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惠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辛亥革命是中国摆脱中世纪的愚昧状态，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时期，其间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具有政治与思想上的启蒙意义。在现代文学领域，作家在记录“辛亥革命”之时，也全面挖掘了“辛亥革命”所特有的话语潜力，使之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蜕变为一种文学想象，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是怎样被叙述，怎样被建构以及现代文学怎样利用辛亥革命，至今仍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鲁迅是现代文学中的集大成者，对其创作中的辛亥革命进行研究，可起到窥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一

有关辛亥革命的题材在鲁迅的杂文中曾反复出现。对此情况，我们进行量化统计，结果表明：第一，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出现频率较高，非常丰富，这就犹如许多照相底片，各有不同，但任何一张底片都能如实地反映出其他底片无法展现的内容;第二，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鲁迅用杂文来叙述辛亥革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杂忆》与《忽然想到》等文中，鲁迅把辛亥革命当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进行解读与评价，而另一些杂文中的辛亥革命又被转化为修辞化的词语，例如《革命时代的文学》与《无声的中国》等作品中的“辛亥革命”以及“民元革命”，同时一些带有辛亥革命色彩的词语也常会出现在杂文中，比如《铲共大观》、《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迎头经》、《透底》、《重三感旧》、《迎神和咬人》、《洋服的没落》、《病后杂谈》等杂文中的“五色旗”、“排满色彩”、“辫子”、“革命党”、“三民主义”、“马褂”、“袍子”等。总之，鲁迅用杂文来叙述与评价辛亥革命的方式是相当丰富与复杂的，因为鲁迅不可能完全跨越其创作时的时代语境，那么他笔下的辛亥革命这一事件的话语意义，就不可能局限于其固有的历史内涵，相反会成为鲁迅来反思过往，审视现实的契机，具备着现实批判意义。

鲁迅用杂文来评价与叙述辛亥革命之时，也建构了作家自己的辛亥革命想象。但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却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解决的冲突：一方面几乎全盘性地去批判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但另一方面却从情感与道德立场肯定辛亥革命中某些积极的因素。因而在讨论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就要区分两个层次：客观的、理性的层次和主观的、情感的层次。

(一)客观的、理性的层次

在鲁迅的杂文中，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因为它除了在形式上更改了官衔，消灭了封建社会的一些标志之外，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革，相反却暴露了中国人的痼疾，甚至“把中国社会的恶势力从它传统构架的束缚中释放出来”［8］209。首先，从革命性质来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排满革命，而是以“排满”为切入口，来完成对于现代理想中的政治秩序与民族关系的重构。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指出辛亥革命是排满革命，具有“民族复仇主义”。而鲁迅却否定了辛亥革命的“排满”学说，“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1］220，“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4］224。当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大多曾留学日本，目睹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所以把日本之所以强盛，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所以与西欧列强抗争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向西方学习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相当地薄弱，所以革命者不得不借助“排满”力量，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那时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1］221。

而从革命价值来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只是枉然失了一条辫子”。例如在《突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3］16。辛亥革命的价值，让中国的支配权从一个社会集团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手上，“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7］75。形式上虽然号称革命，而在实质上则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根本没有成功，封建统治秩序始终未被打破，中国黑暗依旧，就像在《失掉的好地狱》里面，“人类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而地狱里面，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2］209。同时，从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未被民众接受，并产生了阿Q式的革命者。例如在《来了》中，鲁迅记载着辛亥革命来临之时，普通民众的反应，“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人逃到乡下，乡下人逃到城市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1］348。辛亥革命来临之时，城里人逃到乡下，乡下人逃到城市里，这反映出当时普通民众的恐慌。这种恐慌表明民众根本没有理解辛亥革命，那就谈不上接受了。并且在这种恐慌中，出现了阿Q式的革命者，“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3］379。

