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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的《文明论概略》解读

2011-03-20陈凤川

外国问题研究 2011年2期
关键词:東京福泽文明

陈凤川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书籍自有自己的命运”,这是昆德拉自嘲作品被读者曲解时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文明论概略》(以下简称《概略》)这部有着世界影响的经典作品而言,百余年间是谁阅读、精读甚或是误读了《概略》?其背后的基本立场和思想动机是什么?本文期待通过考察《概略》文本的百年阅读史,为读者深入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学术参考。

一、《文明论概略》的百年阅读史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一生著述宏富,但系统表述其思想的理论性著作,却只有《概略》一部。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概略》的叙事充满着原始的混沌气象,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读者对其有着多层面的接受与解读,即便是同一个读者,每次重读也会因为关心角度的变化,进而发现新的含义,产生新的联想。

1875年,《概略》一经刊行,立刻畅销日本全国并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然而,这种影响自出版之日起,就是毁誉参半。赞之者,如中津志士岛津复生认为:此书之出版,令举国学者得不可思议阶梯,向文明开化前进几步之事指日可待[2]6-7。反之者则认为,《概略》多处行文与出版条例相抵触,不日或将毁版[3]。总体而言,明治20年代之后,或因《概略》书中国体、天皇制等相关言论,有违当时所倡导的“忠孝一致”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国家的国体论,福泽生前《概略》已遭到冷遇,乃至 1897年福泽编撰《福泽全集》介绍《概略》时,相关文字篇幅仅为《劝学篇》的十分之一左右[4]516。1901年追思福泽去世的文章之中,《西洋事情》、《世界国尽》、《劝学篇》等早期著作及晚年的代表作《福翁百话》、《福翁自传》等屡被提及,但言及《概略》的纪念性文章却非常罕见。大正四年(1915),日本实用主义哲学的先驱田中王堂将《概略》与《劝学篇》相提并论为福泽著作的“两大纪念碑”,经过他的深入解读,又有读者开始关注《概略》,但直至昭和六年 (1931)左右,《概略》基本是处于不被阅读的状态中[2]8[5]332。

1931年,岩波文库收录《概略》并加附石河干明的解题说明,这为普通读者亲近《概略》铺平了道路。福泽著作中,最早收进岩波文库的就是《概略》,文库版《概略》对 1930年代福泽作品“复兴”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战时严格管制出版的年代,1936年 7月《概略》书中涉及皇室的记述全被毫无条件地删改修订,被删减的部分直到 1945年10月,战后首次重版《概略》时,才被还原[4]519。《概略》恢复原貌后,文章之达意、内容之丰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二战结束至 1970年代,作为日本福泽研究的“双壁”,丸山真男和伊藤正雄在《概略》解释和普及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丸山与《概略》的接触,始于 1938年日本政治最为黑暗的天皇法西斯时代,丸山感觉《概略》每行文字都是对时代的猛烈批判,一开始阅读,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6]8。与《概略》的相遇,丸山由此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与倾向:①明治初年的日本较之战时更自由;②对于马克思主义,秉承福泽式的自由精神,采取了有所认可但决不参与的态度;③以明治初年的福泽精神批判其后近代日本的走向[7]。在研究《概略》及福泽思想的过程中,丸山奠定了其日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型”[8]。另位巨匠伊藤正雄的研究则侧重实证,他的著作《口訳評注文明論之概略》是最早从实证角度研究《概略》的鸿篇巨制[9]41。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亲近《概略》,该书将《概略》翻译成日文现代口语体并详加注解,内容几乎是原著的 10倍以上,包括丸山在内,后来诸多《概略》研究者都坦言于此经典的注释性研究成果中受益良多[10]67,88。

二人之外,这一时期撰文解读《概略》的知名学者还有津田左右吉和加藤周一。津田的《〈概略〉解题》发表于 1951年,该文最初收录于《福泽谕吉选集》第 2卷,1962年,文库本《概略》改版重新发行时,亦附录该文,而且直至 1993年第 59次印刷时,使用的都是该版《解题》[11]。由此可知,津田的解读应是战后流布最广的《概略》研究文献。加藤的解读主要涉及国权与民权、原则与实际等福泽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他还从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指出,福泽之后,日本文豪夏目漱石主张国家权力原则上不可以干涉个人生活领域,但战时状态下,国家干涉是不可避免的思想主张,与福泽的思想构造具有类似性[12]。

