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大国崛起的再思考

2011-03-20陈奉林

外国问题研究 2011年2期

陈奉林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北京 100037)

大国崛起问题是近年国内关注较多的一个崭新课题,国内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热情,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关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许多研究表明,在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东方,贡德·弗兰克指出:“直到大约1800年为止,世界经济绝不是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在任何重要方面也不能用所谓从欧洲起源的(和由欧洲体现的)‘资本主义’来界定或标示。”“世界经济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1]372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为什么长期落后的西方国家率先在经济、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并获得对非西方国家的统治优势呢?这里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是我们必须研究和关注的问题。欧美国家在近代崛起对我国当前和平发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其崛起后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与殊死竞争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欧美国家崛起条件的形成

国家崛起涉及国际国内许多条件。一般说来,生产力发展、政治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进步是决定国家崛起的三大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到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原因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2]恩格斯在他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了这个观点。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一个弱国发展到强国,是要依靠一定的社会物质经济条件作支撑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怀疑。

我在《近代大国的崛起及其历史启示》一文对大国崛起问题已有初步论及,认为崛起的先决条件是实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并带动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3]。这里就生产了一个问题,即工业革命直接促进了欧美国家迅速崛起,在世界各国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促使他们工业革命的力量又是什么呢?这里涉及很复杂的国家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等诸多问题。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工业文明具有农业文明无法比拟的巨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决定社会发展进程与程度。科技进步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国家的竞争能力。经过两次工业革命浪潮,欧美大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新形态,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革命造成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财富形式的转变,使生产力的质量与结构空前优化,因此在物质力量和社会财富方面形成巨大优势,形成工业——西方、农业——东方的天然分野,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差距。即便是农业,由于新型工业技术的应用也使其劳动产量与产品质量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丰富了社会物质生活。商业与金融的作用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欧洲不仅成了世界的银行家,而且已成为世界的工业工场。1870年,欧洲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64.7%,而唯一的对手美国仅占23.3%。到 1913年时,虽然美国已向前发展,达到了 35.8%,但这一年欧洲工厂的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 47.7%。”[4]这是西方国家通向近代崛起的物质技术条件。其崛起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在崛起过程中,科技的力量处于核心地位,决定国家的发展状态。

长期以来欧洲的经济每年增长率极为缓慢,人均收入每年增长率只有 0.11%左右,只是到 18世纪下半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自 18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国家的发展是加速的,尤其是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19世纪下半期,科技已成为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因素。1850～1870年的 2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 1倍多,而 1870～1900年的 3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近 2倍,工业生产速度大大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多。以钢铁和电力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已成为国家实力与强盛的主要标志。铁路和公路网的建立,技术、投资与贸易的扩大以及商业的发达,使欧美成为新兴工业化的中心。从生产技术来看,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逐渐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这是世界其他地区无可匹敌的力量。相比之下,东方的中国、印度、奥斯曼帝国都处在慢性衰落之中,经济规模与质量急剧下降,失去在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地位。东方诸国为社会提供的产品一般都是手工作坊生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品或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而西方的产品一般都是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工业品。例如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马嘎尔尼勋爵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贺寿而来,实际上是想打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在马嘎尔尼勋爵所带的礼品当中,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战舰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各种枪支、利剑以及望远镜和钟表等[5]。产品的不同即意味着东西方国力的不同。欧洲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区脱颖而出,从根本上说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即以近代工业 (科技)为强大的推动力,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带动了社会的整体发展。贡德·弗兰克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 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突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1]382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欧洲为什么强盛,而东方为什么衰弱的原因了。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网络中运行的,多种因素交互发生作用,不是单一的因素使然。除了上面探讨的技术的和经济的革命性突破外,制度上的创新尤为重要。制度创新既包括社会制度创新,也包括经济、文化、科技制度的创新等。在不同的制度下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结果。这虽然不是什么新观点,但人们对它的认识未必都能深刻。把社会的发展终极动力归结为生产力(科技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强调政治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不然他们就不会提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这样的著名结论。他们肯定社会制度变革的作用。优越的社会制度能够激励国民从事研究与开发工作,鼓励国民探索自然的奥秘,激发国民的创新精神。很难想象,在一个专制、僵化与充满惰性的社会里国家会有怎样的发展。有时候政治的作用十分明显、直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并确立资本主义统治后,经济才有了更大规模发展。政治和经济始终处于相互推动的过程中。

