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肖舜旦

中国当下小说的不景气一直都为世人诟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当然多多；然而究其根底，恐怕还在于时代的浮躁，小说家的浮躁之类。作为一位业余的文学爱好者，笔者对此未能深究，因为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好轻易下论断的。但是，读了《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三期）上石华鹏的文章《呼唤小说的“文艺腔”》（以下简称“石文”）之后，却使我不禁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而对“石文”的观点很有些不以为然。

从文中得知，作者石华鹏是一名小说编辑，“读过的中国当下小说难以计数”，而且还是一名“小说民族主义者”，对当下小说的现状可说是爱之深恨之切的。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专业人士，按理该说出些有分量的东西的，殊不知听罢他的高谈阔论后，竟有一种云里雾里之感，感觉到这位专业小说编辑说出来的话其实并不怎么专业。因为他在文中对当下小说的“把脉”“诊断”以及开的“药方”，虽然显得那么轻松自如，意气轩昂，自信满满，但细细思量一番，就不难发现这一篇“宏论”委实没能触着当下小说的痛处，一番“花里胡哨”“花拳绣腿”的张扬之后，留给读者的依然是“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困惑。

我们还是来看看“石文”是怎样为当下小说“把脉”“诊断”以及开“药方”的吧。

首先看“石文”的诊断：

“病症之一：软骨病。”所谓“软骨病”自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按常理，应该是批评当下小说缺乏立场，缺乏原则，缺乏风骨之类吧，但“石文”的解释却是“肌无力，一身肥肉，没力量”。这解释有些费解。首先，它与“骨”无关，按这解释只能算是“肥胖症”而已。其次，后面列举的“具体症状”与此又几乎“风马牛不相及”：

“咱们的小说，一篇篇故事不是讲得四平八稳、圆圆满满、规规矩矩，就是讲得急急忙忙、丢三落四、直奔结局而去；而且，这些故事不是红杏出墙，就是三角四角恋；不是官场腐败权术，就是底层挖煤挖矿死人；不是成长记忆青春期混乱，就是职场法宝办公室小资等等，让人无法容忍，好像天底下就这点事儿。最无法容忍的是，一窝蜂，一苦难，全中国都写苦难了，最最无法容忍的是，披着小说外衣的故事比《故事会》还难看。一句话，故事强奸了我们的小说，故事俘虏了我们的作者。”

这段话的意旨不难把握。先是说“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再说小说的内容单调，最后说“故事强奸了我们的小说，故事俘虏了我们的作者”，似乎是在批评小说家不该一味讲“故事”了。而小说家不讲故事，不通过故事说理抒情还能怎么做呢？这番话在逻辑上相当混乱。首先，小说的故事讲得混乱、内容单一，和“软骨病”有什么关系？这是属于叙事技巧、选材能力方面的问题，与小说的“骨”硬“骨”软关系渺渺；而且这番话与作者自己解释的所谓的“肌无力，一身肥肉”的意义也难以牵扯上。可见作者这里的表达实在有些心不在焉。其次，“石文”列举的当下小说内容诸如“红杏出墙”、“三角四角恋”、“官场腐败权术”、“底层挖煤挖矿死人”、“成长记忆青春期混乱”、“职场法宝办公室小资”等等，其实很丰富多彩的啊，一点都不单调，既有永恒的“主题”，又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且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小说家们写这些内容何罪之有？请问石编辑，这些不该写，什么才是该写的内容呢？小说家们写得不好是一回事，该不该写则是另一回事，对不对？其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作者居然认为他“最无法容忍”，“一窝蜂，一苦难，全中国都写苦难”的现象，呵呵，作者此话真不知从何说起？在当今小说界，何曾出现过“全中国都写苦难”的情况？而即便出现了，又为何要“最无法容忍”？难道石编辑“最”能“容忍”的只能是那些“一窝蜂”写歌功颂德的作品？

虽然“石文”在这番分析的最后，总算提到了和“软骨病”有关的意义，即“小说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的是小说的情怀，小说的呐喊，小说的哲学意味等”，可这些结论毕竟和前面的分析论证在逻辑上差了一大截，只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泥石流”之惑。

“石文”分析的病症之二为“絮叨症”。这话好理解，就是说话啰嗦，累赘，表达差劲，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不“给力”，如此而已。但这一个简单的意思，作者的表达却也实在有些“絮叨”，说话有些东拉西扯的，不得要领。比如下面一段话：

“再怎么着，您第一句话总得动动脑筋想想法子把读者抓住吧，不要一上来就这人姓甚名谁，多大年纪，性格怎样，家住哪里，祖上干什么的，没完没了啰啰嗦嗦地失去叙述方向。老外就聪明，第一句话特讲究，比如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开篇第一句：我在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死。有人建议布鲁克林。第二天上午我便从韦斯切斯特动身去那地区看看……多好的叙述，读者被吸引，小说便拉开序幕。”

