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佳

董仲舒吸取了先秦道、法、阴阳家中有利于集权统治需要的思想成分，提出了为封建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与合理性而辩护的“三纲五常”思想，这种思想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种界定明确的社会伦理关系。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阳尊阴卑，贵阳贱阴”思想，认为作为“阴”的臣子妇必须无条件服从作为“阳”的君父夫。“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评判标准。三纲和五常的结合，形成了一体化的严整的道德体系，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从文化深层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从而成为封建道德的总原则。[1]李宗桂教授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定型期。[2]24笔者认为，“三纲五常”思想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具有极大的文化功能。文化功能也称文化价值，是指文化对社会、群体或个人等不同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正、负向功能，“三纲五常”思想也不例外，其文化的正向功能可以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与整合，负向功能则是打破这种均衡与整合。

一、“三纲五常”思想的正向文化功能

（一）文化整合功能

文化整合功能是指将不同的文化调和、吸收和融化，从而趋于一体化过程的功能。它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三种形式。

一是价值整合。价值观念的统一，使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对社会现象是非美丑的一致性的评价标准。[3]56“三纲五常”思想整合了当时社会多元的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形成了统一的价值系统，实现了价值整合：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每个学派都创立了其独特的价值系统：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原则；道家心不逐于物、清净无为的价值原则；法家强调严刑峻法的价值原则等。没有统一的价值系统，因而无从在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方面沟通。[1]“三纲五常”思想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的伦理生活提供了一套缜密的价值标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和理想人格，促进了统一思想、统一文化和统一国家的形成，实现了文化的高度整合。

二是规范整合。规范受价值观念的支配，规范必须与统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才能达到社会实效。道德、法律及规章制度等规范的系统化和协调一致，才能使个人行为、群体行为和整个社会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社会秩序的维系才有保障。[3]56老子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孟子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治国理想，这些意识形态都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即君王的统治需要不相符合，因此都无法实现。“三纲五常”思想与政治文化相契合而获得统治者青睐，得到强制的自上而下的全面实施，形成系统规范的家庭制度和政治制度，严格控制和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为，对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团结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是结构整合。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要素、不同层次组合起来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其中各要素、层次都有自己的功能，只有通过统一的文化整合，才能实现各要素和层次之间的功能互补，使整个社会结构的功能达到协调一致。[3]56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覆盖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伦理道德规范等层面，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严密、协调的功能体系，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全面作用。同时，政治强制与道德教化的完美结合规范着不同社会角色的思想与行为，有利于调节君民关系、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等各种关系，使人民安于统治，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稳步发展。

（二）文化导向功能

文化导向功能指通过价值引导使社会成员向设定的预期方向共同前进，达成社会行为的一致性，引导社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与进步。

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实行以德治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将仁爱思想推己及人。孔孟的治国方略不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因而得不到实施。董仲舒集儒学大成，面对社会现实，阐发出以“三纲五常”思想为核心的、崭新的认识理念与治国方略。“三纲五常”思想作为主流价值观得到自上而下全面施行，牢牢控制人民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家国同构是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首要特征。[2]63可以说，“三纲五常”思想是《大学》“八条目”的具体化。国家家族化、家族政治化，宗法体系的完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纽带。董仲舒将先秦儒家的学理范式实证化了，把思想、观念变成了政治实践行为，完成了由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到实践化的政治指向的完美转变。儒学的地位得到空前地提高，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儒学的文化导向价值。

（三）文化传播功能

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是指思想观念、经验技艺和其他文化特质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地传到另一地的过程。

“三纲五常”思想自汉代以后，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利用，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两千多年，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朱熹鼓吹君主权利至高无上，他的学术思想强化了“三纲五常”，成为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善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愈发加强都是“三纲五常”思想不断扩散、巩固的结果。三纲的外在规范与五常的内在修养相结合、儒学与政治相交融，这种独到的表达方式最大的功能是建立了汉代以后的文化模式：即重视等级制度、注重人伦孝悌，浓厚的家族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价值评判标准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继承与发扬。我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国人历来强调整体和谐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中的仁爱孝悌、见利思义、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都是其血脉延伸。可以说，“三纲五常”思想是兼具社会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一种文化力量，体现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二、“三纲五常”思想的负向文化功能

（一）文化滞后

侯力教授指出：“文化滞后又称‘文化堕距’，它指的是在一个社会中，作为制度和观念的精神文化的发展一般会落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这种滞后的文化部分对社会整体所发挥的动能是一种非整合的负向功能。”[3]57事实上，“三纲五常”思想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滞后。

“三纲五常”思想在当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这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小农经济的盛行，封建集权的政治经济要求，必须要有与之相符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董仲舒在先秦基本的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中提取父子、君臣、夫妇三伦，也将五伦规定的双向义务变为三伦强制的单向服从，再加以“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建构起一种政治伦理化思想体系，规范、制约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三纲五常”思想对于稳定封建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起到了不可抹煞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它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滞后现象。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衰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三纲五常逐渐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动力量，对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就明显表现出来。[4]物质文化发展速度较快，制度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滞后部分破坏了整个社会体系的均衡。对整个文化来说，发挥的是反向的、非整合功能。新经济基础下的“三纲五常”思想已不能顺应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了。如今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一些封建纲常伦理仍影响着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体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例如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农村，家庭生活中的夫贵妻贱、愚孝愚忠现象，保守陈旧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消极因素与开放性的市场经济相悖，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文化堕距所引发的负面影响表露无遗。

（二）反文化

“三纲五常”思想的反文化即其消极作用表现在：首先，系统失衡。“三纲五常”思想维系专制统治，大力鼓吹君权至上，忽视人民的权力与地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者、贵族、官僚、地主阶级利用这套理论麻痹人民的思想，对农民阶级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往往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局面。农民阶级不堪忍受无尽的压榨与折磨，为了生存走上了起义反抗之路。历代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便是“三纲五常”思想统治下“重君轻民”，社会系统失衡所带来严重后果的有力例证。其次，限制发展。君主至上地位的赋予使君主权力膨胀，肆意而为，淡漠客观条件和自然规律，导致特殊时期的朝代更迭频繁，造成极大的社会弊端。“三纲五常”思想以“天人感应论”为理论基础，使中国人民的头脑长期禁锢于神权政治之中，丧失独立的人格。天道观之下，统治阶级重视神道教化，愚弄老百姓。轻视自然事物的认知、开发和利用，科学发展经年滞后。三纲要求臣子妻对君父夫无条件的顺从，麻痹和奴化人性，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加强社会的不平等。封建的男尊女卑、愚忠愚孝思想，重男轻女的倾向，严重阻碍了人独立本体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 李宗桂.董仲舒道德论的文化剖析[J].孔子研究, 1991（3）：58-65.

[2] 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3] 侯力, 左伟清.新编社会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4] 曾黎.浅论三纲五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J].南都学坛, 1994（5）：8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