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蔚

（青海师范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8）

一、“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作品留传至今，包括片段在内的只有一百五十篇文章和二十余首诗。从体式上看，他的诗歌可以分为三大类：四言，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善哉行》（古公亶父）等；五言，如《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秋胡行》等；杂言，如《对酒》、《陌上桑》等。每类约占其今存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四言诗最为出色。与诗歌相比，他的文章成就要逊色不少，但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

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讲的 《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1］鲁迅在此主要是说曹操的文章很少受到原有体制、内容的束缚，他任意发挥，潇洒自如地抒发内心情感。平易流畅，清峻通脱是他创作的一大特点。

曹操征用人才时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就行，他的求贤若渴所达到的程度是一般人所不敢说不敢做的。当时人在死前会写些遗令，对于当时的名人来说是非常流行的。遗令有一定的格式，多是说死后葬于何处，或者说葬于某某名人墓旁。然而曹操却不这样，他的遗令不但不按格式来写，内容还讲道：“吾俾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尺床，施穂帐，朝晡上脯糒之属……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2］对于如何料理他的后事，甚至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么处理都作了安排，曹操对此毫无顾忌，大胆创作，对当时的文学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视界。

二、诗歌创新

（一）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

1.突破汉代四言体的语体习惯

“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体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3］“在《诗经》所处的时期，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4］《诗经》的一般句式构成是以单音节词为主，双音节词为辅。为了使四言诗在朗读时形成二二节奏，《诗经》的许多四言句要通过在单音节词的前后增加衬字或虚字构成双音节结构，如：“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周南·关雎》），“不宜有怒”（《邶风·谷风》），“桑之未落”、“淇则有岸”（《卫风·氓》），等等。这些以单音词为主的句式，本质上还是散文句。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汉语双音节词增多。而此时的四言诗仍沿用《诗经》典型句式，如：“又可奈何”（《鸿鹄歌》），“穆穆天子”、“嗟嗟我王”、“我王如何，曾不斯览”（《讽谏诗》）。 还有王昭君的《怨诗》：“秋木萧萧，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泱泱。”朗读起来毫无新意，和《诗经》四言诗无多大区别。而在四言诗毫无创新，面临衰亡之际，曹操却使用当代语汇，创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四言诗。诵读起来与《诗经》的四言体诗迥然不同，朗朗上口，平易流畅，如脍炙人口的《短歌行》，又如《观沧海》，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一般的优美词语，但曹操却善于提炼组合这些双音节词汇，使二二节奏得到强化，易于上口，易于表现诗歌的语言美和诗化的意境美。

2.四言诗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的改变

曹操的四言诗 “改变了四言诗的诗行结构的关系和句序”。从表面上看，曹操的四言诗仍是两句一行，四句一节，但是他的诗行两句之间已经不像《诗经》那样存在着语法上的依存关系了。《诗经》中的一句一般不能独立，要靠下一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具有完整的意义。如“硕鼠硕鼠，勿食我黍”（《魏风·硕鼠》）；“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采薇采薇， 薇亦作止”（《小雅·鹿鸣之什·采薇》）。而曹操诗歌，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短歌行》），“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观沧海》），等等，主要是凭意思上的连贯构成一行或一节，各句句法是独立的，于是就不必使用《诗经》式的句序。在一些场面描写或抒情时，《诗经》主要通过使用各种重章叠唱、回环往复的方式来铺叙，如《王风·采葛》、《关雎》、《蒹葭》等都是通过这种反复重叠来强化诗的目的。而曹诗则是以结构独立但句意连贯的散句勾画意境、抒发情感，并不追求重章叠唱之法。

3.表达方式的不同

《诗经》多叙事，而曹操四言诗则善于抒情。如曹操《步出夏门行》是一组诗，第一章《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所生发的联想，气势宏大、意境深远，表现出诗人豪迈的情怀；第二章《冬十月》和第三章《河朔寒》，则描写风土人情，表达了诗人对一些社会现象所引起的忧虑；而第四章《龟虽寿》，表达了诗人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的心态和精神。其《短歌行》则表达了诗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渴望天下归心的强烈愿望。曹操四言诗所展现的宏大气势、吞吐日月、慷慨悲凉、豪迈情怀等，这与他作为一代王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

曹操四言诗对《诗经》的创新与突破，给四言诗注入了活力，使四言诗继《诗经》之后再一次大放异彩。清人沈德潜评：“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 ”［5］

（二）五言诗

诗歌由四言而变为五言，虽多了一字，却使诗歌有回转周旋的余地。五言诗在早期的形成发展中，有很多诗人对此作出了努力与贡献，而曹操也努力将其诗歌由四言向五言过渡、发展。