1968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都沉浸在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狂喜之中。弘扬日本传统文化并使之向世界扩散,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焦点,“走向世界”开始替代“民主化”、“现代化”,成为 70年代以后长期统领日本精英界的流行口号[13]185。加之这一时期,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现代思潮盛行于西方并波及世界各地,启蒙话语体系的普遍合理性逐渐受到质疑,一些论文开始反思《概略》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的文明理念。如安永寿延就指出,世界成为“世界”之后,《概略》所言的近代化 =西欧化的文明之路亟待反思,只有从复数“普遍性”出发,思考东西文明的历史纠葛,人类才能开始新的文明时代[14]35-43。整体而言,《概略》书中的诸多主题很难吻合 1970年代末期的时代氛围和读者口味。

1975年前后,《概略》出版百年之际,出现一些颇有分量的论文。如佐志传的《〈概略〉研究》和正田庄次郎撰写的《〈概略〉ノート(1-6)》。前文围绕明六社的内部争论,分上中下三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概略》的写作动机及主要宗旨,并通过理析书中的日本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指出福泽引用点评史料时,非常顾及周边儒学故老的心理感受[9]。后文依章节顺序,共分六次,提纲挈领地点评了《概略》的主题思想,发表时间跨度长达 12年,该文对《概略》中的权道、政府实威、国体观等所做点评颇具特色[15]。1978年,已从东大退休的丸山,以私人读书会的形式开始讲座《概略》。该讲座跨时 4个年头,进行了 25次。因参加讲座的不是专业研究人员,所以丸山没有从书志学角度讲述《概略》的成书过程,也没有加标学术论文式的文献注释,对于单个词语的说明程度也非常简单,基本是采用江户儒者注释经典的方法,重在阐明全书思想的整体内在关联[16],后岩波书店以该讲座为蓝本,出版发行了《读〈概略〉》。

1984年福泽的头像登上日本万元大钞,此后他的故事也通过万元大钞成为日本人应该掌握的基本常识,而学界的《概略》研究也渐趋多元化的态势。如丸山的两位弟子松泽弘阳和平石直昭,二人虽在宏观的思想方法论上接受丸山的影响,但在分析细微之处则凸现出各自的研究特色。松泽的研究注重福泽思想转折的内在契机。如他强调《概略》写作的最大动机不是来自政治和社会情况变化这样的外在因素,而是取决于福泽内心的思想巨变。在他看来,1874年前后福泽阅读西洋书籍的视野,由原先的教科书式启蒙读物转向基佐、巴克尔、穆勒等人的思想类经典,是个质变式的思想飞跃,这一飞跃不但为福泽带来了许多崭新理念,也是他专心《概略》创作的原动力[17]。平石则主张应在历史脉络中考察《概略》的成书契机及福泽文明思想形成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将《概略》刊行前福泽的主要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区分期间福泽思想的变与不变,并着重考察了明六社成员内部围绕民选议院建立、福泽“学者论”所做的种种论争与福泽文明思想形成间的关联[18]。二人从内外两个角度的全面、细致考察,基本弥补了丸山《读〈概略〉》对成书背景交代不全的缺憾。

手稿考证方面,早在 1959年,富田正文就已披露《概略》写作存有系列“草稿”[11]299-300,后《概略》写作时留有大量批注的两部英文手泽本、往来书简、写作提纲等也都陆续发现。小泽荣一的《〈概略〉与基佐的文明史》,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概略》章节段落与《欧洲文明史》之间的关联[19];中井信彦、户泽行夫的《关于〈概略〉的自书草稿》和《谈〈概略〉》[20][21],则初步甄别了手稿与成稿间的差别。2000年,进藤咲子秉承前人成果,历时 16年完成了专著《〈概略〉草稿考察》[22]。该书从言语修辞学角度考察了草稿与成稿间表达的异同,印刷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草稿的删改原貌,是《概略》草稿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平山洋则认为,宽泛意义上,同期写作的《劝学篇》也应算是《概略》的写作草稿,所以他的文章重点考察了《劝学篇》各编主题思想与《概略》写作间的内在关联[23]。柳父章和安西敏三则关注《概略》写作过程中,福泽参阅并写有大量批注的英文手泽本。他们从文化接触的角度出发,通过勘比原文,详尽地考证了《概略》如何借鉴、改造、创新那些产生在西欧思想土壤上的概念术语[24][25][26][27]。2009年,哈佛学者克莱克在其专著中首次详察了福泽文明思想与苏格兰启蒙思想之间的联系,该研究成果大体属于此类范畴[28][29]。