英国经过两次内战和 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成果得以巩固下来,为以后发展缔造了一个宽松、自由与和平的政治环境。这种制度非常适合英国国情,社会达到了稳定状态,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是通过政治、体制以及国家法律、政策和方针表现出来的。在这个环境里国内出现了经济、科学、文化的普遍繁荣。以科学教育为例,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来促进科学教育发展,1845年成立皇家化学院,1851年成立政府海洋学院和曼彻斯特欧文学院,19世纪 50年代开始授予大学学位;到了 18世纪下半期和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了科技发展的高潮。18世纪下半期开始工业革命,到 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业强国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是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工厂制度的建立,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整体性变革与全面跃进。法国著名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英国的强盛将导致当时谁也未能预见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济的上升势头,不列颠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以及 18世纪整个欧洲活跃地区普遍分享的繁荣。它还得力于一系列特殊的机遇,正是这些机遇推动英国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7]正是由于科技的领先地位,思想文化的普遍繁荣以及体制的创新,这些条件综合构成无可匹敌的优势,使英国最早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德国没有经过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德国是经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统一的,按照普鲁士王国的意志改造了德国,这种容克资产阶级半专制制度却能随时代发展不断改革,以适应时代要求,在许多方面具有重大创新。在创新的教育制度下,德国建立了完备的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国民素质,有利于科学的产生和纵深发展;在基础研究和科技发明方面,19世纪 70年代德国在物理学、电学、医学上的发明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和,不仅出现了伦琴、普朗克、爱因斯坦等影响世界的物理学家,化学领域也有李比希、维勒、凯库勒等杰出代表,医学、文学、哲学、思想方面出现了普遍繁荣。到 19世纪末,德国 6家化学公司雇佣了 650名科学家[8];在社会保险方面,德国开资本主义各国之先河,率先建立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它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创新给国家带来了活力,离开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社会就失去活力而死气沉沉,甚至会发生剧烈的动荡。

人们对美国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不陌生。通过 1861～1865年内战,美国消灭了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活力。美国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民族具有务实和创新精神,在许多方面具有原创性,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美国同英国、法国、德国一样,是科技发明的故乡。1868～1910年间,仅以爱迪生名义正式登记的发明就有 1 328项。这可能是所有科学家中发明数量最多的;至今仍影响人类社会的电话、无线电通讯和飞机也是在美国诞生的。通讯手段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世界各国保持近在咫尺的联系。自建国到现在的200余年时间里,美国在科技与财富方面创造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实例。有材料表明,老牌的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1870年的 32%下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4%,后来又降至 1930年 9%;在这同一时期,美国所占份额分别从 23%上升到 38%,又升至42%。在战前的 30年代和战后的 60年代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仍占世界工业生产的 32%[9]157-158。正是这些优势,促使美国社会各项指标快速持续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思想观念进步也对国家崛起发生影响。国民思想观念虽然不能成为一国崛起的决定力量,但它可以成为国家崛起的影响力量,即通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信仰、风俗、心态等对社会时时地、长期地发生影响作用。从根本上说,欧美国家在崛起之前首先实现了思想观念的明显进步。这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关。欧洲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价值观、伦理观,有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确立和发展。科雷里·巴尼特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力决非仅在于它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在于它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在于执行对外政策时的灵活性、预见性和决心,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效率。这种力量尤其在于其民族本身,在于它的人民,他们的技能、精力、志气、纪律性、创新精神,他们的信念、信仰和幻想。”[10]他突出强调的是经济、技术、政府效能、国民精神状态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这是我们理解大国崛起条件的最好解释。

国家崛起与国际竞争的相互推动

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是同国际竞争相伴随的,崛起的过程就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条件,也取决于国际条件以及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国充分认识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海上争夺与殖民霸权的斗争有增无减,殖民掠夺与商业贸易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英国为争夺殖民地在本土外进行的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把 16世纪英国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 (1585～1603)、18世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01～1714)和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法国的战争 (拿破仑战争,1793～1815),看做是“大英帝国”兴起与隆盛的“三级跳”,“大英帝国”兴盛的重要关节点[11]。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对英国意义同样重大。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英国打败法国,签订《巴黎和约》,从法国手中获得北美加拿大、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土地,并加强了它对印度的影响,一跃登上世界强国的地位;19世纪 50～70年代国力达到极盛,被称为“世界工厂”,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几乎世界所有国家都购买英国机器和订购船只。当时英国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2%,但其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50%,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 55%～60%,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1/5,商船占世界商船的 1/3以上[9]188-189。英国以庞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对外开展国际竞争,打击竞争对手。到19世纪末,英国的大国地位虽然有所下降,力量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世界的强国。1914年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已达 3 350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本国面积的 110倍,在殖民地的银行分支机构 5 490余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最大剥削者。列宁称其为“殖民帝国主义”。

