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舟游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会议背景

《汉书·车千秋传》载，汉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即所谓之盐铁会议。会议参加者除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外，还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史、御史等属官。

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的大将军霍光、谏议大夫杜延年有关。杜延年曾多次向霍光建议：“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椎盐铁，皆自延年发之”（《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之所以建议“修孝文时政”，诚如班固所言：“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可见严峻的社会形势是这次会议的真正起因，而杜延年的建议不过是正确地反映这种形势罢了。

汉武帝时，国家财政空虚，阶级矛盾激化，官吏胡作非为。武帝死，昭帝即位，从这时到盐铁会议召开的六年间，上述状况依然存在。汉武帝时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历年遗留的流民问题仍相当严重，昭帝不得不多次下诏解决。始元元年，诏：“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八月，诏：“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又诏：“比岁不登，民匮于是食，流庸未尽还，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上所引均见《汉书·昭帝纪》）汉昭帝频频下诏，说明流民问题已严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安全。

汉武帝打了一辈子匈奴，但四夷之患并未真正解决。在武帝驾崩的当年冬天，匈奴便入侵朔方，“杀略吏民”，迫使汉廷不得不“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第二年，即昭帝始元元年夏，西南夷二十四邑皆反，汉廷派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的军队匆忙前去镇压（见《昭帝纪》）。始元四年冬，西南夷复起事，水衡都尉吕辟胡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人”（《汉书·西南夷传》）。始元五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书·匈奴传上》）。可见汉与匈奴、西羌、西南夷、乌桓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张。

汉武帝实行严刑峻法，在其后非但未改变，反愈演愈烈。武帝曾说：“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易难乎！”如此残酷的法律主要是针对下层百姓的。对此汉成帝也未否认：“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汉书·刑法志》）汉代景帝以前的几位帝王坚持节俭治国政策，但到武帝时，开侈糜之风，其本人自不必说，连官吏们也争相奢侈，“室庐车夫僭上亡限”（《汉书·食货志》）。汉成帝时，虽然已是危机四伏，“然俗奢侈，不以畜聚为意”（《食货志》）。

由武帝之世带来的各方面严重问题，震动了汉昭帝和执政大臣，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回顾以往的政策得失。这就是盐铁会议的背景。

二、激烈辩论

这次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以桑弘羊、丞相史、御史等大夫为一方，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双方唇枪舌战，进行了激烈交锋。论战情况记录在桓宽《盐铁论》中，大致有四个方面。

（一）关于盐铁官营问题。大夫派主张盐铁官营，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而无害。御史言：“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又说：“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盐铁论·轻重》，以下只注篇名）他们还认为，盐铁官营消除了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割据势力。

贤良文学则主张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本议》），造成“国家衰耗，城郭空虚”（《轻重》），提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忧边》）还提出：“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水旱》）总之，在贤良文学看来，富国安民的根本在于搞好农业，即所谓“反本”、“修源”。

（二）关于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大夫派主战，贤良文学主和；大夫派崇武备，贤良文学尚德服。贤良文学认为：“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胡》）对外用兵，会给内带来忧患。繁重的兵役徭役，对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满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徭役》），建议：“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击之》）

与此相反，大夫派指出，自汉兴以来，和亲政策“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匈奴的侵扰却日甚一日。由于此，汉武帝才“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汉武帝抗击匈奴是“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结和》）。他们还进一步阐述：“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否则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虚”，其结果“祸必不振”（《和亲》）。

在对匈奴总的策略上，贤良文学主张“义之服无义”（《论勇》），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在德不在固”（《险固》），“文犹可长用，武难久行”（《徭役》）。又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世务》）。而桑弘羊则强调，“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想用德服，是难以办到的。

（三）对儒家与法家的评价问题。大夫派以变法治国者自居，对儒家及所谓贤者大加贬斥，斥责儒家“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论诽》），批评儒者死守一道而不识时务，讥笑“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论儒》）。贤良文学则反驳：原则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就要死守。这不变的原则就叫“百世不易之道”，还说：“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对此，“修而昌”，“变法而亡”（《遵道》）。

