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萍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唐群英与清末民初女性意识的媒介表达

王 萍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唐群英既是近代杰出的女权运动领袖，又是著名的女报人。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她领导女子参政运动，积极追求男女平权，通过报刊积极宣传女子救国思想。然而女权主义的媒介话语并不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同，其直接表现就是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对女权领袖建构的是负面形象，唐群英的男女平权之梦不得不在一片质疑声中无果而终。

唐群英；民族主义；女权主义；女性意识；媒介表达

在清末民初的进步女性中，唐群英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领导女子参政运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王世安对近20年来学界关于唐群英的研究的资料和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赵怀娟对唐群英女权思想的发生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并将其与西方女权运动在理念和内容方面作了比较[2]；萧润波、唐存正对唐群英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3]；周亚平对唐群英领导女子参政运动、办女报、兴女学的过程作了初步的梳理[4]。从已有研究来看，学界鲜有对唐群英报人身份的专题研究，结合媒介探讨社会思潮对其女性意识表达的影响与建构则更为少见。本文以唐群英的报刊活动为视角，将唐群英置于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时空中进行考察，探讨近代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相互交织下女性意识究竟是如何表达的，大众媒介在唐群英的女性形象的建构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唐群英女性意识在媒介中的呈现又是如何影响着大众对于近代女权运动领袖的认同的。

一、唐群英女性意识的觉醒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湖南衡山人。其父唐绍垣，曾参加湘军并官至提督。唐群英自幼聪敏好学，在唐氏“是吾家”书屋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武将家庭使得唐群英从小就表现出女性少有的刚毅豪迈。21岁时，唐群英遵母命嫁到邻近的双峰荷叶，与曾国藩弟弟曾传纲结婚。在双峰荷叶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嫁到荷叶的秋瑾。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曾国藩的姻亲。作为本家亲戚的唐群英和秋瑾相交甚笃。唐群英曾诗赠秋瑾：“易髻而冠谁解恨？如蚕作茧我何忧！生为人杰岂无路，且许芳馨结伴游。”[5]此外，唐群英还结识了葛健豪，唐深受秋葛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

曾传纲去世后，唐群英回到娘家“是吾家”书屋研习经文，系统地阅读了康有为《大同书》和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1903年，唐群英对康有为《大同书》中“妇女之苦总论”产生了强烈共鸣，随即赋诗《读〈大同书〉感怀》，“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6]1904年，唐群英自费东渡日本留学青山实践女校，与秋瑾同学。两年后，唐群英考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才华出众，唐群英受到湖南当局嘉奖转为官费生。留日期间，唐群英结识了黄兴、宋教仁、刘道一等湘籍留日学生。这批留日精英的思想相当新锐，他们在日本鼓吹排满革命。地缘关系的紧密联系为组建革命团体提供了组织条件，也使得排满革命在小范围内得到了传播。1905年，唐群英经赵恒惕介绍加入华兴会。后经黄兴引见，唐群英认识了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与近代革命精英的接触使得唐群英深受革命思潮的影响。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期，近代西方男女平等观念、进化论、维新变法思想等都广为传播。唐群英早期女性意识的萌发就深受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影响，而在湘乡荷叶与秋瑾、葛健豪等的交往，又为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现实的范例。女子独立并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是与救国保种紧密地联系的一起。留学日本后，唐群英与近代革命精英的接触更加强化了其救国保种意识。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纪念文中，唐群英认为：“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顿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之责任耶？”[7]将女权与国家的盛衰联系在一起。此时的唐群英已经意识到欲争女权，必先经过女子教育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此外，近代报刊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近代著名的女报人，在辛亥革命以及女子参政运动中，唐群英将报刊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也使得其女性意识在媒介中得到了独特的呈现与表达。

二、民族主义与唐群英女子救国思想的媒介表达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民族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然而这里的“夫”是指中国的男性，女性却是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近代中国瓜分豆剖之势使得一些开明士绅开始意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专辟章节叙述妇女之苦，并提出“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8]。在维新改良派对妇女独立意识的启蒙下，女性开始走出闺房，参与到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潮之中。1904年春，秋瑾赴日留学寻找救国之道，这一举动对与其有着深交的唐群英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同年，唐群英自费留学日本，后加入华兴会。当时的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海外策源地，民族主义思潮在革命报刊上得到广泛传播。留日期间，唐群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女子爱国，以唤起中国女性爱国意识的觉醒。

