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成，闫志军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19世纪中叶，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走向衰败。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使中国由一个长期稳固的封建帝国，转而成为一个不断失去平衡、受制于他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志之士在忍受西方欺凌的同时，也在“师夷长技”，其中就包括借鉴西方文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进行改革。重庆地处祖国西南，周围为高山和高原环抱，除东有长江与外界沟通外，其余三面基本上是封闭的。这种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近代重庆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较之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要缓慢一些。从19世纪末开始，近代重庆社会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重庆近代教育的发展才拉开了帷幕，与此相伴随的，便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式学堂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清代的重庆隶属于四川行省，是其所辖府治所在地，其时高等学堂一般而言设在省城所在地，自然而然重庆府没有高等教育机构。另外，近代中国各地，除沿海少数城市外，师范学堂及专门学堂基本上设于普通学堂之后，限于篇幅限制及论述对象的相对稳定独立性需要，因此，本文所论新式学堂范围主要在中小学堂。

一、清末重庆新式学堂兴起的社会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重庆虽偏居西南，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广泛地体现在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重庆的近代教育改革的艰辛历程，就是在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开始的。

(一)政治概况

清末重庆的政治形势极端复杂，社会矛盾重重并不断激化。比较突出的有两类矛盾，首先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迫使人民一次次揭竿而起，1860年张国福、1862年石达开都曾率起义军攻打重庆。其次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就图谋将侵略势力延伸到中国内陆，大多数州县都建立了教堂或布道室，一些不法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由此引起了多次群众反洋教的斗争。1863年2月，重庆人民愤怒于法国教会欲霸占长安寺的行径，将蹇家桥天主教真元堂和沿街天主教民的店铺捣毁。1886年至1899年，重庆“大足教案”发展为声势浩大的余栋臣反洋教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腐败的清朝统治和西方侵略势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第一大教案。义和团运动中，重庆人民又最先喊出了“灭清、剿洋”的口号。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重庆人民继续探索救国道路。1903年，邹容在上海写出并公开发表了《革命军》一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而详细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政治理想和纲领，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1905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并于1911年，成功地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11月22日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重庆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政体的性质从封建性转化为封建化资本主义，传统教育的体制及内容、方式都一无例外地向近代的民主性教育转变。

(二)经济概况

清末，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就馋涎欲滴地觊觎四川这片膏腴之地，为了扩大经济侵略，他们步步向重庆逼近。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重庆开埠，市场被迫向世界开放，洋货入川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经重庆浸及穷乡僻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重庆的自然经济基础，加速了西南地区农副业产品的商品化过程。进出口贸易的开展，为重庆近代民族资本工业的产生提供了部分商品、资金和技术市场。1891年，四川省第一家民营新式工厂森昌泰和森昌正火柴厂在重庆建立，它是国内最早创办的火柴厂。重庆早期的民族工业以纺织业为重点，1900年至1905年，重庆创办的织布厂为同期全国创办织布厂总数的1/3。工商业的发展，使重庆和西南各地在商品产销和原料采购上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1891年重庆开埠时，已有16家山西票号，清末重庆票号势力急剧膨胀，最盛时达28家。

从1891年开始，经过20年的努力，重庆建立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加上商品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重庆成为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政治经济的新变动一方面使外国势力日益渗透，另一方面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传统教育发生改革，近代新教育在重庆产生并得到发展。

(三)文化概况

鸦片战争前后，重庆的士林风气十分败坏。封建士大夫们麻木、偏狭、闭塞、无知，广大士子朝夕相望、梦寐以求的是入学、中举、金榜题名。世界大势的变化，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对他们来讲，无关痛痒，士习日弊，人才日痼，风气日塞，给重庆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即使是外国的大炮也没有对他们产生什么震动，他们依然沉湎于旧的意识之中。

19世纪60—7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思想，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开始传播开来，19世纪末期，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重庆兴起。1896年，维新思想家宋育仁回到重庆，于1897年11月，创办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爱国维新志士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通风气，启迪民智，给万马齐喑的重庆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动，给闭塞的重庆吹入了一缕新鲜空气，“渐释”西南人民“固闭之心”［2］。

在维新思想传播的同时，还有一种新鲜事物也随着重庆门户的打开悄然登陆，这就是西式学堂的出现。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巴县城区都榔街创办文益书院，后迁至南岩文峰塔侧，更名广益中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美国基督教布道会在巴县城区曾家岩村创办私立波德女中学堂。1898年，法国教会在巴县城区创办法文学堂。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是欧美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但在客观上，对传播西方文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新式学堂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清末重庆新式学堂的设立

