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关系链下的选择性亲和
——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陈旭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界争论的问题。仅仅根据韦伯强调精神文化的作用而认为韦伯的观点是一种唯心史观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搁置价值观的争议,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看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本文通过阐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完整的关系链条来解释经济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经济决定宗教,宗教反作用于经济。

选择性亲和;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改革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亲和关系?很多学者把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是因果关系,这当然是对韦伯的误读,韦伯在书中也多次暗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是一种因果关系。他说：“我们根本不打算坚持这样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1]67-68有不少人也指出,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是亲和性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笔者也赞同两者是一种亲和关系的说法。以上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特点：都赞成韦伯用宗教来说明经济。这一点招致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唯心史观。正如雷蒙·阿隆所说：“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比,韦伯的思想不是赞成与反对变换一下位置。认为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根本相反的命题,即用宗教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用经济来解释宗教,这一观点是绝对错误的。”[2]

笔者认为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学说会招来如此多的批评,原因在于韦伯在书中并没有把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关系链说清楚,只是强调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在大的理论框架下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把前后的关系链说清楚,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韦伯的思想。笔者力图详解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链,从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化。

一、资本主义的起源

在阐释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关系链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分前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前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韦伯讨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现代资产阶级的问题。韦伯认为所谓前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1]41。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在他一生的最后一部著作《世界经济通史》中有更进一步的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不是仅仅个别经济活动遵循资本主义原则,个别企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经营,而是整个经济的主导方面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3]。一个事实就是,前资本主义先于宗教改革而发生,对于这一点,韦伯也是赞同的。韦伯指出：“就这种意义而言,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即便是具有相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的),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出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着”[1]9。

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有多种多样的因素,其中经济驱动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两个不可缺少的变量。韦伯指出,中心的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1]13,如何解决这一中心问题呢?韦伯认为,“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必须首先考虑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1]15可见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韦伯同时考虑了经济驱动力和精神驱动力,一方面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认识到精神的决定性影响。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资产阶级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但这并不排斥思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自主和超前发展。

二、宗教改革的起因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并没有论述宗教改革的起因问题。宗教改革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宗教改革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针对欧洲宗教领域发生的变革,恩格斯指出：“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机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4]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欧洲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恩格斯认为,促成时代发生巨变、进行宗教改革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王权依靠市民打败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是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的”。其次,在君主国崛起的背后是社会生产方式正迎来一场巨变,这一切从根本上“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5]。可见宗教改革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西欧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宗教与之相适应,使资产阶级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变得名正言顺。

苏国勋指出,按照韦伯的观点,“宗教的理性进化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宗教理性进化的趋势”[6]87。可见,是社会的发展要求对宗教进行改革,以使宗教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前资产阶级的推动下进行的宗教改革,产生和确立了新教伦理,新教伦理的内容反映了前资产阶级的要求,本身就包含着前资产阶级的文化诉求,目的是解除传统基督教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虽然宗教改革首先由路德发起确实存在一些偶然因素,但是路德一发起就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响应则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就在于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及政治国家的独立的必然结果。

三、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的关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项社会学研究,力图论证的是“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1]1。对于这一观点笔者是认同的,宗教改革无形中对资本主义起了促进作用,不管这是宗教改革的预期目的还是意外后果。韦伯认为,“宗教改革的文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概在我们重点研究的这些方面,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1]67。托尼在历史上考察了宗教在资本主义兴起所起的作用后认为,对财富的崇拜才是资本主义的实际宗教。对道德原则的实际解释是随环境不断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取得很大成绩和胜利的历史环境下,宗教对道德的解释也随之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了[7]。根据托尼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宗教改革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改革的内容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呼声,资产阶级的推动是宗教改革重要的源动力。如果说德国宗教改革的历史结果主要是在思想领域中开创了精神自由的局面,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结果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确立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那么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结果则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8]。对于前资产阶级来说,资本主义对财富的狂热追求是有悖于宗教伦理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的是阻力作用,要使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排除这种阻力,在宗教当中寻找合法性根据,从而使前资产阶级产生进行宗教改革的强烈愿望,宗教改革正是在前资产阶级的有力推动下进行的。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者们不仅仅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而且将理论变成巨大的社会现实力量,宗教改革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共和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教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教会过多地参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不仅导致了教会的腐败,而且其封建特权也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引发了诸侯、贵族、市民等阶层的强烈不满”[9],这些强烈不满导致了宗教改革,诸侯、贵族、市民等阶层代表了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西欧的宗教改革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打击教皇势力、加强王权、摆脱教皇和教廷控制的历史,路德的宗教改革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宗教改革通过自身的变革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相适应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宗教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之后,会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万斌等人认为,“首先从政治上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宗教改革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次,在经济上,新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相宜性。再次,基督新教还为资本主义社会构筑‘契约’中的‘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外衣’和‘原则’”[5]。韦伯认为：“在本文开头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要素与我们这里所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只不过它已没有宗教的基础。”[1]141江莹指出：“新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伦理观念,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心理动力;第二,新教伦理强调合理限制消费,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积累;第三,新教伦理哺育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崛起。”[10]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宗教改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及政治国家的独立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前资产阶级的呼声,并得到了前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宗教改革通过建立新教伦理,使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机制的地位得以确立,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总结与讨论