1906年，黄兴、宁调元等在东京创办《洞庭波》，唐群英积极撰稿，在该杂志上登有绝句八章，“莽莽乾坤何处家，两年栖息走天涯。文明未播中原种，美雨欧风只自嗟……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9]，其诗词富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11年4月，孙中山、黄兴等继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决定再次在广州起义。为唤起女界同胞觉醒，唐群英创办了《留日女学会杂志》。该刊为月刊，于1911年4月17日在东京发行。在署名宪斌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该杂志呼吁女界同胞应该“与男子奋抉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①参见: 蒋薛, 唐存正.唐群英评传[M].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95.下文所引未作注者均出于此.，将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欲发启女子爱国之热忱，以尽后援之义务。”尽管《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并非唐群英所作，但发刊词代表杂志的主编和负责人唐群英的立场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封建旧体制下，妇女往往被禁锢在闺房之中，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都处于男权的压制地位。“承数千年压制之余，守无才是德之训，层层锢习，陷溺已深，一语以爱国救亡权利义务之名词，则目瞪口呆，茫然不解。”女性不仅被排除在公共政治之外，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们成为传统宗法家庭的附属物，教育资源的不足又使得大多数女性不能接受新兴思想。“我国女界数千年来，浑浑噩噩，以依赖为生活，以服从为义务，不知国家为何物。且不知国家与女子有何关系，故对于国家放弃权利，对于男子毫无自由。究其所以，则皆以依赖男子为一大原因。今日恢复女权，还我自由之声遍天下。”在民族危亡面前，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必须变革。然而，面对广大女性的自觉意识尚未觉醒，仍甘心沉沦于男权中心之下的现实，唤起自觉的女性意识成了《留日女学会杂志》的首要任务。“尽鼓吹之能力，采开导之方针……此女学杂志之所以刻不容缓者也”。此外《留日女学会杂志》还将女性意识的觉醒上升到与民族危亡相关的地位，指出欲救亡图存，必先唤醒中国妇女的女性意识；欲唤醒女性意识的自觉则有赖于女子教育的发达。“以如此之女于社会，当如此之危急国家，虽男子程度尽如欧美，犹难免为半开化国，竞争之场，必归劣败……而况男子之程度较欧美不啻天渊，国家之危机至今日已达极点，则女于教育，不得不与男子共图发达。”

由此可见，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中，女性意识的表达往往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国人不由自主地卷入民族主义话语与女权主义话语纠缠的历史语境之中，一种无法释怀的救亡与忧患意识，成为日后不断发生社会变革的有力助推器。”[10]

三、女子参政与唐群英女权思想的媒介呈现

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终结。然而昔日《留日女学会杂志》中所允诺的“今日义务，即他日权利之张本”并未实现，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女性参政权利的缺失。妇女运动的中心遂由爱国保种转向妇女参政。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带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却没有男女平等的条款，而唐群英认为“各种之私权、公权等，实天赋人之原权，无论男女，人人本自有之，无待他人之畀予或吝予”[11]，女子参政实为国民所必需。

为实现男女平权，唐群英等人组织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发表《女子参政同盟宣言书》：“男尊女卑，男重女轻，邪说诬民，昏暴之徒怒目狂呼，视同异类……限制极于语言行动之微，乃至受荣名，蒙耻辱，身世之事，一以男子为依归，无丝毫自择之余地”。该文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书，从习惯、教育、财产以及法律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女子所遇到的障碍，其目的在于论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合理性，号召居全国公民之半的中国女子“冲决网罗，除障碍”，进而取得男女平等的权力。

鉴于彼时女学尚未发达，所以欲唤起广大女性的女性意识，必先启迪女性智识。而欲启迪女性智识，首先必须克服语言文字障碍。1912年9月，《女子白话报》在北京创刊，唐群英任主编。唐群英阐明了办报的目的和缘由。“当兹女学未发达之日，女权未伸张之时，示以高文则难达，演为白话或易懂。”该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伸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为宗旨。”每期内容主要分政治、教育、实业、时事等栏目，后又添设谐谈、小说、时评等。作为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该报刊登了一系列与女子参政运动相关的文章，其中很多文章直接关涉到当时的参议院。

