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华，艾亚玮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2.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矫枉过正，退而自省
—— 胡适思想论战策略初探

刘爱华1，艾亚玮2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2.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西南昌 330027)

胡适的思想论战策略蕴含明显的矫枉过正、退而自省的特色。在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与中西文化论战中，胡适这种“矛盾”言论与思想论战策略尤值得深思。探讨胡适的思想论战策略，对于理解胡适，对于时下的中国，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胡适；矫枉过正；退而自省；思想论战；整理国故；全盘西化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继而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思想界之旗手，除了个人卓绝的学识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思想论战策略也是分不开的。其思想论战策略，概言之，即矫枉过正、退而自醒：在论战之始，他往往采取过于激烈的言辞，置论敌于措手不及之境，颇有纵横捭阖之气魄。虽然其言辞含有矫枉过正的意味，但在当时复古主义、折衷主义等重重围困中的中国思想界，这样一种论战方式无疑具有极大杀伤力，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可估量的。当然，随着的思想论战的展开，胡适亦常因其思想理论与实践的错位而陷入困境，遭致不断的批评。当胡适意识到自己言论的局限时，他往往能雍容大度，反思自身不足，退而自省，从而不断完善他的思想理论体系，胡适作为思想大家的风范亦体现在此。

一、旧中求新：整理国故“歧路”的辨析与审思

黑格尔说：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五四运动之后，尽管新思潮、新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封建文化堡垒，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但作为被贬斥的传统守旧文化并未根除，而以伪现代主义、民粹主义等形式负隅顽抗，甚至使新文化建设在“激进”中陷入泥潭。当然，传统并非就是社会发展的对立面，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因而，新文化建设如果不加辨别，片面强求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利用科学理性主义对“国故”进行一番全面解剖，倡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整理国故运动；但因时代的局限及其他各种原因，也由此导致了运动发展的复杂与迷离。

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开篇即提出把“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作为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胡适认为重建中国新文化，需要在研究问题中思考，吸收西方文化，同时积极整理传统文化，亦即“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而最终的目标是为中国“再造文明”。胡适是一个深受西学熏陶的学者，但骨子里仍是一个传统文人，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极力抨击传统文化，成为当时“思想界之明星”，但他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况且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也确实急须加以纠正。因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他突然提出整理国故，转向了主张汲取传统精华的路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2]551他特别推崇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主要是对制度风俗、圣贤遗训及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这三方面重新作出理性的评估[2]552。对这三方面的重新评估，与中国旧有的学术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认为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应持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2]556这三项中，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2]556-557由此他随之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具体步骤。显然，按胡适对“整理国故”的理解，它并不是与新文化相背离的，而是“顺理成章”的。

无疑，整理国故是必要的。再造新文明，若脱离深厚传统文化的坚实土壤只能导致昙花一现式的繁荣，创新需要植根传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整理国故就是新思潮的继续与深入。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巨轮轰鸣碾压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在“西化”强势话语的阴影下，传统几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不得不卑微地蜷缩在黑暗的角落。主流思想界甚至以“针尖对麦芒”的关系看待传统与现代，这样无疑会给新文化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澄清人们的认识误区，还传统以真面目，以吸纳传统中的精华，扫除人们对整理国故价值的怀疑，胡适特别强调用学术的眼光看待传统，并突出整理传统这种学问的超功利性，“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先存一个‘为真理而真理’的态度。”[3]327为了突出其价值，促发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进行全面反省与反思，他故意夸大其词，强调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3]328把发现恒星这种“宇宙之大”与发明一个字的古义这种“苍蝇之微”等量齐观，显然是过于夸大了纯学术的价值，而这样的言论，在促进人们反思的同时，又易于偏向天平的另一端，容易诱导青年学子埋首“故纸堆”而忽略现实迫切所需。

整理国故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完全超出了胡适的预想与初衷，矫枉过正所带来的惯性负面效应，客观上反而起着为封建复古势力招魂的作用；结果，胡适在新文化阵营内部招致了猛烈的批评。成仿吾批评说:国学运动的“神髓可惜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4]187“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基打稳。”[4]189吴稚晖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①参见: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C] // 钟离蒙, 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一集第六册.1981: 129.郭沫若认为应本着“良心行动”的社会原则，“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不能把国学看成“人生中唯一的要事”。指出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评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展上，所效的贡献属微末。”[4]190-192