马克斯·韦伯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对新教伦理的解读,凸显出了精神文化力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很多学者认为韦伯过分夸大了这种力量,以致走入了唯心史观的误区。当然,在韦伯的思想当中充斥着反唯物史观与反唯心史观的矛盾,一方面韦伯认为,“我们必须消除这样一种想法,即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某些经济变革中推断出来。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所解释”[1]67。另一方面韦伯又指出,“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1]144。苏国勋认为,“韦伯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之间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立场,主张因果多元观点”[6]83。可见韦伯在凸显精神文化力量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经济原因的作用,韦伯只是侧重于精神文化因素。

笔者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进行宗教改革的源动力,内在与外在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链条如下：自古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同时孕育了前资本主义精神;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需要建立一种主导性文化机制来推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确立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但此时的前资本主义精神尚未成为主导性文化机制,前资本主义精神主导性文化机制的确立需要借助于外力。此时宗教的影响在慢慢削弱,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是发挥着重大影响,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通过宗教改革消除宗教的阻碍作用,并确立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性文化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宗教改革满足了前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前资产阶级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宗教力量式微的反映,宗教改革是一场反对天主教和罗马教皇权威的斗争,只是因为前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故借助宗教外衣来进行;通过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机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主导性文化机制地位的确立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从这条链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决定宗教,宗教反作用于经济。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会更加符合现实社会。

韦伯反唯物史观与反唯心史观的矛盾告诉我们,应该从更完整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建立历史前后发展的关系链条,在关系链基础上来看链条当中某一环节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问题。韦伯在书中也告诉我们,“这里所论述的还仅仅只是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1]16,但韦伯并没有指明整条因果关系链。如果我们仅仅根据韦伯强调精神文化的作用而认为韦伯的观点是一种唯心史观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韦伯并没有在一个关系链中来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世界经济通史》构成韦伯学说中“唯物主义”色彩最浓的部分。韦伯的比较宗教著作,其中亦包含关于非宗教因素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分析。韦伯指出,“这些历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别并非是经济状况的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倒似乎是经济状况的后果”[1]23,韦伯在书的结尾还指出：“我们也应该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1]143我们并不知道韦伯对于经济条件对新教伦理的影响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也许韦伯通过这项研究与马克思能够找到共同点,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因此我们应该搁置价值观的争议,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来看待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张健,王红林.新教伦理及对其在唯物史观下的重新审视[J].总裁,2009(2)：107-108.

[3]李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J].社会学研究,1998(3)：1-14.

[4]刘宁.论马克斯·韦伯的“轻裟”观——从韦伯的感叹谈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89-92.

[5]万斌,金利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兴起与宗教改革互动关系的基本论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6(1)：134-137.

[6]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周福.资本主义兴起：托尼与韦伯的不同境遇透视[J].理论观察 ,2007(1)：49-50.

[8]赵林.宗教改革对于西欧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2(3)：91-93.

[9]答小群,孙琥瑭.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问题[J].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50-53.

[10]江莹.试析资本主义精神及自我否定——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83-87.

Selective affinity under the relation chain:reading Max Weber’s 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Chen Xuf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an issue put forward by Max Weber’sProtestant Ethics and S pirit of Capitalism,has been a constant topic of debate among scholars.It is suggested that Weber’s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spiritual cultur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Weber is an idealist,and the dispute on values should be set aside and a value-neutral attitude should be adopted to understand Weber’s views on protestant ethic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Having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religion by elaborating the relation chain between protestant ethics and capitalism,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conomy determines religion while religion,in turn,influences economy.

selective affinity;protestant ethics;spirit of capitalism;reformation of religion

B920;C912.66

：A

：1009-3699(2011)01-0080-04

[责任编辑 勇 慧]

2010-05-30

陈旭峰(1983-),男,浙江兰溪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