清末自洋务运动以来，便开始了模仿、引进西方学制的思想构建及实践探索的活动，洋务学堂的创建开其端，改良派到维新派提出了学制的框架及具体内容，并开展广泛的办学活动，戊戌变法的四年间，出现了第一次兴学热潮，为“新政”时期制定“新学制”章程打下了基础。清政府在学务考察及舆论导向下，以日本学习学制为蓝图出台了1903年“葵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从而从形式上终止了古代封建传统的教育体制，确立了近代西方工业化时期的新教育体制，各地办新式学堂既具有法律保障，又成为一项责任义务。

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大力发展新式学堂是一项主要内容，因为它使新教育思想具备了现实依托。从总体上看，与沿海地区及京城相比，新教育思想在重庆的传播较慢，新式学堂的起步也较晚。但是，星星之火，一经点燃，很快就成燎原之势。清末“新学制”颁行后，清政府推动各地办学，三令五申，严格考核，建立督导及视学官制度。受其督促，重庆各地积极筹办经费，选配教师，努力保障新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星罗棋布，犹如雨后春笋，重庆成为当时中国陆地区新教育发展的一个代表。

(一)重庆新式学堂创办概况

重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学。重庆新式中小学堂遍及各地，从学堂层次上看，小学有初等、高等、两等(即初、高小合校)，中学有实业学堂等各种名目，在各地普设半日学堂(即半日上课、半日做工)，“专教贫苦子弟之无力入学及无暇入学者，务教以农工商者普通之知识”［3］，另外还成立补习学堂、罪犯学堂等。从学堂性质上分为三类：官立(由官府办理)、公立(以地方公款建立，地方管理)、私立(私人捐资建立，私人管理)。重庆新式学堂的创办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设立新学堂。如1892年，洋务派代表人物、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巴县城区创办川东洋务学堂，此为重庆官立学堂之始;1897年，川东副使在渝兴办“中西学堂”，开设中、外文等课程;1898年，江津县以“讲求实学，博通时务”为宗旨，创办西文学堂、算学学堂;1904年，官立重庆府中学堂正式建立，之后合川、永川、铜梁、璧山、江北及川东各州县厅也相继建立了官立学堂。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长寿县举人戴锡畴在双龙乡沙坪寺创办萃英两等小学，1905年，以原来学校为部分基础及资源，在双龙乡筹资设立公立两等小学堂。

二是将书院、私塾改造成学堂。重庆除新建部分新式学堂外，多数都是从原有的书院、义学、社学、私塾改建而成。《名山县新志》卷11《学校志》直称：“学校者，改良之学宫书院也”。1898年5月，朝廷下令各省县将大小书院改为学堂，1901年8月又令省属书院改为大学，府及直隶厅州属书院改为中学，州县属书院改为小学。重庆遵照执行，公、私立小学相继设立。重庆府城区先后创办官立小学9所(1所为官立高等小学)，4所在城内，5所在城郊。1904年，民立小学开智学堂肄业50余人，正蒙公学20余人，知新学堂10余人。

1905年后，重庆开始对私塾进行改造，培训私塾教师，补习算学、历史、舆地、体操、图画等课程，试图将私塾改办成兼习中西学的初等教育机构，在此基础上广设“简易识字学塾”。据1911年的《教育杂志》(第3卷第6期)记载：“学部调查各省简易识字学塾成绩，以四川为最”，全川(含重庆)计有16 300余所，学生245 000余人。

从时空分布上来看，重庆新式学堂，从戊戌变法以后开始有明显发展，1905年方兴未艾，以后迅速增加，到1910年达到高峰。1905年9月，随着清廷宣布自次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全国上下废旧学、办新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就当时四川而言，“渝城地居冲要，得风气之先”［4］，重庆人求新的文化习性等因素使得重庆近代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最初规定府、直隶州可设中学，州县可设高等小学，民间只能设公、私立初等小学。但后来这种限制放宽了，只要经费、师资合乎一定条件，即便是乡镇或私人均可设立高等小学，甚至中学，各县创办学堂之风接踵而起。巴县仅在1905年就新增学堂百余所，［5］97远在渝东南民族地区的秀山县，也于1906年，将凤鸣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其他各州县更是纷纷筹资兴学。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04—1908年)的《东方杂志》《四川官报》《广益丛报》等刊对此多有报道，部分记载如下［5］97-98：

