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春辉，周若清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近代湖湘众多精英中，章士钊是一个另类，在治乱循环、内斗不断的近代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却像一个游走其间、从容有余的高士。如果置身于二元化臧否人物语境里，则很难找到合适他的位置：激进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革命者、报人、政论家、教育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这其中他所扮演过的每一个角色，在近代中国晦暗的天空里，都留下过炫目的色彩；哪一面都是他，哪一面又都不是他。

名士之说最早见于《礼记·月令》“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庄子在《人间世》中倡导的世间异人：不事产业，功成不居，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大抵就是讲的这种人：他们中如章士钊者，深谙乱世安身立命之道，却又才情兼备，不拘小节，倜傥风流，在学问、思想、官场、欢场之间进退自如。他不是君子，那也不是一个君子能从容生存的时代；他以特有的名士特质和气度，在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

一

是真名士自风流。真名士以自己思考的力度行走在喧嚣的尘世中，幸免于历史无情的荡涤间。章士钊是能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痕迹的极少数思想家、理论家之一。章士钊22岁任《苏报》主笔，力推邹容、章太炎，使《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成为广为传诵的名篇，“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成为流行语汇；此后参加中国内地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初游学东瀛，后经日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从1910年起担任北京《帝国日报》的海外通讯员。其时国内一方面是反清革命形势波澜壮阔，另一方面立宪思潮汹涌澎湃，开国会、立宪之议已成全国性热潮，章士钊以秋桐为笔名，撰写了《论葡萄牙革命》、《国会万能说》、《论中国政党内阁应当时发生》、《论吾国当急新闻托拉斯》、《何谓政党》等大量文章，评论国内政治，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重点是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与原则，成为中国早期政党政治的启蒙者。辛亥后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后另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以更大的热情注视着民主政治运作过程，批判偏离正轨的各种现象，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论家之一。

袁伟时先生评价章士钊同时代的思想家曾经说道：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袁伟时未刊稿：《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确实，他所阐述的政治理论及学说，包括政党学说、责任内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等思想，以当下角度视之大多属常识范围，但在当时中国却是最新颖、最完整、最系统的政治理论。从民初宋教仁致力于议会政治的实践和黄兴关于党德、党纲、政党政治的各种演说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章士钊的影子。毋庸讳言，他的思想中有太多理想化的成分，他笃信中庸之道，认为为政之根本在“不好同恶异”，提倡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互相监督，取长补短。辛亥后刚回国，章士钊便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上连载《政党组织案》提出毁党造党主张，并表示“愿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各党领袖人物，使将所有政党之阻碍摧陷而廓清之，重筑政党于新基础之上”。[1]政治力量组合成为党派，只能基于不同的立场与方向，在各种博弈中因势利导，水到渠成，不可能凭一个人的“三寸不烂之舌”整齐划分疆界，从这个角度看，这便是天真得近乎可爱的书生之见了！他一生多变，早年力主采行列强之政治制度如议会、内阁、总统、联邦等，20年代以后，提倡农业立国，猛烈抨击由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的以民主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

作为政论家章士钊能影响宋教仁、黄兴等当时中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做教授也是冠绝一时。1917年前后蔡元培邀章士钊到北大哲学系任教，主讲逻辑学，一时盛况空前。据顾颉刚回忆当时情景，“课室太小，听讲者太多，至数人合坐一椅，尚不能容，有在窗外旁听者，以是将易巨室讲授。章先生教授重理论，不重形式，加以现在教员皆不编讲义，尤得随意发挥”。（见于《学习》总20期，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30年代章士钊成为全国一等一的大律师，为陈独秀、彭述之的辩护轰动一时，时人评之“有古义士之风”，其辩护词被当时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等多所高校选为法律系教材。

章士钊是大学问家。他天资聪颖，少时随兄熟读儒家经典，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此后辗转武昌、南京、上海求学，24岁主笔《苏报》、翻译《三十三年之梦》，以其犀利的文笔、激进的主张暴得大名，此后多次游学东瀛、欧洲，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从1907年写成《初等国文典》起，无论是作为报人、政论家，还是总长、大律师，章士钊一辈子都没有放下过学术研究。即便是到了1965年，因语涉郭沫若，各大报刊杂志均不愿发表高二适（章士钊的学生）《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章士钊为此专门向毛泽东写信求援，此后该文得以在《光明日报》、《文物》上发表，这也是整个60年代罕见的纯粹按学术讨论调子进行的一场论争。章士钊一生著述丰富，尤以《逻辑指要》与《柳文指要》最富代表性，其学术造诣达到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逻辑指要》初成于抗战期间的重庆，该书“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运用西方形式逻辑的框架，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的逻辑思想，用确凿的史料驳斥了中国无逻辑的偏见谬论。当时蒋介石极为看重此书，还一度邀请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讲授该书内容。建国后，对逻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毛泽东也“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读完了《逻辑指要》并给与很高的评价，1961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毛泽东点名将《逻辑指要》列为其中一种。

