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林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学生工作处，湖南 长沙 410001）

我很欣赏余秋雨的一句话：“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悲剧在我们现实中的重要性。悲剧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就创造出了辉煌的悲壮命运，接着是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等代表创作的性格悲剧的第二次繁荣，再就是17世纪新古典主义高乃依、拉辛等人的伦理悲剧，19世纪易卜生创作出了社会悲剧，使悲剧艺术水平又进一步得到提高。

一

人们欣赏悲剧艺术并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愿意以伤心落泪的期待去接受悲剧带给心灵的震撼，人们往往跟随主人公一道经历痛苦的磨难，伴随着阵阵痛感从心底升腾起一种审美愉悦，如同一位诗人曾经描写的那样：“忽而灵魂受到冲击/震动每根神经、在痛苦中体验欢乐、发出愉快的颤动。”［1］这是一种“甜蜜的痛苦”。

痛感也就成为悲剧审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特征。痛苦是人的基本情绪，如人所热爱事业的失去，所盼望的东西的毁灭，或者说意志欲望受到阻碍压抑，这些都会引起痛苦的情绪。人如果对痛苦不敏感，对痛苦麻木，那是人类发展的不正常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汤姆金斯认为：“对痛苦的敏感程度，可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个社会对它所存在的不公正、疾病、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缺乏激情和享受等等现象无动于衷，或对它所存在的恐惧、耻辱或敌意不感到痛苦，这将是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2］那么，我们所说的悲剧审美痛感与生活中的一般痛苦到底有怎样的区别呢？

首先，生活中的痛苦是一种负情绪，是有害的，而悲剧审美痛感却能起到将某种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正情绪的作用，一般来说，它对人的身心所施影响是正效应，悲剧审美痛感同时跟一阵阵强烈的快感联结在一起，尽管人们在欣赏悲剧表演艺术的几小时内可能由于紧张的精神活动而筋疲力尽，可在表演结束之后，他往往“会感到生命力更加旺盛，双目炯炯发光，步伐轻松有力”，甚至“感到一种崇高的昂扬之气，言谈之中语气肯定，坚强有力，整个的心情都大为高涨”。［3］

其次，生活中的苦痛达到最紧张程度时，往往通过泪水的分泌使人的生理、心理暂时获得平衡，人在哭泣以后，会感到有些软弱无力，神智有些模糊，尔后渐渐开始觉得轻松起来。悲剧审美痛感体验中的心态就比较活跃复杂。人在这过程中会感到不安、紧张、哀伤、悲切，总的看来，人的心态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人所受到的客体压力愈大，痛感愈强，人的亢奋心态也愈强烈，这种亢奋状态显示着人的内在意志激情，激发起这种激情的人总是努力恢复由于外力阻碍而引起有不平衡不自由的心态。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人的“自由的自觉的”实践活动从不自由走向自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内资的意志激情的必然指向。这在悲剧审美的痛感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压力越大，痛感越强，内在意志激情的反弹力越大，悲剧审美效应则越强，悲剧审美痛感体验过程中产生的人的内在意志激情不会因为泪水的分泌而就此悄然停歇，它要超越痛感，它要寻找可能的途径或者通道，让不平衡态向平衡引渡，让不自由向自由发展。

最后，生活中的苦痛对人的认识活动往往产生阻碍作用，不少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有些研究者以幼儿为测试对象，结果表明：幼儿在“在痛苦体验下比在愉快情况下更容易拖延要求他完成操作任务的时间，在任务面前表现出更多的错误操作和不耐心”。［5］这些情况告诉我们，痛苦的负情绪不利于儿童的认识活动，保持儿童的正情绪，使他们在愉快的心境中生活，对于他们的智力发展和创造精神是多么重要，而悲剧审美痛感不仅不会影响人去认识客观世界，反而会增强人对产生痛感原因的思考。这种思考激发人对现存关系的认知，有时会“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使自己会尽力把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选择摆脱人的悲剧命运的行为。这种思考激发人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价值的探究，对人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能力的反思，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行为关系的普通法则的伦理思索，事实也正是如此，从古希腊直至当代悲剧家创造出来的悲剧形象不仅能引起人的审美痛感，而且能促使人们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去寻求一种更具伦理自觉、更有意义的生活。

二

我们在充分理解审美痛感后更应该知道促使审美痛感转变为审美愉悦的因素有哪些，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悲剧审美痛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非悲剧因素的影响。交织于悲剧审美过程，并对痛感转化起积极作用的非悲剧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悲剧审美对象的形式美，它普遍存在于悲剧艺术的审美之中。人们欣赏悲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沉浸于由悲剧对象刺激而产生的悲痛之中，强烈的痛感搅动着欣赏着的心，使人感动得泪水盈眶，另一方面又会为对象显露出来的种种形式美而赞叹不已。比如，在欣赏悲剧文学形象时，人们常为作品和人物的语言所吸引，在欣赏悲剧表演艺术时，人们又情不自禁地为演员的出色表演而喝彩。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放映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形：观众一方面沉浸于悲剧情境中，为主人公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唏嘘哭泣，一方面又保持一定的审美心理距离，不断称赞小演员真切感人的出色表演。观众的痛感无疑会因此减轻，而形式美激发的愉悦感却油然而生。悲剧审美对象本身所含的喜剧性是使痛感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非悲剧因素。不少包含“含泪的笑”的艺术形象，交织着悲与喜、痛感与快感两方面。果戈理的《苦恼》、《万卡》，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名著中都塑造出杰出的悲喜交融的感人形象，悲中寓喜，喜中寓悲，悲喜交错。以祥子来说，他那追求起码的做人权利而不可得的悲剧性给欣赏者带来极大的痛感，而他那短视、自私、妥协等无价值的喜剧性又给欣赏者带来喜感，两者都包含无穷的诗意。喜剧性在这里已经成为减轻痛感，或者使痛感转化的重要力量。