长寿县，“筹费逾八千，建堂八十所”，“川东蒙学堂之多，以长寿为最，统计四乡公立、私立小学及乡塾改设者，不下200余处。”

铜梁县，“于数月内办成小学堂约费万金，又公立蒙学数十所，又在城内敬节堂拨借厅堂立女学1所，去秋创办以来，来学已有50余人，地窄难容，今年又在城内养济院借房屋添设1所。城乡共4所女学堂，凡七八岁至10岁幼女均送入读书，习字学算。”

合川县，“风气大开，学堂林立，有高等小学堂六，两等小学堂四，初等小学堂九十二，附属小学堂二，半日小学堂二，均已开办，日求进步。”“高初小学已近百堂，教师不敷，初级师范作简易科毕业以资应付。”

江北厅，“近日将考棚中号凳一律拆去，装修为住宿室，冰鉴堂将改作讲堂……拟以此为初等小学堂，六事公所改为高等小学堂。”

璧山“高等小学略有条理”，永川“各处小学拟定七十余所”，綦江“高小校舍不敷，分地设立”，大足“高峰寺僧禅捐款建立高等小学”。

据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列“重庆府普通学堂学生统计表”(无潼南县)统计，未直辖前重庆地区共有小学堂1137所，学生38 624人，其中高等小学堂27所，学生753人;两等小学堂65所，半日学堂24所，学生879人;另有中学堂15所，职业学堂11所，师范学堂2所。川内各地兴办的学校，以重庆“占多数”［6］369，401。

(二)重庆新式学堂的办学经费

重庆新式学堂勃然兴起，迅速取代了传统的官学、书院、义学。学堂的设立和发展，都需要有足够的教育经费做保障。重庆各学堂办学经费的筹集，根据其创办方式和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各地所办官立和公立学堂，按所属级别划拨经费，县立学堂由县署拨款或由县署筹集，乡镇所办学堂从乡镇公款中拨给。另外各级政府增加场市息钱、附加税，充作办学经费。

2.由书院改建而成的学堂，用原书院经费办学。东川书院、经学书院、渝郡书院的学田、房产租金、利息收入划归重庆中学堂。涪陵县办学态度积极，经费筹集措施稳健，据《涪乘启新》卷2《第十六课·倡办学堂》的记载：“州境书院旧有钩深、桂馨、鹤鸣、石阳四书院，及义学十数处。自奉新章改设学堂，城乡一律举办。除书院、义学旧存之款外，更取给于肉斗称再息廟会神金各项雜捐与闲款可划拨者，涪地向称富裕，集款尚易。”

3.私立学堂，主要由私人捐资助学。清政府提倡私人捐资助学或办学，在《奏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中规定：官员绅商有能力慨捐学款，扩充实业学堂经费者，或筹集常年学款，自行创设实业学堂者，奏请皇上从优奖励。由于政府的鼓励，重庆各地捐款兴学，成绩斐然。如长寿县舒绍法捐银1万余两，巴县罗绍康捐资创办私立游艺女子中学堂，曾纪瑞、许云龙捐资创办私立开智小学堂，杜成章捐资创办私立光园小学堂，杨鹤龄赞助、杨焕斗出资创办私立依仁小学堂。

4.学生交纳学费作为学校经费。重庆学堂初办时，学生入学皆免交学费。为了补助办学经费之不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总督部堂行文《通饬各属征学费札》，开始在中小学堂征收学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堂收费章程》规定：除初等小学堂暂时酌免，师范学堂及半日学堂、艺徒学堂一律不收外，其余各学堂均应征收学费，作为办学经费。宣统二年(1910年)5月，四川提学使因经费不敷，规定初等小学堂新生每月缴银元0.2元，旧生0.1元;高等小学堂新生每月0.4元，旧生0.2元。

5.教会学校主要由教会拨款，不足数由董事会筹集。例如：由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求精中学堂，该会年拨1万元，后规模扩大，年拨2万元，不足数由校董会补助。

