区域与国家特色的治理类型及其模式。较有典型意义的有：东欧模式——前苏东地区尤其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制转轨与改革；拉美模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的治理改革（尤其是近十年摆脱“拉美陷阱”的努力）；东亚（及东南亚）模式——以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南亚模式——以印度和不丹为代表等等。

“治理”或“公共治理”是当下流行的术语。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通过对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各国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于公共服务的结果取向、倾向公共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责任分散的治理手段来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

国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实践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发展。政府治理与改革理论也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共同关注。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既有学者借助公共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等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对公共部门加以深入的分析，用市场理念和市场机制重塑政府管理体制和过程；也有学者以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托，强调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关注公共精神的实现。不同的研究路径推动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结构的重塑和理论重心的转移，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无论是理论进展还是实践变迁，国外的公共治理体系和政府改革模式都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研究素材和实践的经验教训借鉴。

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反复强调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改革和治理方面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等新理念和战略的提出，为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我国公共治理理念已经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到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温家宝总理指出：“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重视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200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最近，胡锦涛在今年2月1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实际上，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意味着我国的政府改革要以社会的公共需求作为内在的规定性，以更为柔性化、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公共治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市场经济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面，复杂的分工、交易系统促进了经济生活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种情况扩展了社会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财政资源稀缺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公共治理体系的建设，通过不同治理结构和特定管理自主权的结合，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并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和2008年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及行政体制改革。经过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逐步规范，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积极成效，行政效能显著提高，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持，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与改革模式。而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与改革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在“大部制”改革以及决策、执行与监督的协调、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间关系调整与权力下放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改革出现了许多创新尝试，形成了不同的改革模式，如深圳模式、顺德模式、晋江模式、富阳的专委会模式、神木、吴起的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实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探索等。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虽起步时间不长，却已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举世公认的成就。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如何运用市场的方法来管理公共事务及经济社会事务，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急需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必须跟踪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前沿，探讨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约束条件、激励机制、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政府治理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治理与改革的重点层面、突破口和推进方式，国内外政府治理与改革创新的经验（以及不同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政府能力与执行力建设，治理与改革的公共性与合法性，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组织人事制度改革与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治理与改革中的公民参与，国家与民主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有助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使两者的结合更加紧密、相得益彰。由于传统的政府理论往往注重从应然的角度对政府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却忽视了实然角度的经验研究，容易产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政府治理与改革理论的研究应更加关注治理与改革实践的实然层面。通过对政府管理实践的细致考察，使公共行政的应然层面趋向明显。反过来可以对政府改革与治理的实践起着导向作用。而政府治理与改革现实的发展，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系和实验地，促进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二、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大”问题

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必须关注“大”问题或学科的核心问题。粗略地说，构成“大”问题有这么几个标准：一是千百年来长期备受关注、备受思考的问题；二是大问题是单一学科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三是反映时代精神，是时代重大实践问题的回应。我认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有：

（一）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问题

公民、公民资格、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公民应该如何定位？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公民视为顾客，新公共服务理论将之视为“主人”。我国将公民视为国家的主人。公民是公共行政的主体还是其他？那么在公共行政中，公民到底是什么角色?在中国特色环境下，公民角色应如何发挥？如果公民是位精神病人，那他还是不是主人以及如何作主人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正在转型：由臣民——准公民——公民转变的过程。如何培养积极的公民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问题。

有学生问我政治意义和行政意义上的公民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政治上的“公民”和行政上的“公民”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各个学科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公共行政对公民的研究更注重公民的角色如何发挥。按照OECD的标准，积极公民培养与角色发挥，即是做知情的公民、代表的公民、协商的公民、参与的公民、自治的公民。

周志忍教授则说：我国公民角色在改变，传统的研究注重政治领域、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研究。传统的代议制存在风险，因此需要公民自己参与公共事务。在我国应该称作“准公民”，因为我们的“公民”与西方国家的公民在权利上存在差异。当前我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顺行政权力。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是严重扭曲的，最明显的就是权责的不一致性。中国行政中最重要的是体制的梳理及权责的一致，要在行政上集权以提高效率和执行力，但在政治上是民主。而中国现有状况是运用行政上的民主来弥补政治上的不民主，这就导致了实际运行中更加的扭曲。

