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微 姚晓芝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历史著书，欲借此做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因此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修编历史放在重要的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到了唐代则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这一制度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并且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发展过程中，学者对此研究得十分深入，褒贬不一。

一

史馆确立之前，历代王朝大多设有史官负责史籍的编撰，最早传说在黄帝已设有史官。“盖史之建官，其来尚也。昔轩辕寿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1］到了周朝更是出现了系统的史馆建置，大小内外左右等史官都有明确的分工，但是这些官员都并非专职修史。政府明确设立修史机构始于东汉，这也是史馆的雏形。但是无论是兰台还是东观，仅可用“国家文献档案馆”及“著述之所”来称，并不是真正的史馆，而且其修史人员大多是临时而招。到了北齐，改北魏修史局为史馆，于是“史馆之名自此有也”。隋朝亦沿用这一制度。

到了唐代，史馆制度正式确立，而这一确立是我国修史伟业上的大转折。在历朝的基础上，“武德初，因随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2］修撰国史。之后，“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3］从此正式确立了史馆制度。史馆取代著作局的修史工作，正式成为朝廷的修史机构。为此，朝廷也安排宰相为监修国史，拥有很大的权力，领导全面工作，指导史官的修史。此外，唐王朝还授予史馆很大的权力，制定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确保史馆的资料收集。这种正规史馆制度，以及由宰相来负责监修国史的形式，代代相传，到清末从未断绝。历朝历代的修史工作从此成为一种传统习惯。

宋代史馆规模进一步扩大，分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多是临时性设置，因史而设，史毕即停，［4］到了明清史馆制度又有所变化。建文帝时设文翰、文史二馆分别职掌国史、图籍等及修史，到了后来史馆大体可分为国史馆、方略馆常设机构及明史馆、会典馆等临时性机构。

史馆制度的确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以前朝盛衰成败为鉴戒来巩固统治地位。我国古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欲借此做到“惩恶劝善，贻鉴将来”。其次，唐朝社会经济发达，文化事业的发展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此外，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改进更是促进了修史工作的开展。最后，统一修史也是封建政治统一思想的途径之一。树立统一的历史思想有利于统治者维护政治统一。

二

史馆制度的建立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它作为封建社会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必然对史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史馆修史确保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修史中，而且为历史书写了浩瀚的史籍，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史学的地位，巩固了封建政权的统治。

第一，修撰史书需要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庞大的史料收集工作私人必然无法承担。政府设馆修史必然拥有更多方便的途径获取历史材料。史馆可以利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而且在政府的行政力量的支持下能够安排有关部门帮忙收集史料。众多的史官也能够帮忙询采。例如唐政府制定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有关部门都要按期向史馆报送详细材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灾害等项目，建立一套体系完整、来源多样、去到广阔、信息可靠的史料搜集制度。此外，史官还有访知事由、移文径直索要有关资料的权力。私人著史很难完全充分拥有史料，往往举毕生精力也不能竞其业。而史馆利用政府力量，合众人之力，取各家之长，所修之书整体质量也比较高。史料征集的制度化，保证了史书修撰所需的材料来源，从而确保了史书的真实性。

第二，史馆修史拥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撰史书，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总结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唐朝史馆制度确立以后，统治者便要求对唐以前历史作一次系统总结，编修了梁、陈、北齐、周、隋、晋、南北朝等八个朝代的纪传体正史。之后，宋修唐史，元修宋、辽、金史，到了明清则修元、明史。这些史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非凡的价值，一般如此庞大的史书是私人无法编撰完成的。此外，还有历朝历代大量的起居注、实录和国史等档案史料，对于保存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第三，史馆制度的确立提高了中国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唐将史馆移至“禁中”，让史书撰写工作在最高政治权利中心下开展，无疑是对史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从唐以后，社会的发展就由重武轻文向重文开始倾斜。而且，历代统治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修史工作，史馆的环境也很优美，史官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还配备各种不同的辅助人员。刘知几在《史通》中曾中肯地写道：“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政府的高度重视无疑提高了史学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以政府的关注带动了人民群众的对历史的兴趣，引起了社会界对史学更广泛的关注与参与。在这个方面私人撰史是无法做到的。

第四，史馆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政权统一政治思想的手段之一，必然对统治者巩固统治政权有着重要的作用。隋唐以前，史书多以私修为主。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和利害。［6］统治者通过政治思想的统一，规范修史准则，将史学放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中开展，利用帝王的权利管束修史工作。史官也大多数是帝王的亲信，从权贵的角度去开展史学工作。史馆修史则能够大大改善各家学派对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触犯，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除此之外，史馆的存在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积极性，如能够促进史学领域的不断更新与发展，能够帮助统治者以史为镜，约束其一言一行，励精图治，等等。