平井一弘、古田岛洋介等人的研究则注重从文章写作、修辞学等角度分析《概略》的书写特色[30][31];大驹诚一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考察了《概略》的词语形态以及主要词汇在各章节的出现次数等[32]。经济学科的学者则透过《概略》的统计学、殖民兴产政策、反内地开放论、贸易立国论等了解明治初期的日本经济状况[33]。近年来,随着公共哲学研究的升温,也有学者开始关注《概略》书中的“社会公共性”。如西村稔就不惜笔墨,讨论了此前少人论及的士魂、私德、仁、慈善、文明处世交际法等伦理观念[34]。坂本多加雄探讨的立国与偏颇心、德义与文明[35],以及中村敏子从文明社会人类交往角度接近《概略》文本的研究等都可归为此类[36]。

2005年,丸山《读〈概略〉》出版近 40年后,终于迎来了另一部《概略》解读的精致专著——子安宣邦的《福泽谕吉〈概略〉精读》[37]。两部著作在解读方法以及如何看待日本近代历程等基本立场上,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读者若分别从现代和后现代这两个角度来阅读,可以产生互补参照的功效[38][39][40]。

二、战后《概略》研究的争论焦点

在岩波书店历年精选的百册经典中,《概略》总是位居前列,同所有长期受人赞赏的作品一样,主题的“多义性”是《概略》能够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知识背景、问题意识、工作假设以及关心角度的变化,学界针对同一问题得出迥然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结论的状况时有发生,本文因篇幅限制,仅从儒教批判、文明观“龟裂”两个方面择要述之。福泽在其著述中对儒教问题发表过许多见解,但日本学界将之作为问题予以研究却是始于 1942年,即丸山发表《福泽谕吉儒教批判》一文之时。该文在收入单行本《战争与战后之间》时,题目变更为《福泽谕吉的儒教主义批判》。缘何加入“主义”二字,丸山并未说明,但此后相关研究却是接踵而至。大致情形可以分为三种:其一,认为福泽对儒学进行了彻底地批判,为日本近代化发展起到了良好地推动作用,丸山早期的研究结论多属于此类范畴;其二,认为福泽的儒学批判并不彻底,如津田左右吉就认为《概略》立足于重智基础上的合理主义以及福泽擅从政治之术、经世之策等角度谈及文明的书写策略,与其少时所受儒学教养具有一定关系[11]267-275。两类研究者结论虽不相同,但思考的出发点却是相似的。即,他们都期待在日本建立以西方为导向的新知识形态,多以西方近代化及启蒙理念为价值坐标和判断标准来裁定福泽思想的进步或落后,将儒学“传统”视为阻碍近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是二者的共性[41]10,20。1970年代之后,“西方世界”的东方论述和“非西方世界”的自我定位,不再只是讨论“非西方世界”如何现代化 (“西化”),以多元、动态的社会发展观研究福泽的儒学批判,由此探寻《概略》思想的杂糅性,渐趋成为第三种学术走向。包括丸山真男在内,多数学者倾向于认同福泽的儒教批判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是对“泛道德主义”的一种纠正,对于福泽思想中的儒学特色,已少有学者将之视为封建残余,反而认为这是福泽引进西方文化时充分发挥思想主体性的一种表现[6]8-9[41]3,8[42]5,45。现阶段此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到具体论述观念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层面上了[43][44]。

如果说,关于福泽儒教批判的争论基本尘埃落定的话,那么对于福泽的文明观,尤其是《概略》最后一章与前九章间是否发生“龟裂”的问题,学界依旧是各执己见。依据日本学界的通常理解,福泽所说的“文明”主要包括自然法则的理解、自主独立、活泼、排除惑溺、钻研智德、不断进步、以实学和工商业发展扩大人民幸福等要素,相关内容大体可归为《概略》前九章所叙述的“民权”论范畴[34]序言4,15,“国家独立”则基本属于第十章“国权”论范畴。在当代学者的潜意识中,有意无意地将“民权”视为“正”,把“国权”视为“邪”[45]64。“国”与“民”,二者孰轻孰重,何为本位,关乎“国富民强”、“政府权责”等诸多现实问题,它难免会成为现阶段《概略》研究中争议最多之处。

