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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0后小说家的写作难局

2011-03-20

文学自由谈 2011年4期
关键词:警觉性写作者知识分子

●文 张 莉

想当年,70后作家曾给予我们陌生的“新鲜”,而十多年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尚未能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共同的生活场景,共同的美学理念,共同的生活感受,共同的以个人写作为名的经验的重叠充斥在70后作家作品中,对于日常的反复书写和日常美学的反复讴歌正在不断地吞蚀着文学作品中本来应该有的异质声音。原本被指望在而立之年成长为中国文坛中坚力量的一代作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难局。

我以为,对日常生活的反复书写、对写作个人化趣味的极端追求只是问题的外在表征,内在的变化则是写作者与身在世界的悄然和解,是“我已不再与世界争辩”,“我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是“我对世界没有什么看法”,是“我愿意向现实的一切束手就擒”……面对现实世界,写作者内心没有紧张感、警觉性,没有疏离意识;写作者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一代作家遇到的难题

与60年代出生作家笔下那黑暗的、令人无法呼吸的暴力和黑暗人性书写不同,70后作家是富有宽容度和富有弹性的,他们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是善意的和和解的,他们具有仁爱和温和的美德。与其后的80后作家相比,他们温柔敦厚,即使面对令人齿冷的黑暗,他们也愿意为那“新坟”添上“花环”,他们对人性与生活永远有着同情的理解,他们对人间亲情还有最后的眷恋。他们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使我们认识到日常的美好与光泽。70后作家以描摩生活美好并使之发出光泽的方式显示了一代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与钟爱。在重温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方面,他们做出了贡献。整体而言,这代人普遍喜欢搁置历史背景,他们使用提纯的方式讲述被爱、亲情以及成长的叛逆所充斥的岁月;他们喜欢耽溺少年时光,在少年时代的故乡建立起自己想象中的乌托邦。但是,这样的书写恐怕也在遮蔽我们对身在的现实世界的重新认识。

“任何对于社会生活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纯粹’和‘中性’或者‘客观’的,它同样表达了一种主观选择和意识形态。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真实’而已。”(旷新年)某种程度上,写作会改变现实的面貌,会改变读者对现实的理解,会赋予现实新的形态,使世界呈现为新的现实。也就是说,当70后小说家们不厌其烦地勾勒温暖的日常生活时,也不知不觉间建构起他们眼中的现实真实:即温暖的、甜美的、人性美好的日常生活。由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写作者与现实之间,某种尖锐的屏障消失了,面对现实他们态度暧昧、欲拒还迎,左右为难又模棱两可,在深广浩大的现实面前,一代作家显示了他们之于现实的软弱与无力。不仅仅是70后作家,整个文学期刊的作品,充斥的是现实的描摩,而对生活没有理解力。面对现实,写作者们没有自己的角度和看法,甚至,即使是那些描摩现实的作品,也显得没有力量,那是现实主义创作吗?可是,读者们又觉得他们眼中的现实不像是我们身处的那个“世界”,世界不像是他们书写的那么单一、平面、均质。

如果一代作家面对生活和世界只有同一种感受和看法,被生活本身牵制,没有愤怒,没有伤怀,一切仿佛应该就是如此——当一个作家不再有独立思想见解、当他们关于写作技巧的探索开始停止不前,当诸多写作者都满足于讲一个“好”的故事、讲一个赚人眼泪的故事,当诸多写作者都期盼自己的作品赶快赚大钱、有机会被拍成电视剧时,恐怕便是我们坐下来反思的时候了。如何理解写作者与身在世界的关系,如何理解个人写作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都切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应该时时保持警觉的状态

“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中所言。但在当代中国,把写作者视作知识分子一员的作家恐怕微乎其微。尤其对于70后作家及其后成长起来的作家而言。毕竟,在70后作家成长最为重要的十年里,像鲁迅那样的“有机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完全消失,读书人不再重视自己的社会性和公共性。这也意味着,70后这一代,无论是作家和批评家,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分子性质(这也意味着,当我检讨当代文学创作的平庸时,也包含了作为70后批评从业者的自我批评)。很少有人会意识到,面对当下,写作者应该具有警觉性。

可是,面对社会潮流时的紧张、疏离及警觉,难道是一切优秀作家面对世界时的应有的态度?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从果戈理到川端康成,从曹雪芹到鲁迅,人类文学史上所有的作家面对所处的时代时,都有着属于知识分子的警觉与疏离。他们敏感、孤独、特立独行;他们清醒、智慧、尖锐,是永远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人。而就中国语境而言,作家与现实、与社会潮流之间的紧张感与警觉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以来的优良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是发现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和作为社会存在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长久以来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当整个社会号召妇女像娜拉一样走出家庭时,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鲁迅不仅想到的是娜拉的出走,更看到了“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难题。当所有人争相讨论文学是为某个阶级服务时,萧红想到的却是文学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