（二）生理层次上的疏导发泄。在悲剧痛感的郁积过程中，人的生理发生许多变化，诸如肌肉紧张，呼吸急速，心率增快，血压升高，甚至凝神敛息，暂时中断呼吸，这些不平衡状态都是导致痛感的生理基础。泪水具有疏导这类不平衡、减轻痛感压抑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据说，古希腊一位腐儒见一位雅典政治家为了一位死去的孩子而哭泣，就向他说：“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那么，你又何必如此哭泣呢？”这位政治家回答说：“是因为它不能挽回什么。”且不论这位政治家的答语有有什么哲理意义，却包含了人们可以普遍体验到的这样一个事实：哭泣虽然不能挽回什么，但能使人获得某种生理平衡，减轻痛感。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所说：“哭泣是有作用的，即使它只是减轻痛苦。”在悲剧审美过程中，欣赏着用手帕轻轻抹去流下的泪水，会有程度不等的快感，反之则会感到不舒服，影响痛感向愉悦的转换。

（三）同情与爱的欲求实现。同情与爱是人类重要的内在意志激情，它们是人类相互交往的基本需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能没有同情与爱的纽带，人在悲痛不幸时，最需要同情与爱，也会为同情别人痛苦、表达自己爱心而感到心理平衡，同情与爱的情感体验能给人以满足和愉悦。

同情与爱往往结伴相随。审美主体在同情对象苦难不幸的同时，深深地爱着对象的美好品质，如黑格尔所说：“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它们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6］电视连续剧《星星知我心》讲述了连遭厄运的古秋霞和五个幼小孩子的命运，具有动人心弦的悲剧色彩，其中的母爱、人爱、情爱让人心潮起伏，于审美中享受爱和美的人生，沉醉在难以寻觅的理想境界中。同情、爱与人的痛苦常常相连。莱辛说：“我们这种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消逝对于同类的爱，尽管它被掩埋在其他强烈的情感之下，却像余烬未熄，一旦遭到不幸、痛苦、毁灭的触动，便会迸发出怜悯的火焰。”［7］悲剧审美同情与爱既以客体对象的痛苦为基础，又以审美主体的痛感为起点。仅仅希望别人遭逢不幸，借以显示自己的同情与爱的人是虚伪的。在悲剧审美中，欣赏者一方面希望悲剧性事件不要发生，一方面又期待悲剧性事件的发生，欣赏者为悲剧人物的受难而痛苦，痛苦激发起欣赏者同情与爱的意志激情，审美愉悦便产生于那唏嘘哀叹的同情与爱的体验之中。

（四）实现自我价值欲求的满足。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而人的自我价值的欲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也只能凭借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所以悲剧也往往产生于欲求与现实的矛盾。屈原苦谏不成反遭放逐，安提戈涅不顾国法要为哥哥下葬——英雄的悲剧强烈体现着欲求与现实的矛盾；罗密欧与朱丽叶对爱情一往无前，不能爱，宁可死，杜丽娘为情而生——普通人的悲剧同样体现出欲求与现实的矛盾。悲剧人物把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付诸行动，是一个“行动中的人”，欣赏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心理优势，悲剧人物的罹难，悲剧人物在矛盾冲突中现实出的实现自我价值欲求的不可遏制的力量将激起欣赏主体的同态对应的心理反应——一种亢奋情绪的审美愉悦。自我价值的欲求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表现，欣赏主体从悲剧对象的压抑毁灭中关照到自身的某种价值力量。痛感中升腾起审美愉悦便是理所当然了。苏珊·朗格认为，悲剧是“情感在人类生命的升腾、成长、实现命运和面对厄运的有机的、个人的图式的巨大展示”。［8］这是多么畅然的审美愉悦啊。

（五）对人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欣赏主体渴求对悲剧所涵真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心理期待。十七世纪前期的西班牙戏剧家维迦说：“双关语和暧昧的措辞在观众里很受欢迎，因为每一个看客总以为话里的涵义只有自己懂。”［9］听懂一句话也会引起欣赏者的兴奋，更不用说对人生与宇宙真理的认识和理解了。在悲剧审美中，欣赏主体产生出与感受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对理性意蕴的认识和理解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通过观看有限事物的毁灭，人经历了无限的实在和真理。存在是一切背景的背景，每一个别形态都注明要归于失败。英雄和他所依赖以存在的理念越崇高胸围，时间的进行就越富有悲剧性，所揭示的是在也就越根本。”［10］人们在经历悲剧痛感的同时，会认识到生活道路上充满中矛盾，充满曲折艰苦的斗争，为了实现人的本质的力量对象化，为了实现伟大崇高的理想，需要付出代价；人们可从正面人物的暂时失败中捡到人的潜能和价值，从反面人物的暂时胜利中捡到他的虚弱和必然灭亡；人们可以从悲剧痛感中深思领悟到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人格结构，人与人应该建立怎样的伦理关系。

［1］［7］莱辛.汉堡剧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33，391.

［2］［5］孟昭兰.人类情绪.上海人民出版社，1898：315，266-267.

［3］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海译文出版社，1981：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OL42：96.

［6］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VOL3（下册）：288.

［8］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24.

［9］戏剧审美心理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75.

［10］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