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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人格建构层次初探

2011-03-20张伟

文教资料 2011年16期
关键词:圣人论语君子

张伟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昭通 657000)

理想的人格建构是人类长期探索的重要人生问题之一。伴随着人的感性丰富和内涵的多样性展开,不但使人的审美得到了发展,而且使人的审美获得了新的酝酿。所谓对人的审美,其实就是对人的人格审美。“人格之美”是中国美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成复旺说:“中国古代的审美实际上又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①所谓人格,就是人的生命的文化精神,或曰人的文化精神生命。文化性质的精神化入人的生命,就成为一个人的人格。……文化、精神、生命的统一和凝聚,就是人格。②即人格是心理、生理、文化的熔融,是文化了的自然生命,理想化的现实生存。而人格的建构正是立足于生命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调节,高扬人格的审美表现,在美与善的交融统一中,寻求审美与人生的切合点,以此来奏响生命的乐章。

一、理想人格的定位

人格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伦理学概念,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标志。关于人格层次的建构理论,可以追朔到中国先秦时期,那个以孔子为代表,一个礼崩乐坏、欲望膨胀、混乱无序、动荡不安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人文精神跃动”和“忧患意识”觉醒的时代。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孔子怀着对社会现象的忧心与不满,思索人之为人的根本,意图重塑人格境界,构建他的理想人格模式。

在孔子看来,人格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仁”。因为“仁”是孔子文化哲学的本体范畴。但“仁”是什么,孔子从不下定义,只是就事论事,而不解释其内涵。例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曰:恭、宽、信、敏、惠”(《论语·微子》);“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等等。仁的含混性、神秘性和不可穷尽性,成为后人笔墨官司焦点之一。蔡元培认为,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③李泽厚对此也加以分析:“仁无定解,根源仍在此种人性情感乃从原巫礼仪中高级心理模态理性化而来。从而他认为‘仁’主要是指一种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仁乃心理本体。”④由此可以推论“仁”是一种偏于道德伦理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本身是多层级的,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孔子把人分五品:“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⑤孔子上述所论的五品人每一种人格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但每种人都要求以“仁”为基础,在孔子看来,建构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是步入秩序、和谐的社会的根本途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仅选择其中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三种人格加以简要概括,以窥孔子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

二、人格特征

(一)圣人人格

圣人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为孔孟及后世儒者共同尊崇。孔子认为圣人是极为崇高的,在当时社会没有一人可以称圣:“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心目中的圣人高高在上,遥不可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但孔子也同时认为一个人即便达到了“仁”的要求,依然不能称其为圣人。《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可见圣人在儒家人格理想中地位之崇高。孔子不敢自居圣人,但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孔子对圣人有一个解释:“圣人者,智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穆穆纯纯,莫之能循,是可谓圣人矣。”⑥这里点出了圣人的两个特征:一是内心有大智,通达大道,因而有无尽的力用,能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二是外表庄严肃穆、和蔼可敬,非常人所能及。而超常的智慧则是圣人的必备条件。就连以后的孟子也认为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先知先觉者。圣人就是那种觉悟万民的“先知先觉”之人,他们依靠超常的智慧,治理天下。所以,圣人是最完美的理想人格,是人生修为的最高目标。

(二)君贤人格

贤人是仅次于圣人的理想人格。贤人德行高尚,财产富足,才能超群。“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荀子·哀公》)。⑦君子和贤人的理想人格一样本无高低之分,圣人、贤人本身必然为君子,君子可以通过继续的努力修行达至贤人、圣人的境界。孔子所论君子是居 “仁”尽“礼”,通权达变,在仁礼规范体系中,谨慎守中的积极实践者。“所谓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明道而辞不争,故犹然如将可及者,君子也”(《荀子·哀公》)。⑧君子有以下特点;其一,君子志于道。君子应终身求道、谋道,一生以闻道、弘道为己任,不可须臾离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君子应“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其二,君子尚德。君子必须是崇尚道德,有很高德行的人。“中庸之谓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孔子以中庸为人间至德,又言君子中庸,可见他认为君子有很高的品德。其三,君子重行。真正的君子应严格要求自己,躬行不空言,身体力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其四,君子重责任。真正的君子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传·系辞下》)。

(三)庸人人格

以上圣人、贤人、君子是被孔孟荀等儒家学者普遍倡导的理想人格。此外,低层人格的重建,虽然没有被儒家所普遍关注,但是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譬如孔子所说之庸人: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中,孔子对庸人的解释为:“所谓庸人者,口不道善言,心不知邑邑;不知选贤人善士托其身焉以为己忧;动行不知所务,止立不知所定;日选择于物,不知所贵;从物如流,不知所归;五凿为正,心从而坏:如此则可谓庸人矣。”⑨孔子所指“庸人”用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来分析,可称之为“主体性异常”。这样的人处于低层次的人格建构,文化层次不高,人心受到扭曲而变态,失去了人生的完整。只识“人生在世,温饱二字”,最多不过是“食色·性也”。局限于物质层次上,未能摆脱文物质利益的支配,人性的特点为愚、弱、野,生活的特点是盲目、混沌;生存也是听天由命,外设机能弱化,有学而不致用,心理交流系统封闭化,主体意识萎缩,不知为何生,生而何用。孔子也正是看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主张主体重建,构建理想的人格,即主张“质”(内心欲求)与“文”(修养与道德)协调统一,建构“文质彬彬”的君子。