(二)主观的、情感的层次

在杂文里，鲁迅用历史理性的眼光来剖析辛亥革命，但是在剖析的过程中，作家仍回避不了自己主观情感的影响，从而情理兼收，相得益彰。在杂文中，鲁迅因辛亥革命所迸发出的感情相当复杂，可从辛亥革命本身以及革命者来进行分析。对于辛亥革命，鲁迅是失望的，“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4］455。鲁迅的失望与颓唐，表明在国家方面，辛亥革命是失败的，未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在他个人方面，鲁迅曾加浙学会与光复会之时的那股时代激情以及改造社会的努力已经落空。极度失望的情绪一直侵袭着鲁迅，例如在他的许多杂文中常会出现带有辛亥革命色彩的词语，像“民元革命”、“五色旗”、“三民主义”等。这些词在文中主要是起到反讽与自嘲的效果，但是它们就像是纸老虎，一旦被戳破，却只有凄凉而已。

针对革命者，鲁迅也是十分矛盾的。首先，鲁迅非常尊敬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例如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写道“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的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7］293。并且在《战士与苍蝇》与《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鲁迅肯定了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其次，鲁迅相当同情那些因辛亥革命而牺牲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要么成为傀儡，要么被人遗忘。许多革命者生前被人冷落，被人残杀，但在革命成功后，他们成为民众的偶像，被当做神来供奉着，那么此时他就成为傀儡，例如《补白》中就记载着革命党人陶成章被人暗杀，他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大受痛苦，但是革命兴旺之时，不仅他的父亲被人尊为老太爷，他也被当做神供奉在祠堂里面，“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就有五百人”［3］102。但是另一些革命者却早已被人遗忘，《论“费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到的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革命后她暂时被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太听见有人提起了”［1］273。同时她的同乡王金发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最后却因受贿，放了他。可看出，革命者并没有得到民众的真正尊敬，“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3］16。并且，鲁迅十分痛恨那些伪革命者。在革命之初，伪革命者凭借“共和”与“民主”来蛊惑人心，骗取民众的信任，而在革命成功后，就露出了其奴才的嘴脸，残酷地去压迫人民，“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3］16。《这个与那个》就描绘了一个伪革命者的奴才相，“我在S城来了一个都督。……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3］141。

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在客观理性与主观情感的层面存在着冲突。换言之，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思考，在完全拒绝辛亥革命之时，又信奉了辛亥革命中的某些价值，在情感上对它产生了认同。这一点也可以用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来进行解释。因为鲁迅作为进化论者，他把辛亥革命纳入到历史空间之中，认为它也是“中间物”，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与过渡性，同时他也高度肯定了革命者去主动干预社会历史变革，与旧营垒对抗的行为。“辛亥”一词对于现代作家来说，具备着特殊的意义，不同作家用不同的叙述策略来充分利用了辛亥革命的话语力量，从而使他们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具有不同的道德立场。郭沫若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饱含着政治激情，贯彻着中共的正统思维，“辛亥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支配权是由反革命派移到反革命派手里”［10］149，具有阶级批判的味道。而老舍作为一名满族作家，因此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口号，使其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老舍的作品中，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符号性的事件，不论怎样描述，都很难逾越符号所划定的雷池半步。

二

章开沅、桑兵以及张磊等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学专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一致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跨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是民主共和的胜利，并认为“三民主义”是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民主革命理论和政纲，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而鲁迅却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只枉然让人失了一条辫子”，并讽刺“三民主义”为“中国现代圣经”。从而可看出鲁迅杂文中的辛亥革命想象不同于历史中的“辛亥革命”，其表现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论述。

(一)弱化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

“阿Q”这个形象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具备了固定的意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身上所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会抵消辛亥革命的历史权威。当然，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使中国农村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会产生大量阿Q式的革命者，但这不是历史的主流，“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不是鲁迅笔下的‘未庄’式的农村和阿Q式农民，而是白朗及起义队伍”［12］66。白朗起义称“公民讨贼军”，提出“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政府”的口号。“公民讨贼军”［9］中的“公民”一词，表明白朗起义不再是朱元璋式的农民战争，不再是以争夺皇权，来建立新王朝为目的，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让中国农民在思想上的觉悟与政治上所出现的变化。白朗起义验证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它不蒂是民主主义的农民宣传队，宣告中国农民开始与封建王权决裂，王权主义在中国开始丧失其群众基础”［12］66。在杂文中，鲁迅夸大了阿Q，却丢掉了白朗，这无疑就降低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