我们都知道文章家们都会说的一句俗话叫“文无定法”，小说的开头应该也适用这原则。哪位大师名家说过小说开头不可以交代“姓甚名谁，多大年纪，性格怎样”之类的内容，或者说过这样的开头就必然不好的话？小说的开头好不好，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可一概而论。就比如作者最推崇的“保罗·奥斯特”（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我实在不知道他是何方神仙）的“开头”，也实在高明不到哪里去，也不过就事论事的手法而已，与交代“姓甚名谁”的手法基本属于异曲同工，都可以归入“开门见山”一类，仅凭这一两句开头就判定小说家的优劣实在有些简单鲁莽，关键还要看后面的情节链，因为好的小说情节是一个整体，绝不是一两句开头就可以决定一切的。所以，没必要因为这“一个”“老外”的“一个”所谓的“好”开头，就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以致厚此薄彼到向所有的老外致敬，完全落入“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俗套”而不自觉。好一句“老外就聪明”，我虽然不是作者自称的“小说民族主义者”，但听了这话还是有些不服气。

此外，作者接下来说的一个论断也很值得商榷，作者云：“小说家才华高低的区别就表现在语言上。”这话似是而非，至少是以偏概全。事实是，一位小说家的才华绝不是仅凭语言就能决出高下的，因为一部好小说除了语言之外，还要有好的构思，好的主题，好的思想等，光有语言有个屁用？所以，作者的这个论断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优秀作家的语言实际上是无法比较优劣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类的，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的。语言是极其个性化的东西。我们通常只能从小说的故事、意义、思想、社会影响力诸方面去综合分析比较，才能对不同小说的优劣说出一些道理，而光抓住语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比如，鲁迅的语言，沈从文的语言，还有老舍的语言……谁优谁劣？谁更有才华？该如何去比？以何为标准？谁能告诉我？

“石文”分析的病症之三为“青光眼”，即“视野短浅，看不远看不清，视神经萎缩……看不远，视野局限，小说没有精神维度和精神高度，或者说没有格局和没有气魄”。这话说得大致没错，简单明了，容易理解，只是作者说到后来不知怎的又弄得有些复杂了：

“说不出怎样才能让小说具有气魄和格局，我只是隐隐觉得，这跟一个写作者自身的人生状态、人生胸怀、人生气象丝丝相连，……但这已经不是小说技巧、小说训练的事了，与神性相关了。但凡艺术，一旦归结到神性那里，便不可言说了。”

看吧，说得够玄乎了，竟至于到达“不可言说”的“神性”境界了，但既然小说的“气魄和格局”是这么神妙、“神性”，连石编辑自己都感觉有些晕晕乎乎，可望不可及，又怎么能苛求一般的小说家都该达到这境界呢？并由此断定“咱当下小说的确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而且是综合症，像垂暮的老人，全身是病”？

以上便是“石文”为中国当下小说的“把脉”和“诊断”，经过我们简单的分析，已经可以得知这番“病理”剖析实在不怎么样，实在有些“庸医忽悠病人”的嫌疑。既然“诊断”“把脉”是如此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不得要领，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出的所谓“药方”自然也当不了真的，否则，照方抓药，怕会出“人命”的吧？

石编辑，不，应是石“大夫”为中国当下小说开的药方如下：

“既然有病，就治。我开的一味药是：呼唤‘文艺腔’，让‘文艺腔’回到小说中来。”

小说，要“让它‘雅’起来；让它‘艺术’起来；让它小众起来——其实真正的小说正在小众化——成为精神贵族的奢侈消费品”。

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小说语言上下功夫，让语言文“雅”、漂亮、“艺术”、“小众”、“贵族”起来。认真说起来，这“药方”与石“大夫”前面的“诊断”——“小说家才华高低的区别就表现在语言上”倒是一脉相承的。但我们前面已说过，这只是一个伪命题，那么，这“药方”也就是一付不折不扣的“假药方”。“假”在何处，下面见分晓：

首先，石“大夫”自己也明明知道这“药方”的“假”早已臭名昭著了，他坦言这所谓的“文艺腔”“的确为人所诟病”，“是指文绉绉的、咬文嚼字的、拿腔捏调的、爱激动爱抒情的腔调。……指那些缺乏逻辑、认识肤浅、看不到问题实质，而站在自己角度说‘窄话’的人，多半讽刺读死书的大小知识分子”。但石“大夫”还是要为它“正名”：“文艺永远离不了文艺腔……文艺腔本身无罪，有罪的是，将‘文艺腔’代替‘文艺’”，“我这里呼唤的文艺腔，并不是彼文艺腔……更多的是指‘大文艺腔’‘真文艺腔’”。

既然如此，我们就再看看石“大夫”的“大文艺腔”“真文艺腔”是什么意思?