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胡适，在继续对运动进行阐述的同时也不断对其弊端进行总结思考、自我反省。但反思、反省并非就是退却、让步，而是为了更加慎重地深化整理国故运动。针对视整理国故为“复旧”的批评，他写了《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进行论战和解释。他说之所以要整理国故，“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5]117也就是说，其目的并不是“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思的怀旧复古，而是“化黑暗为光明，化臭腐为神奇，化平常为玄妙，化凡庸为神圣：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5]117胡适此时已很清醒地认识到此前提出的“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的弊端；为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运动，或者功利地说，为了减少批评，争取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他认为“打鬼”就是整理国故的目的。当然，在批评声中，他也确实意识到其矫枉过正言论的负面效应，并进行了很好的反省。他后来甚至焦虑地提出：少年人不要跟着他们“向故纸堆去乱钻”，应“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故纸的路是“死路”，等“科学实验室里有了好成绩”，回来再“整理我们的国故。”[6]当然，胡适这一番言论似乎又退到了原点，其实不然，他在自我批评或反省之中隐含着另一层含义，即整理国故是必要的，只是目前进行全面整理的时机还不成熟。

二、贬中寓情：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的尴尬与反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世界动荡，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国内悲观主义思潮泛起。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复古主义者妄想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文明。其后，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思想界极大的震动。梁在文中对新文化运动作了一次逆向的清算，把世界文化分为欧洲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三种不同的“路向”，得出结论：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之复兴”[7]。

此外，国民党要人也跳出来兴风作浪。1929年10月，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发表《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一文，大倡恢复旧文化、旧道德，竟说什么“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只是因为满清入主、洋人东侵和共产革命才“将社会风尚又搅成个落花流水”[8]147-159，言论的荒谬及思想的反动可见一斑。

为迎合国民党文化路线的反动潮流，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于1935年1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认为中国文化濒临灭亡的边缘，中国民族的特征、文化的特色已经消失殆尽。由此提出了挽救中国文化、恢复中国文化的五条原则，并进而提出了文化建设的目的和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8]767实际上，所谓五条原则，并无建设性意见，只是一系列陈词滥调的翻版。

在复古主义泛滥、逆流千里、卷地而回之际，为了新文明的建设，基于反击的需要，胡适言辞偏激，极力赞扬西方文化，抨击传统文化的劣根性，旨在揭穿复古主义、折衷主义等的朦胧面纱，暴露其落后、反动的本质。其矫枉过正的论战策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中国文化的惰性

胡适在1919年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的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来讲调和。”[2]557胡适认为社会发展具有惯性或调和性，要想取得更多成果，就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极端的革新。

基于这种惰性力的存在，“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拚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9]1347在新旧更替剧烈的革命时代、在复古主义泛滥之际，采用走极端的言论虽然不符合“科学”的范式，却又是很有效的策略。“胡适与当时许多新文化人一样知道走极端的实际结果是调和，因此故意提倡走极端。”[10]可见，胡适走极端的“全盘西化”言论只是一种革新策略，只是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有意或不得已而提出的。

（二）指斥中国文化的劣根性

“狐狸吃不着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的快乐，而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11]5这种自欺自慰必然阻止心灵、精神的自由发展。“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而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11]12显然，胡适的这种论断过于简单化、片面化，很难站得住脚，但对食古不化的传统卫道士却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味，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纪，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1]12这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求“稳”、“中庸”的惰性或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他还多次采用很“过火”的词语来批判传统文化“知足”的表现，诸如“懒惰”、“懒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废物”、“愚昧”和“旧脑筋”等，甚至“自我诋毁”地说中华民族是“又蠢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12]514从策略上看，他这种“放大镜式”的攻击目标很明确，笔锋直指传统卫道士的“懒人哲学”，因为在这种哲学长期感染下国人必然自我封闭、目光短浅，成为自骄自傲、孤芳自赏的夸大狂，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必然表现出盲目贬抑和极端排斥。

为了彻底攻破传统文化“知足”的最后防线，胡适更加激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2]515这种大揭民族伤疤的做法或许的确有崇洋媚外之嫌，但这种矫枉过正的论战策略，其客观意义却不可忽略，意在将论战对手直接打倒或促其幡然醒悟，尤其是对迷失的青年人有醍醐灌顶的功效，促其震惊、猛醒。

（三）剖析“文化本位”

胡适认为：“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13]451这就是历来人们所担忧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13]451