一种观点认为,如书名、序言以及第十章所说的“国家独立只不过是文明论中的一个条目而已”所作的暗示,《概略》全书是以“文明论”为主,而且全书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所谈的都是文明论的问题,所以“国家独立”绝不是《概略》的最终议论本位,它只是阶段的议论标准而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多著作往往最后一章才是宗旨所在,而《概略》最后一章的标题“论本国之独立”无疑言明了《概略》就是“以本国独立”为目的而写作的,也就是说,福泽的“文明论”,绝非是针对所有的“半开化国家”,而是专门为解决日本独立这一紧急课题而写作的。而《概略》第二章反复强调“一国文明的进步”、“国之文明”,以及第十章的“文明之外无可求保此独立之法”等相关论断都可作为佐证[34]18-19。

论争双方的观点看似激烈,其实他们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未否定《概略》意欲调和“文明”与“独立”间矛盾所做的种种精神努力,他们都认可福泽于 1870年代,能够把国内民主主义之必要性和国家对外的独立性相提并论,是《概略》乃至福泽作为思想家的独特性所在。他们的分歧只是,福泽这种努力的最终落脚点归于何处。强调归于“文明论”的,常由此得出福泽是“自由主义者”的结论;强调归于“国家独立论”的,常据此得出福泽是“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的结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左右着结论的走向。

此外,也有主张“文明”与“国家独立”在《概略》中其实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如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等学者认为,对于福泽及《概略》文本而言,“国”、“民”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他们认为二者在《概略》中是处于和谐状态中的互动观念,它们之间不是“正”、“邪”对立紧张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12]。在《概略》中内部解放和对外独立还是不可分割的,文明化和国家独立在逻辑上是连贯的[6]96-104,不存在“龟裂”的问题。有趣的是,即便论者同持此种主张,所得结论亦不相同。以丸山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认为,福泽或以“文明”为目的,或以“国家独立”为目的,体现了福泽“状况性思考”的思维特征。而反对者则认为正因为福泽是个“无原则主义”者,所以他才会随时互换目的和手段,而这种随意势必导致福泽最终求“权”弃“道”。论者对“状况”与“原理”,“权”与“道”的定位差异,最终导致了结论迥异[34]19。

《概略》研究中,这种各执一端、难以定位的问题还有许多,如《概略》书中“人民”一词到底定位在哪些阶层?福泽是否以《概略》为界,放弃了对士族以下民众的启蒙?福泽的国际观、亚洲观,是否以《概略》为界发生了逆转?其变与不变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研究者引用福泽同一言论却得出迥然的结论,造成了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其背后,反映了哪些时代变迁?等等当前仍在进行着的探究与争论,更是证明了《概略》作为一个不断被阐释的开放性文本,对于当今读者仍具有现实意义。

三、小结

历经 130余年后,《概略》还在不停地重印,子安宣邦曾解释到:作为一部欲把日本建为文明国家的设计蓝图,《概略》的多重叙事与日本身处后进国的内外状况紧紧相系,重新阅读《概略》,就等同于重新阅读日本近代的发展进程,明白了《概略》所提示的问题,也就明白了我们应该如何着手审思近代,这也许就是继承《概略》遗产的意义所在[46]153。但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我国读者对福泽话语的反应,是复杂而敏感的[40],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读者阅读《概略》时的感受,书中所言民主、自由、正义、平等、独立、自尊等,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与追求,书中大量列举中国古代事例,使中国读者读起来倍加亲切。不过,书中流露出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让人无法不加警惕。

迄今为止,在中国学者的《概略》研究中,论及文明史观的文章数量最多,此外,探讨《概略》与“脱亚论”、“中国蔑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中国学者关注《概略》的另一焦点。这些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在研究视角及结论上,存在着重复的现象,能反映日本学界多样化研究成果、考证式研究以及具有新意的深层学理性研究成果尚有不足。其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处理两个重要思想资源 (即西学和儒学)时,已有研究虽指出了外部思想文化的影响,但《概略》书中具体兼容并蓄了伯顿、基佐、巴克尔、穆勒等西方思想家的哪些特质,至今尚无详论。二是,在关于传统思想为《概略》的书写提供了哪些内在资源以及如何提供、有何意义方面,学界更是少人问津。

作为诞生于汉字文化圈和后发国家转型时期的启蒙经典,《概略》一书内含着新旧思想、东西观念的紧张,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并在东、西方思想的两条脉络中平行展开求证和考据书中思想的东西方理论来源,实证性地分析《概略》文本蕴含的思想特质,应是今后国内《概略》研究所应努力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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