6.其他筹款方式，如从庙产盈余和同乡会会款中提取办学经费等。据《江津县志稿》记载，1903年，江津“县人夏凤薰亲往各乡镇酌提神金庙款成立初等小学，时人称之”。1904年，江津“知县蔡承云亲履四乡，各就庙会筹定之款设立初等小学堂132所。其中女子初小学堂4所，并倡先捐廉三百金，劝募绅民量力捐资。于城内修建江津中学堂。”。江西太和县旅渝同乡会购置田业、街房租金为基金创办私立泰邑小学堂。

(三)重庆新式学堂的师资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行者、推动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成效，乃至教育工作的成败。近代新教育的质量保证主要在教师的数量及水准上，为此，加强选用及考核，是建设教师队伍的有力保障。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根据“学堂章程”的规定：初等小学堂正教员，应由初级师范学生中考试成绩中等且有毕业文凭者担任;高等小学正教员，应由初级师范毕业考试成绩列最优等、优等及游学寻常师范毕业得优等、中等文凭者担任;副教员应由初级师范毕业生中考试成绩中等及游学寻常师范毕业取得毕业文凭者担任。上述人员不足时，对暂时充任者的资格也有相应规定。清宣统元年(1909年)又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毕业生，优级师范完全科毕业生及优级师范选科毕业生，担任小学教师者无须检定;其他教师都要参加检定。对成绩优良的教员，由学堂呈明督学局或省提学使司给予实力尽职文凭，得此文凭者，不再参加检定。重庆城区中学教员的任用：书院改者，沿用书院聘请品学兼优的名士担任，报县署审批;教会办者，由校董会推荐，学堂聘用。可见，清末新教育热潮中，政府重视教师资格认定及职业能力素质的考核，这十分有助于近代新教育推广，并最终代替旧教育，也表明当时教育的近代化、国际化已经有相当的势头及水准。

三、重庆新式学堂兴办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长期闭关，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十分封闭、传统势力异常强大的重庆，进行这种全新的教育改革，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短短的10余年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新学堂的兴办，新教育的发展，不但培养了大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人才，而且对近代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促使重庆教育逐步走向近代化

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新教育、新思想实践的具体体现，虽然其中仍带有些封建色彩，但毕竟冲破了传统儒家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了学校教育培养统治者的一贯模式。“新学制”的推行，还打破了学校教育重道德伦理轻科学技术的传统，不仅专门建立了实业学堂，在普通学堂中也引进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式学堂所实行的课堂讲授方法和分级分科教学，较之于私塾书院的授徒方法和死记硬背，无疑有助于受教育者更好地接受和消化所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智能。随着一个个改革诏令、措施的推行，旧式书院、义学逐渐裁撤或改建成新式学堂，旧学的阵地日益缩小，新学逐渐壮大。与新学堂的设立相伴随，新学的行政管理机关从省学务公所到各地劝学所已经建立，官方和民间教育研究机构、教育团体也多有设立，它标志着重庆教育近代化已崭露头角，初显成效。

(二)引进近代文化知识

过去旧式书院和学塾主要讲授“四书”、“五经”等内容，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狭窄，而且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近代新式学堂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大量涌入，其中更蕴涵着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从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新式学堂在课程改革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1.西学、新学占课程的主要部分

清末重庆的新式学堂中，不仅在中等及其以上的学校课程中旧学很少，甚至没有，而且在许多小学中，“四书五经”也遭到摒弃。学堂中使用的教材由清政府学部颁发，或由日本教习、留日学生编写、翻译，有的则直接订购外国教材。如1908年，四川省学务公所订购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由提学使方旭出告示劝购法政、理财、师范等科计24册。此外，四川学务当局的机关报《四川学报》和《四川教育官报》还大量登载有关教育的译著、论文和教材，其中有《地理学讲义》、《心理学》、《英文》、《教育学》、《生理卫生学》、《财政学》、《国际公法》、《学校管理法》、《德国民法》、《图书馆教育》等。

2.课程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

重庆过去的书院、私塾绝大多数只学习八股试帖之类，甚至连经学、历史等也很少学习。士子们的知识面极其狭窄，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世界历史、地理等茫然不知。而新式学校不仅以西学、新学为主，而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普通学堂或师范学堂的学生面对的学科内容较为宽广，既有中国史地，又有外国史地;既有数理化学科，也有教育学、心理学;既有生理卫生，又有体操等，大体上具备了近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基础文化知识框架。至于法政学生则是过去的刀笔吏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几乎学习了当时的中外各种法学知识，而实业学堂学生的知识结构则更是封建士大夫所不可比拟的。