“谁是‘大文艺腔’‘真文艺腔’呢？谁是我们的榜样呢？——中国的鲁迅、沈从文，外国的莎士比亚、毛姆、王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耶茨，在我眼里就这几位。”

接下来，石“大夫”连续为我们引用了鲁迅、沈从文、莎士比亚、毛姆的四段话，以证明他们就是“大文艺腔”“真文艺腔”。但是，读了这四段引文，我依旧不明白什么才是“大文艺腔”“真文艺腔”。

石“大夫”在这样大量的引文之后，并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这些语言是“大文艺腔”“真文艺腔”，就来了一番笼统的大而化之的“结论”：“这些，的确称得上‘文艺腔’，但是是‘大文艺腔’‘真文艺腔’，鲁迅的力量与深刻，沈从文和王尔德的美，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魄，毛姆和耶茨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追问，都是我们当下小说所缺的，如果吸收这几位小说和人生的养分，定会消除弥漫在我们创作中的软骨病、絮叨症、青光眼等病症的阴霾。”

这番“教导”的确称得上是“高屋建瓴”的“宏论”了，光看“如果……定会……”这个句式的口气就能明白的。只可惜，这番“教导”几乎完全与前面的引文脱离了干系，而其中提到的“力量”、“深刻”、“美”、“气魄”、“追问”诸概念，与作者所主张的“文艺腔”的“腔”究竟是什么关系？“腔”的意义定位总应该在语言层面上吧，而前面的诸概念却全都属于内容思想方面，作者到底在呼唤什么？既然是“腔”，就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醉翁之意”明明在乎“山水之间也”，也就没必要“腔”来“腔”去地“酒”话连篇，言不及义，让读者简直找不着北，更甭说为中国当下小说“把脉”“诊断”了。

然而，作者云山雾罩的“奇思妙想”并未到此结束，马上又出“奇言”：

“是到了该抛弃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鲁尔福、卡佛等大师的时候了，他们一度曾解放了我们的叙述禁锢和小说思维，他们教会了我们技巧和思维，这些大师很多地方是不可学的，但有他们对我们眼光的培养便可以了。”

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著名的小品台词：“这是为什么呢？”是啊，这究竟为什么呢？难道这些“大师”不属于“老外就聪明”中的“老外”？是他们的“文艺腔”尚有缺陷？或者这些大师的作品中缺少作者目下所最看重的“力量”“深刻”“美”“气魄”“追问”诸意义？还是有哪些不可为外人道的文学“机密”？石编辑，你究竟想说什么呢？

当下小说究竟该呼唤什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石文”最后的结论告诫我们：

“我们当下的小说不是‘疆域’和‘边界’的问题了，而是应该回到‘文学’‘艺术’原点的问题，即文艺的‘美’‘吸引力’和‘气魄’的问题。回到上述文学巨匠那里，重新汲取养分，疗治当下小说的顽症。”

这里作者提到了文学艺术的“原点”，这算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但可惜的是，作者对“原点”的认识竟然有那么大的偏差，居然会把所谓的“美”视为文学艺术的“原点”，以至于要求我们的作家应该去追求所谓文学的“美”，追求所谓文学的“吸引力”、所谓的“气魄”，实在有些滑天下之大稽。不过，这一点倒与作者文章的主旨完全符合，因为他所谓的“美”，也就是他所呼唤的“文艺腔”，也就是要作家们去向文学巨匠学习语言表达之美，从而达到一种文学力量、精神上的“气魄”。但遗憾的是这种对“文艺腔”的呼唤却只能给人带来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茫然，难免给人一种“肌无力，一身肥肉，没力量”的虚脱感。试问，文学艺术的“原点”在哪里？文学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所谓的“美”吗？谬矣！稍有文学理论常识的人不难明白，文学艺术的“原点”只能在于生活，在于情感。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于表现生活和情感，而绝不是空中楼阁的“美”。“美”只能是第二性的、次生的。没有生活情感的基础，所谓“美”从何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下小说的“顽症”绝不在于作家语言的差劲，绝不在于“文艺腔”的缺欠，而主要在于作家精神思想的贫乏，生活情感的病态等。所谓呼唤“文艺腔”，无异于唱高调，耍花腔；华而不实，舍本逐末；隔靴搔痒，自欺欺人！

最后，还想特别指出作者对所谓“文艺腔”理解认识上的肤浅和偏颇。

以作者所列举的鲁迅《伤逝》语言为例，在鲁迅众多作品中，作者偏偏第一感觉就挑中了《伤逝》的语言，这说明了什么？是因为《伤逝》的语言在鲁迅作品中特别优异独特、特别具有代表性吗？我看未必，《伤逝》的语言特点不过比较伤感忧郁、比较流畅抒情而已，但这并非作者强调的所谓“大文艺腔，真文艺腔”语言的真谛所在。《伤逝》在鲁迅的作品中，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点上，都不具有典型意义。事实上最能代表鲁迅思想、语言风格的作品，我以为应该是《阿Q正传》。只有《阿Q正传》才最能代表鲁迅的精神、风格。它的语言特点是：朴拙、艰涩、古奥、刻薄、冷峻、幽默……这才是鲁迅“文艺腔”的真正形态。而石编辑对此大势竟然视而不见，偏偏看中了《伤逝》语言的细流末节，痴迷于语言表面的忧郁抒情意味，是不是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短视或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