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 航

得承认，舟卉从发表《好好活着》到今年在《芳草》上发表《拨浪鼓》，她的写作风格一直处于游移变动之中。不过令我奇怪的是，作为一个“80后”女作家，当年舟卉20岁出头就显露出少见的创作早慧，这种“慧”却又能够一以贯之。这不仅体现在她细腻的文字表述上，更见于她诡思奇构的叙事才能中。综观她七八年来的小说创作，其实并不算高产，但篇篇面世后，都让人惊叹，透过她的文字，分明可感受到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她就像一个年轻而又年老的文字女匠人，慢慢地，细致地，搓就了一个个叙事的圈套，一旦投入读者的心湖，迅即激起沉重的波圈，并渐次荡开。其中有残酷的世象图景，有荡气回肠的历史风云，更有最永恒的男女心絮急转翻飞……然而，无论她的叙事圈套勒紧得是如何让人窒息，还是荡开得如此大无边际，都收放自如，有一个稳踞中心的震源，那就是组成这个世界的不可缺少的男女之间的悲情。

我真的不希望文学就是作家的自叙传。《好好活着》、《跪地的女儿》两篇，在我看来，都多多少少带有作者的生活痕迹，哪怕是作者身边的人和事的文学性虚构的叙写，都让人难以掩抑那沉重叹息之下的悲情。我没见过作者，也没有了解她的身世，但读过她的一系列小说之后，真希望这一切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希望这只是匠人的手艺活，只是作家的莫名想象与白日梦所铸就的一件件艺术品。希望只是这种文字效果让人产生了错觉，造成了翻江倒海的情感决堤，而不是现实的组合摹写。可我又明白，我所读到的，确实只是出自舟卉笔下的一篇篇虚构文字，是小说，或许这正是文学产生的一种魔力吧。

以上两篇中的“我”，都是无父的。当然并不是无父，只是《好好活着》中的“我”，是“妈妈”在一次走夜路时被一个流氓拖到玉米地里强奸后生下的“野种”或“杂种”，《跪地的女儿》中的“我”却是被小蓉的母亲从车站捡回来的，哪怕“我曾经设想过很多种亲娘要抛弃我的理由”，“可我始终没有答案”。正是因为“我”如此凄凉的出身，才造成了主人公独特的心境与叙事视角，它却能让人实实在在相信这是世上真实的故事。

《好好活着》中因“我”的存在，才有很多关于妈妈的故事。妈妈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现在两个男人都死了，睡在坟墓里。一个是自己掉到河里淹死的，一个被我妈一刀捅去了太平间”，而我妈却因此而判了十三年。小说一开始就把这一切抖出来，制造了巨大的悬念，妈妈是杀人犯，我是高考文科状元，“我妈成了传奇，我也成了传奇”，于是小说渐渐拉开了序幕。我妈与两个男人的故事，在读者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悲情故事，故事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社会内容。这个内容与中国转型时期的农村与城市有关，甚至与“我”的高考有关，前者反映了中国的千年之变，后者是几十年来无数经历者一直挥之不去的情结。这确实能摄入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我妈与张会计的结合，也是本身就包含了农村的太多内容，没有爱情的婚姻，加上张会计的不能生育，注定了我妈不是个幸福的女人。张会计死后，我妈与“蔡大头”的结合，更酝酿了另一个人生的悲剧。“蔡大头”只是一个农村出来的暴发户形象，他最终的失败是注定了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妈都是一个悲剧。读来让人潸然泪下。“好好活着”只是浩叹之余的一种期待，这或许是生活中的一线光明，更是一种无奈。

《跪地的女儿》是从“母亲”悲剧性地死后才真正开始了“我”的悲剧的。这是“我”与三个男人的故事。这似乎能与《好好活着》形成一个姐妹篇，故事中“我”的年龄都差不多离高考不太远。“我”高三时就与英语老师兼班主任的老公庄誉文产生了暧昧的情感关系。在“我”读大学期间，先是做了“老K”的情人，后在庄誉文来京时又主动勾引他上床。不过，与“老K”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与庄誉文却带有亵渎情感甚至是玩弄的成分。“老K”彻底在生活中消失后，“我”一度心如止水，后来又因白珂的出现而又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以至“我做了白珂的新娘”。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应该算得是个圆满的结局，但一切皆因白珂一方的变故，让“我”万念俱灰最终动了杀机。一切美好的梦想，随着生来就有的无情身世一道被埋葬了。这是一段十分独特的当代女大学生的情感史。更为独特的是，小说以“我”感受子弹穿过“我”的头颅来作为叙事中倒叙的开端，给读者带来了陌生化感受。无论怎样，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出身凄凉的女子，在经历一系列世事变故中所承受的无尽的情感磨难。这两篇小说中的“我”，形象都是鲜明而独特的，凄美的文字之下汩汩流淌着并奏响了人世间的另一类悲音。