一位优秀作家和生活、现实、世界之间关系是什么样子?它应该是紧张的,至少不是和生活、和现实“推杯换盏哥俩好”的样子。文学经典都是“不合时宜”的,它是那个时代“异者之声”。也许作品有缺点是常有的事情,即使经典也可能存有缺陷,但作家向世界表达的欲望、态度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终究会打动他当时以及未来的读者。如果一个作家内心具有野生的欲望和激情,如果他极端渴望用文字语言、渴望用形式去照亮他内心的困惑和苦楚,他就具备了好作家的基本条件。也往往是具有独特理解力和认知能力的作家也才会打动他的读者,他的文字世界才能激励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中国当代文坛,渐渐进入中年的那些60后作家作品——从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毕飞宇《平原》、苏童《河岸》、迟子建《白雪乌鸦》、陈希我《大势》中,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当年为我们提供了先锋经验的小说家们正在试图直面惨烈的、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而那些早于他们成名的作家,莫言、贾平凹、阎连科、韩少功等人,也依然在不断地渴望从历史中汲取反省。尽管某些作品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但是,在如何整体性地关注历史与社会方面,他们有进行更深入思考的勇气。

也有一批70后,他们具有面对现实的“警觉状态”,面对巨大无边的现实,他们并没有轻易忽略自己的公共身份,没有放弃自己的发言权。如民谣歌手周云蓬,你在他的歌词与音乐中,别指望从他那里获得某种抚慰或麻醉,或催眠的功效——他的歌声中包含着痛楚中的温柔,尖锐中的体恤,以及内化为血液中的对现实的深切关怀。比如那首《中国孩子》,你无法不联想,不愤怒,不得不,无言、沉默、感喟——他正尽力使他的歌手远离麻醉剂,使歌声入世。在汶川地震浩如烟海的诗歌中,诗人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则显示了一位诗人在一个喧嚣狂热的情形之下所应有的清醒与冷静。而贾樟柯的电影《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提供了与张艺谋、陈凯歌以及整个时代文化的异质声音和想象。

文艺作品,无论怎样隐晦,都有着作家对世界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就像我们无法揪着头发使自己轻松地脱离地球一样,我们的写作也无法离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的文字总会或清晰或隐晦地传达并注解着我们与现实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关系。因而,当我们搁置现实和搁置历史,那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提到,而意味着我们的逃避以及拒绝承担,是放弃与世界的争辩,是向整个现实举手投降。作家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这是整个70后作家和批评家所应重新理解和认知的。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的自我消解以及个人写作行为公共意识理解力的不够,是导致今天中国文学创作整体平庸化、虚弱化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对个人身份及写作行为并没有深刻认知,使得一代写作者面对整个社会和世界时失去了紧张感和警觉性。

对未来文学的企盼

翻看近年来中国文学期刊里的作品,很少会感到身为写作者的警觉性和疏离意识,反而会看到小说家面对世界的种种妥协和讨好。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即使作品毫无创见,它依然可能获奖,获得掌声和叫好声。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下文学生存环境的不健全。这是造成今天这样共性写作、集体写作的潜在诱因:“在2008年的时候,你把文摘、月报、选刊翻个遍,翻完了你会感到他们的趣味和判断基本一致而且一以贯之。某些作家是必选的、某些作品是必选的,而你完全知道他们和它们为什么正好就被选出来,几乎没有意外。”(李敬泽语)对异质文学的排斥,是造成成千上万人只写一种类型和美学风格小说的动力所在。这令人忧虑。它伤害的是作为读者的热情和对文学的信心,吞没的是作为写作者的创造力以及勇于实验的勇气,它甚至还可能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前途。

我对2009年1期的《读书》上张承志那篇《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久不能忘。文章中,他讲述了日本猖狂官僚石原慎太郎的文学背景:1956年,石原慎太郎的作品《太阳的季节》获得了日本的最高文学奖芥川奖。当年的获奖意味着对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学价值的肯定,半个世纪后,面对成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日本有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那次文学评奖以及曾给予某种文学价值的肯定。鉴于此,张承志想到了中国的文学与社会,他说,“良风美俗”之破坏,在中国正如摧枯拉朽。“何止‘都政’,从教育到医疗,堕落使一个古老的文化心慌意乱。金钱鼓动的贪欲和疯狂,把‘三聚氰胺’兑入牛奶,兑入医院和大学。不用说,蔓延的劣质文艺更是大受青睐”。因此,张承志对那位有所检讨的日本评委的话记忆深刻:“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

“小说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以为是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别人的思想。作家和常人的不同,无非是对生活想得更多一点,看得更深一点。”汪曾祺老先生的话,朴素而意蕴深远,我深以为然。作家对这个世界是否独有理解和认识,这取决于他是否比普通人认知得更深入,体察得更真切,取决于他比普通人是否更清醒,是否具有警觉性。如果一位作家的认识力没有比普通人更深刻,如果他的作品不能拓展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力,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他?反过来说,当一位作家的作品表达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困惑和渴望,痛苦和甜蜜,温暖和无助时,当他表达了很多人想表达却没有能力表达的感受和认识时,这位作家难道不是值得阅读和值得尊敬的吗?盼望70后一代早日出现这样的作家,他将成为我们时代和文坛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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