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试论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福利*

曹春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在古典时期，随着雅典帝国的建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入了全盛时期，为改善公共福利奠定了经济基础。城邦以及富人在粮食供应，就业，公共生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具有不稳定、公民特征突出等一系列的特点，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缓解贫富差距，稳定城邦秩序。

古典时期;雅典;社会福利;奴隶;公民;城邦

社会福利①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定义“社会福利可能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关于一个公正社会的理念，这个社会为工作和人类的价值提供机会，为其成员提供合理程度的安全，是他们免受匮乏和暴力，促进公正和基于个人价值的评价系统，这一社会在经济上是富于生产性和稳定的”。转引自陈银娥主编:《社会福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美国学者威廉姆·H·怀特科对其定义是:一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二是满足人们必须的心理的、精神的社会交往需要，转引自陈永生:《社会福利概念的探析及我国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39-40页;国内普遍认为福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福利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带有福利性质的服务与保障措施。从广义上来说，通常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提供福利设施和相关服务，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术语，关于其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指在保障和改善人们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为不断提高人们精神生活质量所采取的政策。其实，在西方，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的著作中，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都强调要注重公共(集体)利益，实现城邦和谐。［1］但是，这些思想又是零散、不成体系的。本文试图对雅典古典时期具有福利性质的政策进行考查，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

一、福利政策

进入古典时期，特别是雅典帝国建立后，农业和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加上盟邦每年的贡金等等，使得城邦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为改善人民的社会福利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保证充足粮食供应

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希腊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不佳，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更是以土地贫瘠著称，其地区面积约2 650平方公里，谷物的种植面积仅占总面积的1/5，因此保证雅典人民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是城邦的第一要务，是每次公民大会都会讨论的内容。早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中，希腊人就拥有了斯基泰、埃及、西西里等富产粮食的地区。梭伦为了保证粮食充足供应，下令禁止粮食出口;到庇西特拉图时，则将政敌的土地分给农民，规定只缴纳1/20的土地税，还贷款给农民。但即便如此，城邦还是“被迫年复一年地进口粮食”。［2］

雅典帝国建立后，大量外邦人①关于外邦人的定义、地位等问题可参阅郭霞《试论雅典的外邦人》，《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和奴隶的涌入，粮食需求大增，加上当时阿里斯特得斯主张“劝告人民，抛弃田园，入居城市”［3］。使得雅典的粮食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4］。据统计，公元前5世纪，雅典在最好的年份生产粮食总计不过41-45万麦斗，可满足75 000人的需求。而当时雅典的总人口约30万［5］。为此，城邦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粮食的价格，保证产品的质量，还规定进口粮食的2/3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为了保证进口粮食的安全，设有保护商船的船队，公元前437年，雅典远征黑海沿岸地区，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雅典对黑海沿岸这一“粮仓”的控制。

(二)实行军事移民和解决公民就业

虽然在古典时期雅典工商业有所发展，但仍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邦，土地尤为重要，但如之前提到的，雅典的可耕土地有限，因此，如何解决少地或无地的人的生计对于稳定城邦秩序十分关键。“军事移民”②“军事移民”是指雅典在武力镇压盟邦暴动之后，常派遣雅典公民前往被征服同盟城邦，占有其土地，通过抽签分配给那些少地或无地的公民，让其携带家属移居该城邦，被派遣的公民依旧保留雅典的公民权。另可参阅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便是雅典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雅典最早的军事移民可能是在公元前506年打败卡尔息斯后，在当地富人——“骑士”的土地上安置了4 000名移民［6］。到客蒙时曾向埃伊昂、斯基罗斯岛、色雷斯等派遣移民，而伯里克利也曾“派1 000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500名前往那克索斯、250名前往安德洛斯、1 000名前往色雷斯以与萨尔泰人杂居，当叙巴里斯一带已成为殖民地，改名图里时，他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人”。［7］473公民在得到土地后，有的自己耕种，有的则转租给当地(或其他地区)居民收取租金获利。例如公元前427年雅典在镇压列斯堡之后就将其土地分为3 000份，除300份作为圣地之外，其余的都抽签分给移民，列斯堡人每年每份地交2明那租金，共达90塔连特［8］。雅典人作为征服者使用当地最好的土地，享有当地最好的待遇，使那些在雅典城内无地或少地的公民在外邦实现了对土地的愿望，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盟邦起到监视的作用。