法国走向国际竞争也不逊色,长期与英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措施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以立法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肯定农民拥有土地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通过连年战争把法国的利益扩展到除英国、俄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对外战争的胜利,为法国夺取了国外市场,并以课税和公开掠夺等手段直接从战败国夺取财富。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经济有了极大发展,但是依靠军事战争建立起来的帝国缺乏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很快由盛转衰。法国在政治动荡中前进,紧紧跟上第二次世界现代化浪潮,推进国内工业化,积极参与世界大国霸权。除了与俄国争夺近东的势力范围外,还在中国、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采取军事行动,无休止的扩张使法国国力受到削弱。“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很大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科技,而是用于军事目的或者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对外侵略称霸,结果很可能导致该国的综合国力削弱。即使这个国家正处于繁荣昌盛时期,也无法逃脱衰退的命运。”[12]爆发于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法国是个沉重打击,不仅向德国赔偿 50亿法郎的战费,还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重要矿区割让给德国,使法国崛起受到严重挫折。普法战争使法德两国结为世仇,法国时刻想对德复仇,德国想在下一次战争中彻底摧毁法国,这种矛盾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兵戎相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发展较为缓慢,许多发展指标落后其他国家。

德国处于欧洲中部,具有明显的地缘战略特征。在普法战争后,德国开始崛起,也造成德、法两国关系紧张,俾斯麦公开说:“我完全相信,这次战争不过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许多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在它后面还要爆发一系列其他的战争。”后来的形势发展不幸被其言中。确实,德意志帝国的出现导致了欧洲政治地图的重新勾画。19世纪 80年代,德国开始对外扩张,侵略矛头指向西非、东非和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90年代又把侵略矛头指向西亚和中国。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对外扩张变本加厉,公开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加剧了与英、法、俄的矛盾,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虽然是后起的国家,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在普遍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以跳跃式的步伐迅速进入强国之林。1913年,德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许多方面树立了大国形象,不仅是世界最大的钢铁输出国,而且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生产的染料占 90%,药产品占 30%,电器产品占 35%,化学品占 27%,机床占 29%,内燃机占 17%[13]。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德国的崛起证明了一条规律,即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国可以利用、引进先进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弱国可以成为并超过强国;强国并不恒强,弱国并不恒弱,强弱依据一定条件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发性优势”①有关“后发性优势”问题,格辛克隆在《经济落后的历史回顾》中已有探讨,认为历史是可以跳跃式发展的,资本主义各国发展道路不同,后起的资本主义在拥有“后发性劣势”的同时也拥有“后发性优势”。参见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04年,第 403页。。德国崛起得益于政治上的统一、工业革命的开展与对国际竞争的参与。它以庞大的力量崛起于中欧,对传统的国际关系造成猛烈冲击。就生产力的质量和发展速度而言,它远胜老牌的英、法两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增长速度是法国的两倍,美国的发展速度也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在 19世纪最后的 30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德国成长史表明,技术的力量已经成为提高国力的根本性的主导力量。

19世纪 6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闯入世界舞台。美国崛起相对较晚,同德国一样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速度惊人,是大国崛起的典型。在 19世纪 60年代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出现繁荣,由此获得通向崛起富强的物质基础。农业按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农业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87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是世界工业产值的 1/4。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成为近代文明的主宰力量。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外扩张的历史,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扩张方式,如从早期的领土扩张到后来的殖民扩张,从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扩张到今天的“软实力”扩张等等。马汉在《海权论》中明确写道:“当前基督教文明面临的重任就是将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14]可见锋芒毕露,其势逼人。

威廉·西华德对“太平洋帝国”有明确的设想,同内学者指出:“在北美和拉丁美洲,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扩张必须取代‘腐朽的西班牙势力’;即,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的文明要在粉碎拉丁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它在西半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15]我们看到美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这些新拓展的土地吸引了大批的欧洲移民,使美国产生充满活力与发展速度的市场经济,也产生“美国特殊”论。美国在独立后的大约 100年时间里完成了向西扩张的过程,后来又通过战争等手段把力量扩展到了太平洋、欧洲以至世界。周期性的扩张,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到 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30%,1913年达到 38%,钢铁产量是英、法、德三国产量的总和。美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进入世界强国行列,除了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地理条件外,也是与对外扩张分不开的。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参与世界秩序的制定与安排。