从十四岁离家到长沙城内求学购买永州刻的《柳宗元文集》开始，章士钊一生钻研柳文，情趣至老不衰；机缘巧合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尤深的毛泽东对柳宗元也是情有独钟。从1961年开始80高龄的章士钊开始《柳文指要》的写作，据章含之《十年风雨情》一文回忆，期间毛泽东逐字逐句校阅修正了这部长达100万字、用文言文写成的巨作。1971年，《柳文指要》正式出版，所用纸张与字号均与《毛泽东选集》相同，是为“文革”期间出版的有关古代文化的书籍之一，另一本便是郭沫若的应景之作《李白与杜甫》。

二

张鸣先生称章士钊为“顺人”：办《苏报》惹出事来，明明他是主编，进监狱的却是邹容和章太炎；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淮军名将吴长庆之子）掌上明吴弱男当说客邀他加盟同盟会，却当成了他夫人；无论办杂志，办学校还是做官僚，章士钊都带着贵族气，军阀、政客、革命党甚至青红帮，都对他高看一眼，给官，给面子，给大头（光洋）；请饭，请花酒，请留洋（欧洲）。欧洲游学费用昂贵，章士钊可以一去就是若干次，一呆若干年，还带着家眷、仆人，而且据说还拥有整屋子的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陈西滢语）。[2]

“顺人”说的是章士钊的性情。他有着湖南人的硬气，赞赏“扎硬寨，打死仗”的坚忍不拔态度，虽不认同曾、左维护清廷的价值取向，但欣赏他们做事的态度。他“夙爱诵曾文正公‘扎硬寨、打死仗’两语，……所难者处至贫极贱之时而无忧患心、营逐心，则非素有定力者不能，直须铁铮铮竖起脊梁”；[3]590他的人生中，很多时候也有着勇猛强悍、桀骜不驯、好胜尚气的一面。在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任上，面对举国痛斥、四面楚歌，他依然辩解“人生者，竞争也，人生逻辑所悬之境，非经苦战奋斗，决不能几。世有扎硬寨、打死仗而不得者乎？未之闻也”；[3]631从主笔《苏报》开始，他考察中西，评点时政，抨击邪佞，虎虎生威。书生气发作时他与时代格格不入，谁都不认，跟左派右派、西学国学都保持距离。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大家都轰轰烈烈闹革命，章士钊却拒绝加入同盟会；辛亥后政党蜂起，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鼓吹“毁党造党”。他有着那个时代精英士人独有的硬气与“虎气”，但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在文风、性格等方面均表现出温和的态势，保持谦谦君子面带微笑的从容和镇定，有着折冲樽俎、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猴气”，世故起来比谁都会来事，即便就食于权势者门下为众多貌似高贵者诟病，也不见摇尾乞怜的下作之态。夏双刃先生曾说，章为百年来罕见之人物，其优游各派之间，章太炎、张继、邹容、黄兴、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吴稚晖、张学良、蒋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近代中国史上熠熠生辉却又归属不同阵营的大人物或互为盟友，或互为对手，甚至相互间不共戴天，章士钊却能优游各派之间，皆为座上宾，与谁都能把酒言欢，其胸中秘辛不可以寻常计。将其比之苏秦张仪，非以口舌逞快；比之吕布侯景，非以背主自肥；比之冯谖毛遂，亦非以建策见长。[4]他与人相处，坚持“无争”的原则，追求“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之境。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言，“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后谇。吾答或问；吾持以论交之惟一武器，在‘无争’二字”。[5]149