三、孔子塑造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

孔子所设计的“圣人”、“君子”和“庸人”这样一个多层次的理想人格,从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不断统一的运动过程中展开自身塑造,把自然的需要上升为社会的需要,在行为活动过程中,再上升为自觉的意识系统。意识引动的内感外射定向于自然或社会,构成特定的心理与外界沟通的环境,这个环境联系于心与物,构成一种运动性的境界。这种境界从精神解放和心理自由入手,追求自由和谐的理想人格,这种对道德的追求体现了孔子所乐道的“君子”层的构建基础。孔子也非常清楚,只有给人类披上文明的外衣,重视文化对人的陶冶、塑造作用,才能培养自由理想的人格。所以,孔子在对人格的修养论上非常注重在内在精神“仁”与外在规范“礼”的有机统一,即“文质彬彬”。“文”即通过学习而得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文雅庄重的风度仪容,通常又可理解为以“礼”为主的礼乐修养。“质”即内在于人的朴实本性,通常又可理解为以仁为主的道德品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认为一个人若朴实多过,文采就显得有些粗野;若文采胜过朴实,又有虚浮之嫌。只有文采与朴实相互协调的人,才会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横溢之才华,才可称得上君子。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做到文质统一,不可偏废,也即物质和精神的完美结合。可见,“文质彬彬”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一种人格境界。

而要成为“文质”之人,首先应注重学、思的统一。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思”以“学”站在科学主体论的高度来看就是主体的心理交流内感外射过程。“学”让自身的需要欲求得到满足,想象与创作被证实,主体意向明确,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获得以需求为核心的意识集团,再以“思”去感受外界,发生内感外射交流。关于“思”,孔子强调“内省”的修养方法,也就是要经常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解剖自己,勇于改正缺点,做到问心无愧。如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过则无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出这种“内省”的方法,就是要在感受中不断丰富和提高自身审美意识,以便发出更有效的多方面的外射。

其次,孔子非常注重内心对“仁”的体验。孔子认为“仁”需要个体从内心感受上进行体认,外在的道德法则只有内化为个体自觉的情感要求,才能成为人格修养的组成部分,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一个人仅知道或爱好“仁”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情感上体验到“仁”的快乐。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又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颜之乐处在于对仁的不懈追求和体验。这种以“仁”为乐的体验,既是一种伦理的理性体验,又是一种审美的情感的体验。这样化外在为内在,化有形为无形,引导感性与理性、情感与道德达到圆融之境,成就文质彬彬的君子,使人的生命中既有理性的支撑,又不缺乏感性的滋润,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境界。所以,孔子的自我内在的修养方法就是一种人格精神的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空间的隔绝或宗教上的超脱,而是在已有的基础上的更高发展。这正暗合了现代科学主体论美学人生建构的第二层次:“精神审美层”,一个觉醒的主体意识层。

科学主体论美学原理指出:“一个高度觉醒的主体必然要走向人性的完整,最终达到人生完满健全的实现。”⑩孔子为达到人生的完满健全,主张“克己复礼”,以诗教、乐教、达到礼教,使人致“仁”。也就是说,就是要让人性的价值得到充分延伸,向无限未来展开。在孔子看来,“礼”,首先是有助于政治上的教化。更进一步,则认为可以作为向上的人格修养,乃至也可以作为达到仁的一种工夫。他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什么是“立”?朱熹注云:“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祥,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只所动摇者,必于此得之。”[12]意思是礼的强制性可以转换为人们的道德自觉性,使人成为卓然自立的人。这就是说,孔子将礼作为个人修身的准则来理解的,这显然与其本来“礼”的意义有着根本区别。在他看来,“礼”的实现就意味着天下太平。所以孔子提出“复礼”必先“克己”——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性乃是实现社会价值秩序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礼”也就不是强制性的规范,而成为个人修养所达到的结果。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被孔子内在化了,使之成为一种君贤人格所追求的品质。

当然,孔子的理想人建构最终是为了改变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整合社会、积极进取、济世安民是理想人格的更高境界。修己、敬人、安天下,才是真正的“仁”,孔子的个人的道德的完善是完善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坚持道德修养绝不仅仅是道德品质的焙炼,不仅仅是保存善良的本性,更重要的是扩充本性,把道德修养作为一个由内向外发散的过程,以实现他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最终把个人道德修养转化为对社会的责任。孔子非常崇尚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那种在美的陶养中实现的理想社会,那种无为的政治,那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政策。用徐复观的话来讲“礼乐之治”是孔子“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13]而这种政治的最高境界、理想境界其实就是自由的审美境界,也是孔子最高的人格建构,即现代美学原理所称谓的“审美自由层”。[14]孔子美育目标在于由外向内的积淀,人生境界的提升。从外在的诗乐涵养、熏陶内在的仁心,即“向生命处用心”,开拓出精神领域的价值世界,直至“天下归仁”、“天下万物同体”、“天人合一”的圆融之境。在这种内向超越的过程中,人的感性和理性得以调和,情绪和道德有所安顿,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处于一片和谐中,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追求,在人生快乐中求得超越。孔子以人格的理想建构来安抚人们的心灵,或许正是“以美育代宗教”的滥觞。

注释:

①②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15.

③④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养[M].南京出版社,2006:52,54.

⑤⑥⑦⑧⑨杨柳桥.荀子译释.齐鲁书社,1985:853—856.

⑩[14]李健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修订版),2002:234,268.

[11][12]转自: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8—149.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4.

[1]李健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M].(修订版)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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