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

最近读《张伯苓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版），颇有感触。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教育家，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是跨越所有教育阶段的教育家。他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他创建和组织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成为奥运大家庭的一员。他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也永远地成为中国教育的精神遗产之一。

近年来，关于张伯苓的图书和影视开始多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国时代杰出教育家的风采。而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则非《张伯苓年谱长编》莫属。在某种意义上讲，该书堪称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张伯苓研究领域的集大成和扛鼎之作。

首先，该书是我们弘扬和倡导教育家办学精神的生动教材。温家宝总理曾经对张伯苓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多次谈到张伯苓先生自主办学的精神和取得的成就。他说：“南开的张伯苓自主办学时，学校就非常兴旺。我们也得把每所学校办出特色，办出自己的特点。”“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张伯苓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上，我还亲耳聆听过温总理提到张伯苓的办学思想。现在，《张伯苓年谱长编》的出版，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其次，该书资料丰富翔实，脉络清晰，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谱主的一生。书中涉及张伯苓先生的文稿、书信、讲话、报道、题词以及档案、近代名人著作、年谱（或日记）等，许多内容是首次披露，同时纠正了不少既往所传见的史实错误。展读本书，张伯苓先生那赤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办学信念、可贵的教育思想、高尚的道德风范、富有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以及他那乐观豁达、积极进取、诙谐幽默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使人感到他可敬而又可亲。张伯苓先生一生经历跌宕起伏，丰富多彩，但本书尽可能保持其人生轨迹的客观性，所收文字保持原本面貌、原汁原味，这样就为我们还原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张伯苓，从而为我们更好地、更准确地学习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基础。书中还特别附加了“故后哀荣”，这一点很有创意。它虽是“附录”，却与正文相得益彰，是本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是有了它，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了解这位教育伟人波澜壮阔的人生。

再次，该书可以说是撰著者梁吉生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梁吉生先生是我国张伯苓研究首屈一指的专家，由于张伯苓本人留存的完整文字并不多，所以要研究他，就必须做大量的搜求之功。梁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由简到繁，广事搜求，爬罗剔抉，钩陈稽疑，不问朝夕，不避寒暑，积以时日，谨敬收藏”，为寻找张伯苓先生的人生踪迹，“从校园走向天津市内，走向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山东、杭州、成都、重庆、自贡、昆明甚至美国那些他曾驻足之地，通过各种方法，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线索，更多的则是拜访历届的南开校友做‘口述历史’”，“许多时间耗费在了访问和查核资料上，许多岁月都在这种枯燥的领域中一心一意地度过了”，这种甘于寂寞、潜心研究、为“完成一份永恒的纪念”的执著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特别是在学术风气浮躁的时下，尤为难能可贵。不仅如此，该书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在长期做了大量研究并有众多成果的基础上撰著而成的，因此它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张伯苓年谱长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继《蔡元培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型文化巨匠的年谱长编，反映了该社“服务教育，繁荣学术，积累文化”的一贯宗旨。本书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编校质量上乘，令人爱不释手。

这样一部由作者和出版者精心打造的文化精品，特别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