激进是因为勇气和无畏，温和是因为屡屡挫折之后的圆通。在固守与通变、求真与务虚、独立与参与、浪漫与现实之间，章士钊从容进退，靠的是天性的机灵，参透中国历史与现实，领悟传统中庸之道精髓的智慧与狡黠。章士钊不是君子，因为他所处的不是一个君子所能生存的时代。他是名士，率真质朴，旷逸洒脱，少有羁绊，体现在对待朋友、金钱、女人的态度。章士钊名士本色，仗义之名天下皆知。他自己常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以其所为，义也”。他一辈子都没存款，但也从不缺钱。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给了比他更需要的人。大汉奸梁鸿志与章士钊在段祺瑞政府时同为僚属，因由文墨诗词的共同爱好，两人交往极深；抗战胜利后梁鸿志以叛国投敌、参与伪维新政府等多项罪名被送上法庭，章士钊为其义务辩护后仍被判为死刑；建国后梁鸿志遗腹女高考落榜，章士钊便把她留在身边近十年，直到最后由周恩来关照在上海安排工作。章士钊比毛泽东大12岁，两人的情谊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据传杨昌济考虑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便力劝杨昌济促成此事，说这个年轻人有帝王之相，此种姑妄之言，当然只能作姑妄之听，但章士钊会识人，大抵是没错的。1920年，毛泽东因革命事业急需用钱，携杨昌济亲笔信前往上海找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在致章士钊的信中杨昌济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6]388章士钊即筹集2万银元交给毛泽东。有感于此，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生活上的困难。

在建国后的民国“遗老”中，毛泽东与章士钊保持着最好的私交。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既有对早年章士钊帮助、激赏的感激之情，作为与老丈人杨昌济同时代的乡贤、前辈，很多事情上毛泽东对章士钊更是有着异乎常人的宽容、理解，对其关照也超过了其他政要。建国后，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很多人都请章士钊帮忙，包括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溥仪七叔载涛、妹妹金韫颖，章士钊积极出面相帮，对此毛泽东说，“秋桐风雅之人，行风雅之事!”，尽可能不拂了他的面子。“文革”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于是致信毛泽东坦率直言，提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毛泽东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非常情势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的劝告，但能到此为止，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特例了。

是名士，必风流。大才子章士钊的一生，自是免不了和各色女人演绎一出出喜剧、悲剧、甚至闹剧。1904年11月，章士钊因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事件被捕，出狱后即与当时上海欢场有“诗妓”之誉的李苹香交往密切，将其比作明代的李香君，自己则是侯方域，还专门为其作传略，并请李叔同作序。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与一个大佐夫人恋爱差点引发决斗，此后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吴弱男作为说客劝章士钊加入同盟会，一来二去，却为章士钊名士气质所动，后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按说婚后的章士钊应该有所收敛才对，可是刚到巴黎的他便忍不住要与一帮友人参观妓院，并写下《观娼感念》，公开发表于吴稚晖主编的《新世纪》周刊。1919年归国后，章士钊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本是青楼女子的奚翠贞，公开与奚同住；此后章士钊政治上接连摔跟头，失势赋闲回到上海的他更是放浪形骸；然而章士钊仍不消停，40年代初62岁的章士钊经杜月笙的推荐又纳程砚秋入室弟子，26岁的殷德珍为妾。

三

与章士钊同时代的人中，很多人仰慕、佩服他。徐志摩称章士钊为值得敬重的敌人，“我对于孤桐一向就存十二分的敬意的，虽则明知在思想上他与我——如其我配与他对称一次——完全不是同道的。我敬仰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合格的敌人。假如我的祈祷有效力时,我第一就希望《甲寅周刊》所代表的精神‘亿万斯年’!”[7]227章士钊也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同时也不讳言章士钊“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8]117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更多是轻视，如鲁迅视他为仇雠，听见章士钊的名字就摇头，在《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纪念刘和珍君》里，用火一样愤怒的语言斥责了章士钊是一只必须穷追猛打的“落水狗”；一些人钱钟书等看不起他，认为他治学“满纸荒唐言”，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摹仿吞剥，陋弱可哂。

真实的社会化人格，是丰富的、复杂的，也是多面的，横看成岭，侧看成峰，此时天使与圣贤，彼时魔鬼与奸邪，历史才变得更加真实、生动、有趣。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崇敬也好，鄙视也罢，章士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世纪的风吹雨打之后，正如上海福寿园内的章士钊雕像，左手抚树、右手扪胸，目光中含着锋芒，背靠一棵枝叶零落、饱经沧桑然而树干挺直的梧桐树，孤高，清癯。

[1] 行严.政党组织案[N].民立报, 1912-07-15（1）.

[2] 张鸣.顺人章士钊[M]//历史坏脾气,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3] 章士钊.章士钊全集：卷 5[M].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

[4] 夏双刃.史不语：章士钊实事求是[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ca6a2d0100fi04.html

[5] 章士钊.与黄克强交往始末[M]//辛亥革命回忆录（二）.北京：中华书局, 1962.

[6]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M]//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7] 徐志摩.守旧与“玩”旧[M]//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1935.

[8]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M]//章士钊全集：卷 7.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