1912年3月11日，《女子白话报》刊登《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志盛》一文。该文指出了女子参政对于女子独立地位的重要性，并号召女性成立团体组织竭尽全力争取参政权。“无选举资格，便是无人权，既无人权，便算不得是人……既不甘心参议院，便要组织团体坚持到底，上书参议院，要求女子的选举权，一次争不到手，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手，三次四次，以至无量数次，不达到目的，是万万不能止的。”除了号召女性参政外，该报还竭力抨击参议院之黑暗。1912年3月21日，《女子白话报》刊登了署名“开云”的文章：“参议员悖灭公理蹂躏女权，便是不以人类对待女子，我女界当视为公敌，一个个用手枪炸弹对付他。”文章痛斥反对女子参政的参议员，号召妇女采取暴力手段报复参议员。此外该文还叙述了英国女子参政运动情况，“英国女子为争参政权，将本国的首相，几乎炸死了。他们用激烈的手段按对付参议员，也不止一次呢！”可见该报的激进立场。在该文刊载的同日，唐群英等率女界代表参加参议院旁听并发言辩论，会上发生冲突，即轰动全国女界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除了在国内宣传女子参政，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还与英国全英女子参政团有联系。1912年4月5日，女子参政同盟会与英国女子参政团就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事进行交流。“全英急进女子参政团对于支那妇人之苦战奋斗，敬申祝意。并愿彼辈防止男子垄断政治权利，速见成功，使妇女政治上之平等，首为支那妇人得。”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对电文进行了回复，同时表示希望得到海外团体对于女子参政运动的支持。“现在同人等均誓以死力达目的，速改约法条文，尚乞海外各团体联络一致，以谋进行。”可见中国的女子参政运动已融入世界女权运动的大潮，这与前期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对女性意识的启蒙已不能同日而语。与西方女权组织的联系使得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接近西方以男女平权为目的的女权运动。

四、唐群英女性身份的媒介建构与认同危机

作为近代著名女权运动领袖，唐群英创办报刊，领导女子参政运动，其言行受到了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报馆一事，《申报》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报导。1913年2月16日，《长沙日报》广告栏收刊了一则唐群英与郑师道结婚的广告。《申报》报导，看到广告后，“唐群英忽统帅男女三十余人来馆将门首招牌两块取去，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子上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12]《申报》分别刊载了双方通电。唐群英在通电中要求：“除由群英将该馆诘责外，一面呈由湘都督将郑拿办，并将该报取消另行组织。”[13]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亦发表通电指出“该报不问事实，竟行登载，是有意污蔑唐君名誉，摧残女界实为公理之凋敝”[14]。2月18日，《长沙日报》总经理文斐向长沙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唐群英两次预审均未到庭。

事发后，唐群英即利用《女权日报》连日对《长沙日报》发起攻击，《长沙日报》因报馆被唐群英所捣毁，不得不以号外的形式为自己申辩。《申报》报导“（《长沙日报》）曰昨亦于号外出广告谓：有一般逐臭恶少发布一种印刷物，专事捏诬本报及文斐名誉，本报已经通告海内外高明人士不为所欺也云也。”[15]两报均在报纸上为自己辩护，但是最终法庭还是做出了不利于唐群英的审判结果：“广告系营业性质，报馆不负责任……至郑有无婚姻关系及而二月与十二月之改稿，均不在此案范围以内。至奸夫淫妇之语，文斐当日并无此言。”[16]然而在《申报》关于该案一审的报导中，《长沙日报》总经理文斐却有骂唐群英与郑师道之语，“文斐又谓唐群英与郑师道奸夫淫妇之事与本报无涉，可置勿论。”[17]前后的矛盾性不能不使人对其中的微妙关系产生疑问。