曹操最早的五言诗《薤露行》主要抒发了对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百官和百姓迁徙去长安的悲愤之情。诗歌形式上虽为五言诗，但内在表达方式上有四言之韵在其中，这其实是在四言诗的基础上每句加虚字或赘字而成。

《蒿里行》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此诗虚字明显减少，有诗的韵味，并且有些句子还成了名句被人们所吟诵。

《苦寒行》的显著特色就是由客观记录历史、客观叙事转向主体抒情，并且出现了意象式的描写，对仗、比喻、拟人等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得其五言诗散发出诗的魅力，虚字已不再作为衬字出现，而是精心提炼出每句的五个字，使它们各行其道，共同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见，此时曹操的五言诗已渐趋成熟，显示了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过渡。《诗经》中偶有的五言只是一种巧合，并不是有意识而为之的创作；秦嘉时代的五言诗也只是一种个别的起源，是一种局部的突破，并且势头很小，没有带动五言诗的蓬勃发展。而曹操却不同，不但自己作五言诗，而且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威、文学才华等深刻地影响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建安时期的文人，一时之间，五言诗在建安文坛盛放。

三、对汉乐府的突破

（一）开创“文人乐府诗”

吉川幸次郎曾写道：“曹操给文学史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我以为，是他把过去作为民歌存在的、因此习惯上是由无名作者写作的歌谣曲的歌词，改变为由他自己来写作。”［6］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歌全是乐府歌词，都能合乐演唱。从文人诗歌的历史去看，两汉文人极少创作乐府歌辞，可以说文人诗与乐府诗泾渭分明。而从曹操开始，乐府歌词有了它们的真命天子、真正的主人。他一改文人固步自封、不写乐府的通病，大力投入乐府歌辞。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之下，文人们学习民歌、创造乐府诗的风气一时风靡，从此一条文人乐府诗的康庄大道被开辟出来。如曹丕、曹植、阮禹、王粲等人都开始了文人乐府诗的创作。这也就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乐府由市民的诗歌形式被采纳为知识分子的诗歌形式，已经是重要的革新。”由此可见，曹操起到了指引诗歌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的重大作用，使得文人乐府诗从此蓬勃发展起来，并对建安文学的勃然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内容上的突破

曹操在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7］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与突破。沈德潜曾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虽是乐府旧题，但曹操却在内容上给予创新，以旧题来写新意，使得他的乐府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沈德潜曾评其诗“汉末实录”。可见他的诗在文学，甚至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熟知的《陌上桑》，本是叙述了秦氏女子罗敷以其聪明、智慧拒绝无礼太守，使其仓惶而逃的精彩故事，曹操却改为写求仙，想靠游仙延长寿命之意思。而《薤露行》、《蒿里行》，都是东齐产生的歌谣，大约创于西汉初年，李延年增损润色而成，二者原是挽歌、丧歌，而曹操则用这两题名作两诗，都是反映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百姓凄苦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的哀痛之情。《善哉行》由三首构成，第一首《古公亶父》是歌咏古事，表现他平乱安邦的政治思想；第二首通过写他悲惨的遭遇，抒发他内心苦闷及壮志难酬，不能及时建功立业的愤慨；第三首则抒发他渴望尽得贤才的迫切心情。而乐府古辞的《善哉行》则是主客在宴会上的祝颂酬答之辞，劝人及时行乐，祝颂成仙长寿之诗。

另外，曹操眼界非常开阔，如《薤露行》和《蒿里行》就写到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而且作为一代准帝王几乎没人能直面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曹操却用诗把它表现出来，足以见得其胸襟。曹操诗的意境是宏大悲凉的，甚有一种王者气魄，这与曹操的政治、军事的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也是汉乐府民歌很难具有的。

四、《观沧海》———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可见其开创、祖师级的地位。此诗以雄健的笔力，生动饱满地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之气魄，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诗人在处理生命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时，保持着主体的高度独立性。诗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置于自然客体之中，以博大的胸襟欣赏着眼前的客体的变化，并在外界的变化中还能坚持着自我的独立性。这与庄子的虚静、物化是截然不同的，在庄子的作品中，主体消融在客体中，并且分不清哪是主哪是客，已不分彼此。曹操的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其强势的性格、王者的霸气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才更具个性，更具一种崇高的美。这些特性是前无古人，后有学习者的。

鲁迅对于曹操是很佩服的，称其是英雄，而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在此夸赞多半是从文学方面而言，所以鲁迅会大胆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1］鲁迅.（插图本）汉文学史纲要（外一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

［4］朱广祁.诗经双音词论稿［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5］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6］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转引自卢明德.论曹操诗歌对汉乐府的突破及其创作特色［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1（第23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