在《红妆》中，“我”仍然是主人公。这篇小说不仅又塑造了一个不幸的母亲形象——易春莲，仍然是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一个攀岩家与一个摄影家）的故事，而且还重点勾画了摄影家卢文涛的情感世界。“我”还是不改“常态”，是一个怪僻、独特而内心世界丰富的小女孩。应该说，这篇小说中的几个人物形象都是很怪异的，而且将他们放在一个独特的砚池镇来展开他们之间的故事。母亲易春莲开着客栈，这为她的正常女人的需求提供了温床，为她能够接触不同的男人设置了合乎情理的环境。于是小说才能得以顺利展开，这似乎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如果说母亲易春莲的情欲是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的需求来叙写的话，那么卢文涛因几十年恋恋不忘当时的戏友小帘子而深深恋上酷似小帘子的十三岁的“我“——蒙蒙，则是非正常的变态心理的表述。同样的，“我”对卢文涛恋父心理的表现也是如此。然而，说是非正常的变态心理，却又恰恰可能击中普遍存在的真实人性的一面。这种剖析的勇气对于作者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只是无一例外的，易春莲的死与卢文涛的被警察带走，让“我”又成为了一个孤儿。这种无依无靠的女“孤儿”形象成为舟卉系列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包括《阿桑》在内，也是这种情况，只是阿桑是一个男孤儿。这到底寄寓了作家怎样的一种情感寄托与审美期待？其中涌泄出来的悲情到底要把读者引向何方？是否暗喻了人类存在意义上的另一种现实？比如，人的生存境况与情感世界其实就如孤儿一般悲凄而无依？这是颇值得读者深思的。

如果说以上所提到的小说多是对现实的残酷而冷静的书写，那么《红玉簪》、《白天不懂夜的黑》、《阿桑》等小说，除了残酷冷静与悲情世界等质素之外，却又混杂进了诡异成分，这种小说增添了许多神秘与悬念的阅读趣味。这体现了舟卉的笔法多变的一面。《红玉簪》中的水红带着无限憧憬跟随三姑去上海一户人家做了娘姨，她所去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家。顾太太六十出头是个寡妇，顾小姐却是个因情伤而终身未嫁的中学老师。故事的神秘就出在这两个女人身上。她们的神秘身世，通过佣人吴婶嫫之口让水红知道了不少。叙事的圈套其实早就预设与投出。后来顾太太死时“一双眼睛突突地瞪着”让人十分费解，小说暗示了可能是顾小姐吓死顾太太的，却没有道破。最让人费解的是，后来顾小姐得到一切后也离奇死去。“咽喉里插进去一根簪子。两只手紧紧攥着簪头，从指缝里漏出一只玉雕的凤头。眼睛瞪得老大，跟顾太太死的时候一个样。”而且，“血涂了一床，深红色的，灰红色的，紫红色的，酱红色的，乌黑的”。前后两人是怎样死去的？这与红玉簪有何关系？这一切都成为一个谜。很明显，这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谜局，让读者情不自禁地钻入其中。

同样的，在《白天不懂夜的黑》中，这类谜局设得更是玄乎。这同样是一个一女二男（女主人公苏与王畅、峰）的故事，但作者明显不在意缠绵悱恻的男女情爱的悲情书写上，只是将男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铺垫为背景。在记忆混乱的苏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酒店欲强奸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到底谁才是总编王畅的情人？死于河底的副教授吕某与苏到底有什么关系？归根结底，到底谁才是杀人犯？这一切，作者并无意去作出解答，她的任务就是设置谜局与布下圈套，等待读者钻进去出不来。其中诡异与神秘的程度真是让人惊讶。男女之悲情与真相之谜雾纠扰在一起，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如《阿桑》中的阿桑，也是如此，他本来就如傻子一般，与人没有多少沟通，但却与老鼠交往甚密，不仅常常与老鼠握手，而且还由老鼠盗来美味食物喂养他。这类傻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不过，舟卉的塑造却又别具一格，让人耳目一新。

舟卉的小说正在走向成熟。她获得一连串的赞誉并不是偶然的。从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看到她极具想象力的文学创造才能。她的文字感觉极好，特别善于营造小说的氛围，让人极容易进入并受其感染。只要读她的小说，读者的心似乎就被她所设置的悲情与叙事的圈套紧紧地勒往了，而且越缩越紧，勒得人心痛，勒得令人窒息。所以，舟卉的小说是充满感性的，是以情动人的，是细腻与饱满的。我喜欢这个作家，但这篇显得感性而不深刻的文字并不能说尽她，这是一个遗憾；能读到她的作品，被她的作品深深打动，却又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