而对于邦内公民的就业问题，大规模修建公共建筑是解决方法之一。庇西特拉图曾对埃琉西斯举行密仪的大殿进行大规模的改建，还修建了雅典娜·帕拉斯神庙，得墨忒尔大庙以及改善雅典人饮水状况的管道。大量的公共建筑工程提供了就业机会。客蒙时期，续修了雅典的城墙，“兴建一些供公民娱乐的场所，并在城市广场中广植树木。在他的关怀下，昔日荒凉缺水的阿卡德米，变成了绿树成荫拥有良好的林间道路的休憩场所。柏拉图创建的著名学府，后来就设在这里”。［9］到了伯里克利时期，更是主持兴建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如帕特农神庙、奥林匹亚宙斯神的大神庙、雅典卫城的正门、音乐厅、剧场等等，这些公共场所一般规模都较大，甚至还有可容纳几千甚至上万人的大剧场。据相关学者粗略统计:“在公元前447-431年间，雅典政府共出资8 000塔连特用于公共建筑业”，［10］大量的建筑工程为雅典人提供几十类的工作岗位。关于这些参与公共建筑修建的劳动者的报酬亦有相关铭文史料，“诸如修建一段长4英尺的城墙可得15德拉克玛的劳酬等”，公元前5世纪末建埃瑞克特翁神庙时，“异邦人、奴隶、公民和建筑师的日薪皆是1个德拉克玛，没有等级贵贱之分”。［11］［12］他们“所得到的收益，不仅足够支付他们一切的必须费用，而且还有不少的剩余”。［11］62

除了在雅典城中大兴土木外，庞大帝国的管理工作也为雅典公民增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从公元前5世纪50年代起，就有大批公民成为帝国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员，其中“陪审官6 000人，弓箭手1 600人，骑士1 200人，议事会的议员500人，造船所的卫士500人，还有城市卫士50人，国内官吏700人，国外700人”，战时则“还要加上重装步兵2 500人，护卫舰20艘和其他包括挑选出的2 000人组成的索贡船队”，［3］［13］这些人都是靠公家经费供养的。此外，伯里克利时还实行公职“津贴制”:陪审员每日可以获得2个奥波尔，后增加到3个奥波尔;执政官为4个奥波尔;五百人议事会成员则为5个奥波尔。这对公民因担任公职或参加公共政治活动而耽误的时间做一定的弥补，也给贫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芬利也曾感慨:“没有哪一个希腊城邦象雅典这样，带薪的公职是如此之多”。［14］

(三)救济贫民、公葬烈士和抚恤孤寡

贫民与富人的对立始终是希腊社会的一大矛盾，在各个时期，城邦和个人都有救济贫民的做法。修昔底德就曾提到“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同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8］带有“劫富济贫”的色彩，而在当时人们也将海盗劫掠视为一种英雄行为。

雅典历史上也有许多富人十分热衷于救济贫民。梭伦的父亲就因为乐善好施而致使家道中落。［7］167客蒙在致富之后，将他在征战中得到的金钱慷慨地施舍给他的同胞，“他拆除田地上的篱笆墙，使陌生人和生活窘迫的人可以根据需要毫无顾虑地取得田地上的收获”，［7］160他向穷人供应一顿正餐，他让侍奉他的年轻伙伴见到生活窘迫的年老的市民走上前时就跟他们交换衣服，随从还前往市场去把钱给人品较好的穷人。他自己在城里的家也当做他同胞的公共住所。

其次，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城邦要为其举行国葬。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描写了国葬的仪式，战士的遗骨运回后，朋友带来祭品，仪式举行时，按部落将阵亡战士的尸骨装入棺材，还会为没有找到尸体的战士置办一个空灵柩，不论公民还是异邦人都可以参加游行，最后将其灵柩安葬在市郊一风景如画的公共墓地。仪式后还要由负有盛名的人发表演讲。［8］这种情况并非雅典特有，在其他城邦诸如普拉提亚对于希波战争中阵亡在他们土地上的斯巴达人用“公费向他们致祭，呈献衣裳和其他一切适当的祭品”。［8］

至于阵亡战士的家属，城邦还要发放抚恤金。在每年狄奥尼索斯戏剧节的开幕式上，雅典城邦都要把同盟诸邦所缴纳的贡赋摆在狄奥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中央，向全体公民展示，同时在战争中牺牲的公民的子女也一一走上舞台，领取城邦给予他们的抚恤。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的一次演讲也提到:“如果说今天参加葬礼的人们都已经分享了死者的荣誉，那么对于其他的人来说，他们的子女们将由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为止”。［8］