“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向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会自然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汰而格外发扬光大的。”[13]451-452胡适的这番言论矛头就是直指那十位教授的“文化本位”堂皇论调，揭露他们言论的反动本质。

但论战过程具有多变性与复杂性，有时使胡适也不得不陷入“陷阱”。陈序经讥笑他“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①参见: 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C] // 钟离蒙, 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二集第六册.1982: 137.胡适感觉这是一种极大误解、嘲讽。为了表白自己和折衷派不是一丘之貉，他声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全盘西化主张的。” 可见，胡适的“全盘西化”主张的明确提出是被“激将”出来的，是在维护自己观点反对复古派和文化折衷派主张时，不恰当地把自己“硬”塞进了“全盘西化”队伍中。

在认识到先前言论的失误后，胡适对自己进行反省，通过对“全盘西化”的界定来表达自己的本来意图与观点。“‘全盘’含有百分之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还算不得‘全盘’。”[14]454并承认他“用字的疏忽”，认为这个名词的确“有一点语病”，“全盘西化”不能自圆其说。他解释说：“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百分之百的解释。‘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14]454虽然，胡适的这番自我反省的言论带有很强的自我辩解意味，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在进行一定的反省与自我批评；而且从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全盘西化”言论并非出于其本意，只是在论战中陷入“陷阱”所致。

三、镜后观像：胡适思想论战策略的阐释与价值审视

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文化运动层出不穷，思想论战异彩纷呈。如何对待传统及外来文化？如何建设新文明？是一个摆在新文化运动先锋们面前必须正视的迫切问题。由于思想论战之初胡适在“剑拔弩张”的论战中有一些情不自禁的“失言”，显得与情理偏颇，与事实失准，因而招致大量无辜的谩骂。其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甚至被视为是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而迭遭非议，在中西文化论战中他也被人们标签为“全盘西化”论者。这些批评完全是个人成见或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整理国故”运动来说，它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延续，而不是背离。卢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它不仅没有背离后者，“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15]他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指出：“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15]对于中西文化论战，把胡适视为“全盘西化”论者更是站不住脚的。虽然胡适过于贬抑传统文化，给他人“崇洋”的感觉；但他骨子里仍是传统文人，对传统文化的贬抑实蕴含“怒其不争”的良苦用心或只是一种“欲擒故纵”的策略。可以说，胡适一生都在传统文化的田地里勤奋耕耘。无论是早期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还是一鸣惊人的《文学改良刍议》；无论是未完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对《红楼梦》、“水经注案”的考证，都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只不过“洋”在他移植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理论方法而已。我们完全可以说，“胡适的中西文化观既不是‘全盘西化论’也不是‘中体西用论’或‘西体中用论’，而是‘对话的中西文化论’”[16]。因而，我们需要避免断章取义或先入为主，还原或回归思想论战的时代背景，以公正、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去评价和衡量胡适及其言论。诚如余英时所说：“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17]在全球化的今天，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及中西文化的论争并未止息，胡适的矛盾、困惑与思索穿越时空隧道再次萦绕在我们心头；因而，研究胡适思想论战策略及其深层内涵在时下仍具有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7.

[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 胡适.论国故学: 答毛子水[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2.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欧阳哲生.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上[M].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5]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6]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4.

[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66-216.

[8] 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3卷[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北京: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84.

[10] 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战[J].近代史研究, 2000, (6):56-106.

[11]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5.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3]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5.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4]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C] //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5.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 卢毅.“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2): 95-101.

[16] 金起, 杨学民.论胡适的思维方式及中西文化观[J].山东社会科学, 2002, (6): 91: 88-92.

[17] [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20.

Hypercorrecting and Stepping back for Self-reflection—— Research on Hu Shi’s Ideological Debate Strategy

LIU Aihua1, AI Yawei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875;2.College of Fine Art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China 330027)

Hu Shi’s ideological debate strategy contained a clear feature of hypercorrecting and stepping back for self-reflection.In the 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bating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Hu Shi’s “contradictory” statements and ideological debate strategy were especially worth pondering.Study on Hu Shi’s ideological debate strategy ha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Hu Shi and to reflec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Hu Shi; Hypercorrecting; Stepping back for Self-reflection; Ideological Debate; 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K26

A

1674-3555(2011)01-0105-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1.01.015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0-05-10

刘爱华(1978- )，男，江西南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学，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