还有学生提出如何实现从臣民到公民的过渡这样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对于公民的培养，“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公民”，我们要通过何种制度设计可以使公民的参与达到我们的预期。例如，知情的公民，我们如何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如何定义知情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知情与隐私之间的界限。当今我国的许多问题，已经超越了倡导的阶段，而是进入了如何落实的阶段。

（二）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导向问题

目前，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是否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到底是什么，应当如何加以界定。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界在哪，是否有明确的分界加以划分。其实，对公共利益的研究并不是要严格划清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是如果公共行政中真正存在所谓的“公共利益”，那么应当如何通过良好的行政实践加以体现，即公共行政应如何发挥作用去实现公共利益。

（三）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行动问题

早期的公共行政研究的是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操纵，而现在的公共行政强调的是集体的行动，而非组织内部的操作或操纵。由于当今公共事务的复杂化、客观环境的动荡性，单一的组织是无法完成这些事务的处理工作的，使得公共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组织的行动，因此需要集体的行动，进而形成一个“行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多重角色，从横向看，要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传统公共行政中往往忽视对立法和司法部门的研究，在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研究中，往往会忽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从纵向看，公共行政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这些不同的角色应如何发挥作用？公共行动网络应当如何加以构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公共行政中多重角色之间的互动问题

多元行动者所构成公共行政活动中，多重角色如何进行互动，互动的基础是什么，互动的正当程序是什么，互动机制要如何构建，互动的边界是什么，各个多元行动主体又是如何与“公民社会”进行互动的。有同学提出了关于中国公共行政网络及其主体研究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别人的框架来分析我们的问题，西方不一定就是标准参照系。我国的政治和行政环境与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必须要重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优势之一。周志忍教授补充说：历史就是个平行四边形，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产物，在我国，很多重大决策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决定，而政府是执行决策，党的作用不可忽视。

（五）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责任实现问题

总的来说，公共行政的研究可以概括为“道、法、术”。“道”是指公共行政价值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否存在一套普适性的价值标准）、公共行政方法论（公共行政有没有自己的特定研究方法）、公共行政知识论（公共行政的知识来源于实践；公共行政的知识是什么类型的，是科学还是艺术，或者是其他；关键问题是公共行政的知识如何应用，注意知识的应用环境问题）。“法”是指一系列法律、政策和制度（尤其要重视基础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关注针对现实问题的“政策工具”选择。“术”是指相应的管理方法、手段及工具的研究，尤其是寻求正确的治理工具。有同学问我，公共行政的研究中，除了“道”、“法”、“术”，是否可以再加“势”（即公共行政研究应该以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为背景）的问题，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中，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特色，但要在我国当前体制及现实状况下来研究具体问题。研究者在看问题时心态要好，要积极探讨，中立客观、冷静分析、理性对话。

三、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公共管理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创新必须要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习，真正学到的知识是一种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忘掉的是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积淀下来终身受用的是对事物从不同视角的解读和研究思路。在当代，各学科交叉融合，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要有意识的培养对于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是学会运用数学、统计学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关于理论创新，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要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写好研究综述，评价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找到目前研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在研究方法的欠缺等找到问题，然后设计框架，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才会对学术界有所贡献。

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首先要解决研究思路和方法问题。公共管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过程或程序包括找出问题、确定研究视角、选择工具、概念化操作化、确立指标、收集数据以及量化分析。研究思路如下图所示：

我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一）研究的问题导向性

现实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学术研究价值。某些重大的、有影响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弊端并不能构成学术问题，对社会弊端的陈述也并非研究综述。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社会现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构成对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的社会背景而存在。所以现实问题与学术研究问题往往不能单纯的划等号。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要从现有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寻找，阅读大量的文献是最底层意义上的首要工作，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要对学术有所贡献必须要大量阅读、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整合文献成果的基础上，找出现有研究成果中缺失、不足或偏颇的理论切入点，选择研究视角，理清研究思路。问题意识的自觉性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增加知识的储备，另一方面要学习别人是怎么提问题的，怎么梳理、评价和逻辑推理。