(四)举办公共节日的庆祝活动

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出现了大量公共节庆日。据估计，“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5］。最著名的当数泛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这两大节日在庇西特拉图时都按时举行，妇女，外邦人，甚至奴隶都有机会参与其中，妇女还有自己的宗教节日，据说狄奥尼索斯节就是源于农村妇女的狂欢节。每年第4个月举行的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时，妇女还可以彻夜不归;外邦人有时也可以经城邦授权在派里厄斯地区设立自己的宗教仪式;甚至奴隶也可以参加埃琉西斯秘仪的宗教仪式，克洛尼亚节还是一个专门为奴隶举办的节日。［16］在节庆时城邦还会组织各种竞技比赛，如赛战车(赛马)、徒步竞走等，由于当时竞技运动的流行，“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有许多角力学校，由智者和其他老师及运动员使用”，［17］弗里曼介绍当时雅典体育过度的现象时提到:“专业的运动员变成了被宠坏了的孩子，由公费包养着，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18］说明这些专业运动学校是由政府提供经费的。此外，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戏剧表演、歌唱、舞蹈、朗诵、音乐等艺术赛会。为此还修建了专门的举办场所，例如，最早的音乐厅就是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为了泛雅典娜节上的音乐比赛修建的。到了公元前4世纪还大规模出现了健身房，但是只限于男性锻炼的项目，其内部还设有讲演室以及供运动员使用的涂油室、洗浴室等。

许多个人也热衷于筹办各种赛会，庇西特拉图就曾组织过悲剧合唱队的竞赛活动，像著名的阿里斯提德、德米斯特克利、伯里克利等都主办过戏剧演出。伯里克利“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文化事业”［19］，还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2奥波尔①在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l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以鼓励公民观赏戏剧;设置优秀剧目奖，鼓励作家大力创作，使得雅典的戏剧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大大丰富了公民的公共生活，各种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从劳作中得到精神的恢复”［8］，同时也起到了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增强城邦凝聚力的作用。

二、对福利政策特点的分析

通过以上考查，我们可以得出古代时期雅典的社会福利具有以下特点:

(一)古典时期雅典富人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责，但他们常带有某种政治意图

早在梭伦改革时就在根据财产划定等级之后，规定第一、二等级为“骑士”，他们要负担社会义务:举办公共庆节，为国家造战舰等。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发展成了雅典的捐助制度:每年城邦都要指定一部分富有公民承担城邦的公共支出，特别是资助戏剧演出、修建战舰。节庆之前，他们要负责安排剧本的创作，训练节日的合唱队，并提供服装付给酬劳等;在国家供给空船只后，从富有公民中选出的船长们要出资装备船帆、索具等，甚至还要付薪金。此外，富有公民在平时和战争时期还需要向城邦交纳一种“伊匹多斯”(epidosis)的税;在战时等非常时期还要向外邦人和公民征收名为“伊斯富纳”(eisphora)的一种直接财产税，富人明显要承担更多税额。虽然这种职责是国家强制规定的，但富人们却是十分愿意并积极参与的，这主要是出于对社会的感激，而“这种感激表现为‘荣誉’或‘政治职务’”。［16］例如客蒙，戈尔基阿斯就曾评价说他“积聚钱财是为了用，用是为了博得荣誉”。［9］159，普鲁塔克也评价伯里克利为了对抗客蒙的声誉，但又苦于自己的家财不够殷实，只好用城邦的公款来收买人心，以对抗战神山议事会。甚至当富人在面对控诉等攻击时，自己曾承担的社会责任便成为他们求得到法庭宽恕或者轻判的砝码，而且经常奏效。

(二)福利政策主要以公民利益为核心，妇女、外邦人和奴隶不仅被排斥在外，还是主要受压迫者

虽然他们被允许参加一些具有全国意义的节日庆典:泛雅典娜节和狄奥尼索斯节，但是“在雅典，狄奥尼索斯的冬季庆典、奥斯克福里亚节、乡村酒神节、戏剧节、花节和城市酒神节等都是完全具有公民特性的正式仪式”［20］，宗教祭祀之后公民的集体会餐他们也是不能参加的。作为雅典的妇女，“她们不能参与体育竞赛、宴会活动和学术讨论，希腊戏剧中的女角色也都由男演员扮演，据说雅典的妇女只能看悲剧，不能看喜剧，因为喜剧不太雅致”［21］-［24］;而外邦人，虽然他们在很多领域对雅典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经济领域，但是他们却被雅典公民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即使是在这两大公共节庆中，他们也始终扮演的是“配角”，节庆中重要戏剧演出，除了莱奈亚节以外，都严禁外邦人以领唱或表演者身份参加剧院的合唱队。至于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是整个社会剥削的对象，偶有的微薄福利也是为了防止他们滋生反抗情绪，以巩固城邦稳定。