《长沙日报》刊登结婚广告一事无疑影响到了唐群英的名誉，但参与捣毁报馆的却是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会员，私人事件遂演变成了关乎女权的公共事件。《申报》对于唐群英等人暴力捣毁报馆事件的报道，主要集中刊登各方通电和庭审过程，报道不失平衡。无疑地，这些报道为大众设置了相关议程，使得唐群英成为这一时期的关注的焦点。但是，另一方面从关于唐群英捣毁报馆事件报道上可以看出，《申报》大量反复运用了“大闹”、“击毁”、“又欲以手枪向郑文矣”之类词汇，这为受众建构了一个激进女权运动领袖形象，唐群英的媒介形象也自然而然打上了暴力的印记。女性主义史学家琼·W·斯科特认为，“要把妇女确立为历史的主体，必须把她们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去认识，基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产生这些行动的可能性。”[18]从上述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媒介在建构妇女形象的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唐群英暴力女权运动领袖的形象建构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女权主义脱去民族主义的外衣，它便失去了中国政治话语所赋予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庇佑下，近代女性以“女国民”的主体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而当她们真正地去追求男女平权，其主体身份却遭遇了的认同危机，这也是她们采取暴力抗争方式的客观原因之一。

五、结 语

20世纪初，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以唐群英为代表的进步女性群体，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中，无论是作为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近代女性的社会身份都发生了变化。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唐群英将女性身份的独立作为实现救国的手段，其女性意识的媒介表达亦带上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以唐群英为代表的近代女性借助民族主义的庇佑进入公共领域，希望以此作为获取男女平权的条件。但其依赖的是西方女权主义的身份认同，这并不为民初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因此，当唐群英真正去践行女权主义，追求男女平权时，便失去了合法性。女性问题既是私人问题也是公共问题，报刊对于女子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民众对于女权主义者的认识。在报刊建构的虚拟环境中，唐群英激进、暴力的女性形象遭遇了社会的认同危机，报刊从某种意义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男女平权的梦想最后不得不在一片质疑声中无果而终。但是唐群英所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思潮，女子救国和女子参政思想正是通过报刊的力量得以广泛传播，对近代女性意识的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王世安.二十年来的唐群英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 2006, (3): 29-31.

[2] 赵怀娟.唐群英女权思想论述: 兼论近代中西女权运动比较[J].滁州学院学报.2006, 8(2): 81-84.

[3] 萧润波, 唐存正.唐群英与辛亥革命[J].湖南社会科学, 2002, (4): 119-121.

[4] 周亚平.唐群英与近代女权运动[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 2000, 18(4): 34-37.

[5] 唐群英.回赠秋瑾[C] // 蒋薛.唐群英诗赞.衡阳: 南岳诗社, 1997: 3.

[6] 唐群英.读《大同书》感怀[C] // 湖南省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衡山县志.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727.

[7] 唐群英.毕业纪念文并歌[C] // 蒋薛.唐群英诗赞.衡阳: 南岳诗社, 1997: 6.

[8] 康有为.大同书[M].陈得媛, 李传印, 评注.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194.

[9] 希陶.绝句八章[C] //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431-432.

[10] 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D].长沙: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07: 17.

[11] 唐群英.女子参政同盟会参政请愿书[C] // 中华全国发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840–1918.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602.

[12] 佚名.唐群英击毁长沙日报交涉 郑师道强要结婚之祸胎[N].申报, 1913-02-26(06).

[13] 唐群英.唐群英通电[N].申报, 1913-02-26(06).

[14] 女子同盟会.女子同盟会通电[N].申报, 1913-02-26(06).

[15] 佚名.唐群英又欲以手枪向郑文矣[N].申报, 1913-03-06(06).

[16] 佚名.唐群英案第二次预审详情[N].申报, 1913-03-07(06).

[17] 佚名.唐群英竟败诉矣[N].申报, 1913-03-03(06).

[18] 琼·W·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C].鲍晓兰, 译 // 王政, 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65.

Tang Qunying and Media Expression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NG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China 230039)

Tang Qunying was both an outstanding leader of feminist movement and a famous female journalist in modern China.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modern China’s nationalism, Tang Qunying led the women’s movement of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ctively took part in the pursuing of equality of men and women, and positively publicized the thoughts of saving China by women through newspapers.Unfortunately,the discourses of feminism on media we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One of its direct expressions was the negative image constructed byShun Pao, a representative of mass media.At last, Tang Qunying’s pursuing of equal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had to end up in nothing definite among voices of suspicion.

Tang Qunying; Nationalism; Feminism; Female Consciousness; Media Expression

G210.9

A

1674-3555(2011)01-0111-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1.01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0-06-05

王萍(1988- )，女，安徽潜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新闻传播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