（二）研究综述的写作

在做文献综述时按照主题（By Themes）来对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同时你所分析的重点要放在与主题相关性高的文献上，广泛收录，深入细化。在文献分析中，需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文献分析不仅仅是按照现有研究的时间顺序对作者与书名进行简单罗列，而是要以研究主题为线索，进行主题梳理（如概念、意义、论题分类、实践应用……）；其次，文献述评中切忌使用“现有研究不系统、不深入”这样的说法，系统性是在引入介绍新领域时就可能达到的，除非所研究的领域真正是一项空白，否则几乎所有研究本身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几乎所有学科都欠缺深入的研究，研究都是有待深入的，因此，这样的综述没有意义；此外，文献综述的写作切忌仅从二手资料获得相应的观点，而不去查阅原文；最后，文献综述的内容要与自己研究的主题具有高度相关性，评价文献综述的好坏也要看文献梳理与主题的相关度高不高。

（三）研究范围的确定

研究范围一共分为大致三种：大题大作（例如，韦伯的《官僚制》、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大题小作（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小题大做。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经历了30年的发展，面上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把小的问题搞清楚了，大问题才能搞清楚。找到一个小的视角或主题进行深入分析）。而前两种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并且需要相当的天赋才能完成，而对于大部分研究生而言提倡小题大做，深入研究。在回答大问题之前，要先把小问题搞清楚才可以。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从小题做起。

学术共同体也有“白领与蓝领”之分，第一种模式非大家而不能胜任，第二种模式是目前处于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能力达不到的。至于后一种是大多数学生通过努力可以作的。从“蓝领”到“白领”的过渡也是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否则搞学术就成了一种“奢侈品”。

（四）善于观察，联系实际，避免学术研究走极端

学术研究要注重观察，充分运用观察力和判断力，同时发挥自己的联想能力，将理论、国际经验、报纸上的案例及日常所看到的事情结合起来，任选一个点，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思维，多思考，多问为什么。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加大信息摄入量。

做研究是要立足国情，做一个心怀民族与国家的学者。学术研究要依据中国当前的现实，国外一些理论，其实是解释不了中国问题的，生搬硬套，说严重的话是“误国误民”。如国外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并不适用于我国，做研究的时候要注意结合国情，进行本土转化。

另外，有同学问我关于如何看待近五年来“绩效评估”相关主题研究“井喷式”发展现状的个人看法。我简要说三点：首先，绩效评估需要一个稳定的体系，即指标体系要稳定、评估结果要稳定，但中国的体系是十分不稳定的，因此对于中国现有的绩效评估体系来说并没有“改进”可言，只有保持规范稳定状态，而非赶时髦，纵向对比持续改进的绩效评估实务才能有所进步；其次，绩效评估需要一个指标体系，但是中国现有的指标体系太多，各个地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甚至每一任领导都要搞出一套测评体系，造成当前我国绩效评估的泛滥，其中更是缺乏中国本土化的指标体系。第三，中国的绩效评估研究处于一个“过热”的环境中，什么主题新颖，什么话题热，大家就一窝蜂的涌上去做研究，这并不利于其研究的深入发展。

Three Subjects of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innovation

CHENG Zhen-m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ZHANG Cheng-f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ZHOU Zhi-re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This paper expounds several viewpoints on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innov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Chen Zhengmin proposed to put emphasis on innov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He pointed out that foreign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ave been changed deeply and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theoretic modes have formed.However, many problems in our country’s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reform are urgent to be solved.Especially, with the graduate maturity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running ways and concepts have changed deeply, which ask for establishing a new public management system in adapt to needs of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reform.Zhang Chengfu presented that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focus on “big” problems or core question.The “big” problem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re: the roles of citizens; the public benefit orientation; the public actions; the interaction among multi-roles; the public responsibility, etc.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eory innovation, researches can be carried out by comparing different country’s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ur country’s system and practical status.Zhou Zhiren pointed several key points on public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y form: orientation of research problems; writing of research review; confirmation of research scope; and observing and combining practice to prevent the academic research from going to extremes.

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innovation; research

D035-3

A

1008-8105(2011)02-0001-05

2011−04−20

本文受“厦门大学985工程”“公共管理”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文稿主要来自于三位作者在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一次“公共事务论坛”上的发言及会后的交流。感谢研究生刘祺对张成福教授和周志忍教授发言做记录及初步整理）.

陈振明（1959−）男，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张成福（1963-）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周志忍（1954-）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 范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