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小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鲁小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

《三国演义》;史家立场;演义趣味

清代康熙年间的诗坛盟主王士禛有一首诗,题曰《落凤坡吊庞士元》。这个“落凤坡”,实际上只是《三国演义》里的地名,别无根据,王士禛这么写诗,就出了笑话。类似的事情又如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崔念陵进士,诗才极佳,惜有五古一篇,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说演义语也,何可入诗?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身惭悔。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竟有用‘秉烛达旦’者：俚俗乃尔,人可不学耶 ?”

“落凤坡吊庞士元”的掌故很有名,因为鲁迅先生举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为真。”[1]王士禛的被“闹昏”,以及崔念陵、何屺瞻等人的“无稽”确是事实,不过责任主要应该由他们自己承担,袁枚就问得好：“人可不学耶?”若想避免此类失误,关键还是要学养足够好。

《三国演义》“容易招人误会”确是事实,不过说它是这部书的“缺点”,则是“推卸责任”——把读者的责任转移到了小说身上;至于有人将“容易招人误会”的事实说成是“歪曲历史”,甚至“以文乱史”[2],更是有失公允。其间的症结在于以史家之立场衡量演义之趣味,而无视两者的不同指向。就《三国演义》与“历史”和“演义”相关的旨趣而言,前人聚讼纷纭,核心话题如“虚”与“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至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在这些话题上恐怕也难以达成什么共识。

为什么难以达成共识?这不仅仅是“现代历史小说的标准”能否适合《三国演义》的问题[3],还与我们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有关。我们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容易忽略它还有“意义”的一面。“事实”面也就是历史真相,确为史书的第一要义,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一一对照,从而指出《三国演义》的人物或情节,哪些是“虚”的,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艺术真实”,哪些是“历史真实”;哪些属于“浪漫主义”,哪些属于“现实主义”。至于孰多孰少,也不妨借鉴统计学的方法做个定量分析,也许会得出一个“精确”的结论。当然,定量分析或者“精确”结论,对于阅读《三国演义》的意义何在,则是另外的话题。

史家固以“求真”为目的,然而在保存“客观”事实的前提下,表达“主观”评价,或作出历史解释,实亦中国史家之传统,所谓“意义”的一面即在于此,其源头可以上溯至“春秋笔法”。《春秋》以一字寓褒贬 ,如“攻”、“伐”、“袭”之不同可见战争之正当与否,“诛”、“杀”、“弑”之区别显出就死之性质如何,表面上是冷静、客观的叙述,背后实有价值取向存焉。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尽管“春秋笔法”并未成为后代史家的通则,但一般史书中,史料的选择和编排,仍可见史家的倾向性。譬如《史记·高祖本纪》多记刘邦的“光辉”经历,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则见出刘邦的弱点乃至阴暗面;又如项羽未尝称帝,《史记》却立《项羽本纪》;惠帝有皇帝之名,《高祖本纪》之后却无“孝惠本纪”,这些都是太史公的用心所在。至于“太史公曰”、“史臣曰”、“赞曰”之类,尤可见出史书并不排斥“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并不是“随意性”,而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理解和表达。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杜预拈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五例,刘知几标举的才、学、识,郑樵所谓“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凡此皆可表明,史家传统不仅讲“事实”,还讲“意义”。

在一些读者看来,《三国演义》正是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家传统,于“事实”之外,有“意义”在。嘉靖本卷首庸愚子(蒋大器)序就说史书“非独纪历代之事”,而“有义存焉”。那么,据史书敷衍而来的《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它必然亦具有两个层面：“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是“事实”面;“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以及“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这是“意义”面。《三国演义》的其他序文,亦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如嘉靖本卷首修髯子(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是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有论者指出,“庶几乎史”、“羽翼信史”之说,忽视了历史小说的文学性,不利于历史小说的正确发展。如果比照“传奇贵幻”之类说法,我们确可以说“文学性”未得到充分的强调。不过,“传信”与“传奇”实为历史小说发展的分流,以“传奇”之准则衡量“传信”之特质,亦未必恰当。细味庸愚子、修髯子等人的序文即可知道,“庶几乎史”或“羽翼信史”的论断,是建立在史书既有“事实”面也有“意义”面的前提之下的,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之能够比附史书,不仅在于它写了历史事实,还在于它有主体性和倾向性。如果不局限于“欲观者有所进益”或“裨益风教”的教化意识,我们甚至可以说,《三国演义》的“虚”的、“艺术真实”的、“浪漫主义”的部分,正是史书固有的主体性和倾向性的扩展,只不过这一扩展远远超出了史书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在体类上逸出史部,成为小说。因此,《三国演义》没有客观地“演义”历史,而是具有很强的倾向性,譬如“拥刘反曹”,就是极其自然的事。又有论者说,不是“拥刘反曹”,而是“明反曹,暗反刘”[4],或者文字之间寓含“反讽”和“曲笔”[5],观点虽不同甚或相反,但都认可这一点：《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往往更为深远。庸愚子和修髯子的序文主要就伦常教化着眼,“拥刘反曹”或“明反曹,暗反刘”也只是具体态度——这些,史书里并不缺少,譬如朱子《通鉴纲目》里就有类似的“意义”。《三国演义》的“意义”不同于一般史书之处,在于它试图对历史作出“形而上”的解释。如循环论(“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命观(“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以及超越了具体人事的历史感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等等。你可以说这些解释是“唯心主义”的,但不可否认,它所探究的是某种“终极意义”。所以,笔者颇赞同龚鹏程先生的看法：“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史学终极精神来说,从它由一时一地之史事叙述中逼显出历史之动向与意义、洞达历史之理性诡谲、具有历史哲学探索之意蕴等各方面说,《三国志》怎能望《三国演义》之项背 ?”[6]

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有过许多误解,譬如认为“春秋笔法”式的褒贬有违史学的客观精神,中国史书多是编排史料而“殊少审思历史的性质与意义”[7]——这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观点。由此反观诸如《三国演义》的虚实问题的争论——或谓其虚构太多,不如史书之真实可信;或谓其过于拘守历史,创造力太薄弱——可以发现其间的相似或巧合。西方的误解缘于对中国史家立场的隔膜,同样的,有关《三国演义》的纠缠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的论断,也常常出于对演义趣味的隔膜。

[1]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333.

[2]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9.

[3]张振军.《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质及研究方法[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4]陈传席.明反曹,暗反刘——《三国演义》的内容倾向新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0(1).

[5]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三联书店,2006：435.

[6]龚鹏程.讲史的门庭[J].读书,2002(12).

[7]汪荣祖.史学九章[M].北京：三联书店,2006：100.

Historian perspective and fictionalization i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Lu Xiao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 dispute over fiction versus historical facts in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has never been dispelled.Such disagreement is partly caused b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truth”in historical records or the“truth pursuing”endeavors on the part of the historian.The“facts”aspect of the history by the historian tends to be overemphasized,while the“significance”of presenting historical facts is often ignored.The“facts”in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carry with them additional“significance”or“deep meaning”,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historical romances and agrees with the historian’s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this sense,fictionalized history in historical novels possesses more philosophical charm than recording historical fact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historian perspective;fictionalization

I04

：A

：1009-3699(2011)01-0107-03

[责任编辑 彭国庆]

2010-06-17

鲁小俊(1976-),男,江苏东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