日本崛起的基础可以追溯到近世初期。在织田信长时代,日本舰队航行至东南亚吕宋 (菲律宾)、暹罗(泰国)和越南等国,据说日本的造船技术已经接近国际水平[16]。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大增,已从东亚一隅走向亚洲参与大国角逐。19世纪末,日本通过战争打败中国,占据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大片国土,成为东亚一霸;20世纪初又通过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各国列强承认日本的强国地位。参与大国争霸给日本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不仅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 2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着约占日本人口 1/3的殖民地人口,解决了国内工业所需的市场、原料和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了在世界的地位,对国际事务有了发言权,成为世界七个帝国主义强国。由此观之,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追求富强和繁荣,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本无可厚非,但是把参与国际竞争作为以强凌弱、掠夺邻国的基本国策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它走的是一条掠夺和奴役邻国的道路,崛起与战争两种过程一直在相互推动地演变着,对外政策深深地打上黩武的烙印,充满了血腥和杀戮。

日本是近代以来走向崛起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它同欧美国家一样,把走向世界、参与大国争夺作为崛起的有效途径。吉田茂说过,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不能游离于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之外,一个国家要实现有效发展,不与大国结盟竞争是不行的。他在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明治维新以来先辈深思熟虑带领日本走过的道路,若应用到今天,就是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各国一道前进。这条道路是不能丢的,也不能轻视其意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先进大国相协调、追随,从自主性丧失的卑屈心理下面摆脱出来。我认为这实在应该是日本前进的道路。”[17]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外交的努力方向。

生存竞争是自然界生物进化的永久动力和根本性法则。自然界的竞争是如此,国际间的生存竞争也是如此。参与国际竞争除了能够获得本国发展的各种条件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达到国家的“健体强身”,达到自强的目的。上述各国通过竞争进入了国际社会,大大加快了自己的发展进程。进入近代以来的竞争已成为少数几个工业国之间的较量,游牧民族和农业文明国家很难进入这一角逐,角逐的舞台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以世界为舞台的以商业、贸易、市场作为争夺的核心。这一斗争形式较之以前农业文明时代的国家间竞争具有明显的不同,表现为长期性、多变性和残酷性的特征。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为什么近代以来有的国家实现崛起、走向世界强国之列,有的国家根本看不到任何崛起的希望,有的国家沦为欧美强国奴役掠夺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绝不是靠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必须根据多方面条件加以具体分析。其中有一条最为重要,那就是工业文明已成为其社会文明的主宰力量,新的生产方式带动的社会变革全面加速,提高了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物质生产加速增长的趋势,重大科技发明与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国家由弱变强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崛起不仅是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经济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实现了社会制度创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国家崛起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整体演进的过程,并非某一方面的单项发展。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物影响的普遍性。……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18]他以“知识爆炸”、“制度变迁”和“科学革命”来形容现代化的威力,是非常形象而准确的。

进入工业文明后,国家间、地区间的竞争与兴衰比以前剧烈得多,发展也极不平衡。一个国家可以超常规的方式超越其他强国,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史上屡见不鲜。因为工业文明是科学——技术——生产的有机结合,完成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化科学,直接创造财富。例如 187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德国第三位,法国占第四位,但是到 19世纪 80年代美国已超过英国占第一位,英国占第二位;到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了英国,居第二位。需要指出的是,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即便是衰落也仍保持先进国、强国的地位,发展规模与质量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用几十年时间也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战后又在废墟上重新崛起,用几十年时间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以科技和经济质量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时代,竞争成功的周期相对缩短,不像农业社会时代那样漫长。这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近代欧美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侵略扩张的过程,不仅大国间相互竞争,而且奴役小国、弱国,争夺世界。这种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模式比以往更加充满了野蛮与血腥,尤其在 19世纪最后 30年,各大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起的德国、美国、日本要求按实力重新分割世界,国际间的角逐更为激烈,在欧洲形成两大针锋相对的军事集团。近代工业社会的环境、结构与运作方式已不同于古代,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状态,因此一国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欧美基督教文明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大国间的角逐与竞争,完全取决于经济、军事、技术力量的对比,弱小国家是很难进入角逐的。从根本上说,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现代化的竞争。

[1][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77-478.

[3]陈奉林.近代大国的崛起及其历史启示[J].外交评论,2006(5).

[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62.

[5][法 ]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84-8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56.

[7][法]布罗代尔.15至 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3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3:430.

[8]夏诚.世界现代化史纲 (第 1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371.

[9][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 1980[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10][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254-255.

[11][日 ]中西辉政.大英帝国衰亡史[M].东京:PHP研究所,1997:24.

[12]黄硕风.国家盛衰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