对法家的看法，二者也完全不同。大夫派认为，李斯之学，学以致王；贤良文学认为，李斯之学，学以杀身（《毁学》）。从对儒法的辩论进而到对所谓贤者的争鸣。贤良文学极其推重贤者，认为“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而大夫派则认为贤人“损益无轻重”，有无贤人于国家无多大关系（《崇礼》）。

（四）关于德与刑的问题。大夫派坚持法治，认为：“法者之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申韩》）又说：“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大论》）大夫派主张酷法严刑，认为“令严而民慎”，“法疏则罪漏”（《刑德》）。贤良文学则强调德教，主张简法宽刑，“法令众，民不知所辞”（《刑德》），“罢民不畏刑法”，故“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诏圣》）。

总之，在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上，大夫派与贤良文学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主张。

三、孰是孰非

对盐铁会议双方的评价，实质是对汉武帝功过得失的评价，双方是既有正确又有悖谬。认为桑弘羊完全正确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贤良文学的若干观点是有深刻价值的。

对盐铁官营的弊病，贤良文学揭露颇多，这符合事实。武帝时期，盐铁实行官营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不是封建国家为了组织发展生产，它的直接起因是朝廷“用度不足”。从本质上说，它是君主专制主义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表现，因而此政策带来一些严重后果是不足为怪的。

盐铁官营虽然剥夺了商人致富的权力，但培养了一大批商人官僚地主。正如贤良文学所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刺权》），总之，这是官僚贵戚之家发了工商业官营的财。盐铁官营的另一弊病是官商作风严重，不但产品质量差，而且价贵难买。贤良认为盐铁官营以前，“盐与五谷同价，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况且“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苦恶”即质量极其低劣，“员程”是限额之意。意思即，工匠只知完成官府规定的数量，而不管质量。即便这样的农具，“吏数不在，器难得”。由于“盐铁价贵”，农民买不起农具，只好“木耕手耨”；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水旱》）。此情此景实属凄惨。

诚然，盐铁官营曾一度为汉武帝打匈奴提供了财政保证，但从整个封建时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政策有违背历史潮流，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应当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与这种官营政策是有密切关系的。

对打击匈奴的看法，贤良文学的意见也不乏合理之处。贤良文学主和亲，尚德服，这符合民族关系主和这一主流。诚然，当匈奴贵族肆意寇掠，破坏民族间的正常关系时，适当的武力抗击，也是无可非议的。但只知战却不知和的行为和政策，是不能盲目颂扬的。

接连不断的战争首先要巨大的军费开支，这使汉初六七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很快告罄，造成“中外空虚”（《轻重》）。其次是徭役赋税繁重，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正如贤良文学所说：“中国困于徭赋，边民苦于戍御。”（《食货志》）想必，贤良文学的揭露是相当真实的。

再如，在德与刑的问题上，大夫派强调法治，从历史发展的法则来看，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置刑法的阶段实质于不顾。汉武帝时，律令已从萧何时的九章增至三百五十九章，仅大辟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以死刑为例比的刑法竟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刑法志》）。显然，揭露汉武帝严法酷刑问题的大有人在，贤良文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贤良文学并非反对一切刑法，而是主张轻刑，先德而后刑，“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周秦》）。这种思想较之大夫派只知刑法的观点要进步得多。

双方的辩论涉及对汉武帝及武帝时期形势的评价问题。对此，大夫派极尽粉饰之能事；贤良文学却毫不客气地给以抨击。如大夫派说：“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园，俭力趣时，无饥寒之患。”一派田园诗的景象。贤良文学则说官家“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均见《未通》）。

究竟孰是孰非？事实是检验真假的尺度。历史证明，贤良文学的看法更近乎实际。徐乐曾认为汉武帝时的阶级矛盾已发展到“土崩之势”（《汉书·徐乐传》），宣帝时夏侯胜曾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汉武帝在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是有贡献的，但这种历史是用血与火写成的。况且，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汉武帝的若干政策和大夫派的观点有待商榷。

［1］［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6.

［2］［汉］桓宽.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