三

隋唐以前，史书都是私人撰写，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倍受人们的赞誉。自史馆制度确立以后，私人撰史大大减少，修史有了固定的机构，有了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正史都是出自官府手中，人们的赞美之声也少了很多，而且见证了不少正直的史家因直书见诛而落得悲惨结局，也看到了史学逐步被封建统治者所垄断，走向了史学专制主义。刘知几在其《史通》中也毫不避讳，直言史馆制度的弊端。虽其指责并非完全正确，但是毋庸置疑，史馆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或者是必定存在的缺陷。

首先，从史官看，监修与史官多用非其人，大多是帝王亲信，而且造成效率低下。设馆修史最重要的是选拔好的监修与史官，但是史官多为帝王亲信。如此史官的选拔必定无法保证史书修撰的质量。不仅如此，史馆还存在着徇私舞弊、尸位素餐、混淆是非等现象。这些帝王亲信占去了朝廷许多官职，导致许多有才能之士无法受到重要赏识，同时还造成了修史工作的效率低下。人多不一定力量大，反倒若有人浮于事，只怕是空座板凳，浪费时间，有的史馆“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而且人多手杂，意见不一，观点难以统一协调，“每欲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

其次，从史学角度看，设馆修史开创了政府干预修饰活动的先例，使得史学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成为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也扼杀了许多史学家一家之言的发挥，囚锢了史学的发展。自从史馆确立，修史就有了统一的宗旨——一切唯上。一切唯上统治了所有史馆的修史领域，史馆修史的准则成了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为主。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史学进行垄断。君主的思想被奉为信条，一切不好的记录或者有损封建统治的记录是不允许在史书中出现的。为此帝王们也千方百计地干预史官修史过程。除了以威逼的手段来要求史官不书其恶，只记其功，还对于与“一切唯上”有抵触的史书和资料进行销毁。此外，不少正直、“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家也因此受到排挤。统治者力图通过史馆来提高本朝的威望，强化传统理论，这对史学带来的损害时无法估量的。暂且不说多少有才能的史学家因此而被扼杀，那数以千万被销毁的具有巨大史学价值的史料从此消失于世。史学最后开始逐步成为帝王的一部家族史，史馆也成为了封建政权的一个统治机器。

最后，从史书上看，设馆修史还划定了统一的史书体裁，封闭了中国史学与外部史学接触和交流的道路。设馆修史的确创造并保存了丰厚的历史文献，但是纵观史馆所修正史，却发现大多体例、笔法和体裁极其相似。第一部官修正史《晋书》的出世确实给史学界带来了小小的骚动，其华丽的语言和完备的体例确实给中国史学增添了新的色彩。但是之后编修出的正史却往往跳不出这个体裁框架，大多都与《晋书》极其相似。一系列会要体史书的出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等，也说明了史馆修史一个比较严重的弊端，即后世修史往往因循仿造前者的体例。二十四史中除了私人撰写的前四史，如果细细品味，就可发现其在各个方面上相似的特点。如唐修五代史，主要凭借各朝旧史。清人赵翼曾感慨：“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在史馆修史的影响下，正史的体例、笔法千篇一律，完全成为史学界撰写史书的一种权威，这种影响不仅在馆内发生作用，而且对馆外其他体裁的编订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可否认正史的编写的确需要统一的写法，但是这种相似的无创新突破的统一体裁无疑堵住了中国史学发展进步的道路。

四

史馆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史官、史馆、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功绩不容抹杀，其弊端也不容忽视。设馆修史制度对于保证历史记载连续不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短命王朝，都能够及时记载史事，显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传承立和生命力。但是，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封建王朝对史馆的控制也不断加强，修史不断地制度化和政治化，甚至到后来，统治者不惜用血腥的文字狱来维护史馆修史的垄断地位，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故官修史书的流弊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种集天下之人才，将史学拖入一个史馆所设计的新世界里面的修史模式，带来的是荣耀多还是悲哀多，不容片面回答，需要理性看待，辩证分析。

［1］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04.

［2］王溥.唐会要·史馆上（卷63）.商务印书馆，1089.

［3］王溥.唐会要·史馆上（卷63）.商务印书馆，1091.

［4］倪道善.古代史馆评述.历史教学，1988，8.

［5］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18.

［6］许凌云.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东方论坛，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