面对此情此景，部分封建统治者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12期有专文发表：“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年不能专心为学，勉进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违抗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异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底訾，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端煸惑，大为人心世道之害。”文章描绘了他们的忧患心绪，反映了新学取代旧学的不可抗拒的趋势。

(三)扩大了教育的对象

近代新式学堂的兴起并普遍推行，从整个教育近代化的层面来考察，最大的有利之处还在于使整个社会的受教育面空前扩大了。新学改造和代替旧学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教育从社会上层向中、下层转移的过程，从封建地主阶级垄断教育过渡到大众化教育的过程。尤其是重庆的文化教育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元明清中叶以来的700多年间，更是呈日渐衰落之势。新教育的推行，各类新式学堂的兴办，不但使商人子弟和一般平民子弟比起封建时代来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就连贫苦子弟无力入学者也可以进半日学堂学习知识。特别是女子学堂的创办，更使那些长期受到歧视、与文化知识无缘的女子有了接受教育的可能。

(四)转变社会风气

重庆地处中国腹地，自古以来风气闭塞，痼癖落后。清末，国家政治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境地，加之文化上的因循守旧，教育和科举的僵化腐朽，社会空气异常沉闷，重庆人对创兴之初的新学是冷漠、鄙弃以至敌视的。但随着新学堂培养出有学识、有礼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人们不得不对新学刮目相看。民众对新学由漠然、怀疑到热情拥护，进而形成关心教育，捐资兴学的热潮。新学的推广，也传播了新思想，保守、封闭状况有了一些改变。四川当局把兴办学堂视为开启民智的过程，省学务处办起《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作为向大众广泛宣传的媒介。各种教育机构也视开通风气为己任，如教育研究会便进行“戏剧改良”，对旧有戏目中“风情月意、牛鬼蛇神、有悖大义公理者弃之”，而倡导“另编新戏剧，激忠爱之思，启国家之念，好义急公，冒险进取，不悖于世界之倾向者演之。”此外，学界还办有图书馆、阅报所，戒烟(鸦片)会等社会性组织。所有这些，都对开启民智、转变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推动辛亥革命运动

重庆近代学堂在辛亥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许多学校都有着深厚的革命基础。新式学堂推动了重庆近代思想解放的新潮流，启迪了一代先进的青年学生，使他们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成为重庆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学堂学生罢课力争要求收回成命，这些学校亦成为“各道党人交通会聚之所”。长寿高等小学堂体操教员廖树勋(同盟会员)在革命爆发后，利用该校军训用枪百余支，在城内考棚宣布革命。长寿县新市乡的惠民小学堂是一所初级小学，辛亥革命时，同盟会员何建民在校任教，发动起义，进行反帝反清斗争，长寿起义军司令傅春潮曾设炮厂于该校。在“府中学堂，设有同盟会机关部”［6］396，415，同盟会领导人物杨庶堪、张培爵、向楚皆都曾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或教习，他们在学堂内传播革命、发展组织，重庆府中学堂成为同盟会的活动基地和重庆辛亥革命的中心。

总体上看，重庆新式教育在全国开始较晚，但发展很快，使得重庆后来居上，成为当时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也应该看到，重庆的近代学堂中还存在着许多弊端与不足，如有些校舍危困，设备简陋;部分学堂并未脱离旧学窠臼，校内旧习气甚重;不少学堂由于封建统治者的严格控制，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办学经费拮据，阻碍了学堂的发展，降低了办学的质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忽视学生个体性情及情意的培养塑造，可以说是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一大遗憾。

尽管有上述难以克服的种种问题，我们仍应承认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清末，重庆近代教育已初具规模，新式学堂从层次到类型都已比较完备，既有官办学堂，也有私立学堂;既有专门性质的学堂，又有一大批普通中小学堂，还有师范学堂。虽然带有起步之初的局限及办学中的流弊，但是结束了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教育体制。这些根本变革，标志着重庆教育已经在形式上告别了传统教育的旧时代，踏进了近代教育新的历史时期，堪称是重庆从古巴国以来漫长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为重庆地区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植、文化的嬗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人民出版社，1965：264.

［2］梅际郇.说渝报［N］.渝报，1897(1).

［3］佚名.奏牍［N］.广益丛报，1908(28-29).

［4］佚名.新闻［N］.四川官报，1905(20).

［5］重庆教育委员会.重庆教育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6］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