鲁迅在逝世前两天所创作的名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的有剪辫的自由”［6］556，这说明他始终都不能完全接受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就是让人有了“剪辫子的自由”。辛亥革命是民主共和的胜利，但是却没有成功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权统治。鲁迅曾留学日本，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强大。此种记忆会转化为鲁迅的潜意识，使他不自觉地用“明治维新”作为标准，来判定辛亥革命的社会效果。因为辛亥革命未实现像明治维新那样的民主共和政治，那么它所取得的民主共和的胜利，根本无法满足鲁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期望值，最后他用“剪辫的自由”来嘲笑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并且鲁迅是进化论者，把辛亥革命当作为“中间物”，把其纳入到无极限的历史空间之中，从而把辛亥革命定义为历史变化中的一瞬，这就掩盖了辛亥革命所发出的光芒。

(二)过度责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

观察辛亥革命的阴暗与悲观的一面，是鲁迅杂文的主题。比方说，辛亥革命鼓舞起人们的民族精神，使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人们不自觉的抵抗侵略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盛而进行斗争的逐步深化过程”［11］72，但却没有通过唤醒民族精神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标，使“三民主义”成为“空招牌”。鲁迅不遗余力地对此进行批判，其怒火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例如在《最艺术的国家》中，鲁迅讽刺辛亥革命只是上演了一场“男人扮女人”的把戏，为合上时代潮流，而把中国装扮成“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5］85。对于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鲁迅一直评价不高，认为它只赶跑了一个皇帝和去掉一条鞭子，却换来一大批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在杂文中，鲁迅每当提到有关军阀混战的内容之时，文中总会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民元革命之后”、“五色旗”、“排满色彩”、“辫子”、“革命党”、“三民主义”等带有辛亥革命元素的词汇。这就把军阀混战与辛亥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让军阀割据自然成为控诉辛亥革命的有力证据。军阀混战是辛亥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灾难，但是它却有利地抵制了封建君主复辟，所以军阀割据是辛亥革命的病因所在，也是其光辉所在。按历史的辩证法来讲，军阀割据是坏事，而阻止封建帝制复辟却是好事。鲁迅通过杂文来历数军阀混战的罪恶，“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7］75，但是用军阀割据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来消解辛亥革命的权威性，这就放大了辛亥革命的阴暗面，显得责备过度了。

鲁迅身上具有一种天生的孤独感，对外在世界一直充满着怀疑精神，“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出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202，相当关注事物的反面与阴暗面。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先驱们一次冒险的革命尝试，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根本无法经受住鲁迅的质疑，反而会在鲁迅的审视下，变得筚路蓝缕，不堪一击，“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3］16。同时鲁迅非常关注中国国民性，在弘文学院时就提出他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由此可见，鲁迅认为“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问题”，因而要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第一步就是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但这却是辛亥革命所忽略的一点，它是以“排满”作为捷径来实现革命，根本没有走改变国民性这条道路，因而它在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之时，却没有改变中国“人吃人”的现状，也就不符合鲁迅预设的革命之路，更未取得鲁迅所想要的革命效果。“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1］216，中国仍然还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最后在鲁迅的眼里，辛亥革命成为一场华丽的闹剧，让人们失去一条辫子后，唯有“热闹”而已，“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3］410。

总之，鲁迅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因而他在杂文中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毫无政治偏见，更重要的是他以历史中间物来诠释这一历史事件，使其眼中的辛亥革命具有历史生命力。针对辛亥革命，不同的政党都会费尽心思来利用其所具有的话语力量，各取所需，使辛亥革命不再具有统一的道德与政治立场。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大师，他所建构的辛亥革命想象，不可能回避政党的纷争。不同政党在重建辛亥革命的过程，会时常去挖掘鲁迅的辛亥革命想象，用夸大与缩小，甚至是歪曲的方式来盗用鲁迅的观点，以求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例如，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改造鲁迅眼中的辛亥革命，从而来重塑民国历史。当然鲁迅弱化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力以及过度责备辛亥革命的阴暗面，这为辛亥革命所划定的雷区，很难逾越，继而成为了一种正统与大众的观念，取代了历史中的辛亥革命。这也让鲁迅那本无政治偏见的辛亥革命想象，被套上了政治的外衣，解构与消费了鲁迅的权威性。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9］大公报［N］.1914-4-24.

［10］郭沫若.反正前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1］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J］.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2］方志钦.辛亥革命彻底革了封建帝制的命［J］.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3］章开沅，林曾平.辛亥革命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