(三)用于改善雅典公民福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对异邦的掠夺，使得城邦福利政策具有不稳定性

随着雅典帝国的形成，雅典掌握了同盟金库贡金的使用权，公元前454年又将提洛同盟金库以及约5 000塔连特的存款转至雅典，贡金起初为每年460塔连特，每四年修订一次，平均也可以达到600塔连特，这种贡赋一直到公元前413年狄凯里亚战争时才取消，改为征收5%的进出口货物的关税，是雅典主要的收入来源。而且当时“在雅典卫城内，还存有6 000塔连特银币，这个数字曾经达到9 700塔连特”。［8］除了用这笔资金进行海军建设之外，雅典的城市建设，观剧津贴和从政津贴等都可以随意挪用。伯里克利对此的解释是:

“各城邦没有出一匹马、一条船，一支重甲兵，只出了些钱罢了。这笔钱已经不属于出钱的人，而是属于取用的人了，因为我们已经付过取用的代价。我们城邦把军费准备充足之后，就可以把自己的财富用在这些建设上，它将使雅典的名声永远流传，他将使财富变成活跃的事业，从中出现各种工作，供应各样的需求，激发每一种技艺，推动每一只手，使全城邦的人几乎都能得到工资;她靠自己的资源，既装饰了自己，也养活了自己。”［7］474

另外，雅典在镇压盟邦暴动后常常索要巨额的赔款。公元前466年那克索斯的叛乱被镇压，成为雅典奴役盟邦的首例，公元前463年镇压塔索斯，公元前439年镇压萨摩斯等都要求巨额的赔款。而且，雅典还将盟邦案件的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中所得的诉讼费和罚款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雅典平民可以借此获得一年的薪金，约有150塔连特。［25］

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巨额的战争费用，盟邦的暴动不断等使得城邦的国库存款减少，公民福利的实行也面临困境。特别是西西里远征，雅典惨败，公元前411年，城邦掌握在“四百人”手中，他们颁布新宪法规定:国家收入除了用于战争以外，不能用做其他用途;一切国家官吏在战争时期均为无薪俸的，唯有担任九执政官和主席职位者，每人每日领3奥波尔。［3］而当公元前410年阿尔基比阿德斯取得系列胜利，民主在雅典复兴，津贴制又再次实行，民主党的克莱奥丰修建了伊瑞克提翁神殿，其首创的观剧津贴，到加里克拉底时又增加到3奥波尔。但后来，二人都因浪费公帑被处以死刑。［3］但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岁入最少的时候只有130塔连特，［26］公民大会每年也只召开三四次，公共的文化活动以及公共建筑的修建也几乎停止。

综上所论，一方面，在古典时期，随着雅典帝国的建立，雅典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进入了全盛时期，有了改善社会福利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政府发放薪金、津贴;富人承担各种社会责任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主要是雅典的公民分享城邦财富、荣耀，这既可以培养雅典人的集体荣誉感，也缓解城邦的贫富矛盾、稳定城邦秩序。因此，城邦在保障和改善人们最基本生活的基础上，也在解决就业、丰富公共生活等很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这些措施往往成为个人谋取政治声望的途径;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集体，反映到福利措施上就是以公民福利为首要，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公民权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一种特权的标志;而雅典帝国本就是建立在对异邦人的奴役基础之上的，城邦的主要收入亦是来自盟邦，这也就决定了雅典社会福利的实行是以对异邦的剥削为基础的。因此，当战争期间的盟邦暴动和最终的同盟解散，使雅典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后，福利措施的实行也就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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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睿)

Abstrct:With the foundation of the Athens Empire in Clssical Greece，the politics，economy，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Athens were in full blooming，which offer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Public Welfare．The State and rich men took many measures in food supply，employment，public life and so on，but these measures had a series of charactieristics of instability and prominent civic feature but the radical aims of these measures were to balance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te in order．

On the Public Welfare of the Athens in Classical Times

CAO Chun-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Clssical Greece;Athens;Public Welfare;slave;civic;city-state

C913．7

A

1672－0598(2011)04－0115－06

12．3969/j．issn．1672-0598．2011．04．018

2011－03－10

曹春梅(1987—)，女，四川省泸州市人;研究生，在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主要从事古希腊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