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丽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吉林通化134002）

悲剧的诞生
——论《国王的人马》中的二元对立的必然消解

史丽

（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吉林通化134002）

作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坛全能作家沃伦的巅峰之作，《国王的人马》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国王的人马》中蕴含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二元对立现象及其引发的失去、死亡的悲剧。二元对立只有走向消解才能达到事物的平衡与和谐，才能有乐观的重建，对立走向消解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国王的人马》；二元对立；消解；和谐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堪称20世纪美国文坛上一位少见的全能作家。作为美国国会授予的第一位“桂冠诗人”，沃伦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成为迄今为止诗歌和小说获普利策奖的唯一一位美国作家。沃伦的巅峰之作《国王的人马》荣膺1947年普利策小说奖，在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中榜上有名，曾被两次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作品。对于《国王的人马》，国外的文学评论家已从多角度予以解读，但是在国内这一经典文学作品却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从《国王的人马》中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二元对立现象入手，剖析由失去、死亡、重生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消解及在重建中乐观、坚韧的必要性，发掘作品所蕴藏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4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每个人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人的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是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二者不仅互相依存，也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冲突对立，只不过表征方式不一。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冲突在《国王的人马》中体现在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二元对立上。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只有一个身份，却在不同的环境下对应着不同的角色。身份作为“他之为他”的根本，区别了此人与彼人的不同。而同一个人又需要在他的每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身份与角色的对立冲突会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小说主人公威利出身于美国南方农民家庭，当他在乡下时还拥有幸福的婚姻和祥和的家庭生活，可是当他走上政坛，却不得不为了赢得民众的心，特意大张旗鼓地回乡拍照以登报彰显自己已经褪了色的“幸福”。威利已经在心灵深处脱离了他的乡下老家，威利的父亲和妻子露西·斯塔克“知道他们失去了一切，就是说失去了威利·斯塔克，他正是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一切”。[2]25州长角色已经和孝顺的儿子、体贴的丈夫在威利身上发生了强烈冲突。威利要孝顺父亲可又不能失去选票，因此他不能张扬地为父亲粉刷老房子，只能选择在室内为父亲装上浴室。“老人垂下钓丝，但是鱼并未上钩。他钓不着威利了”。[2]36威利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完全改变了。

可是，家庭角色的改变不会改变他的身份。威利深知作为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想要出人头地的不易，正如他在初选中得知自己被利用后所做的发自肺腑的演讲，“一个乡下人不管要干什么，他必须亲自动手，身体力行。那些坐高级汽车、讲漂亮话的人是不会帮他忙的。”[2]94“只有乡下佬才能帮助乡下佬。城里的人才不会来帮你们。一切要靠你们自己，靠上帝。而上帝只帮助那些自己解救自己的人！”[2]97威利的再次竞选完全从农民立场出发，希冀改革腐败政局，为普通民众办实事，解决人民疾苦，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而走上了政坛。

可走上了政坛之后，威利最初的世界观被政治的善于欺骗和复杂性彻底击溃。他开始认识到“人是罪恶的结晶，在血污中诞生。人的一生从臭尿布开始，以臭尸衣告终。”[2]50他期望在政界用清明公正大刀阔斧地实现理想是完全行不通的；他想建一个“甚至任何穷光蛋都可以进，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还分文不用花”的医院，却不得不恳求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亚当·斯坦顿来做医院院长；他又为能稳坐州长之位而命令杰克调查欧文法官，渴望找到任何能够要挟法官的蛛丝马迹……威利开始相信，人没有无罪的，所以人若要在社会现实中实现理想，必须适应现实中的不公正和不清明，而人为了理想的实现，只要初衷和结果是好的，动辄使用不恰当的手段也属常理。威利的悲剧就在于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在他身上的强烈的纠结，两者失衡只会导致主体失控，甚至殃及他人。

二十世纪以降的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还表征在人文理性与技术理性上。“今天的文化冲突,并非仅仅在于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性质上的冲突,更在于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冲突。因为西方也面临着意义、价值和准则的真空。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西方是否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的东方,而在于西方能否应付它自身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困境。”[3]102《国王的人马》作为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题材小说，其人文理性和技术理性最大的体现在爱与法的对立上。威利爱他的百姓，他企图为他们谋福利，可是在不开明的政治中，懂得法律的他只有多次徘徊在法的边缘才能得以实现，就如同他对休·米勒所讲，“对于长个儿的人类来说，法律永远又短又小，最好的办法是行动起来想出新的法律适应新的形势”[2]139；另一主人公杰克伯登作为威利的“人马之一”，不得不听从威利的安排去调查在他成长中担当了父亲角色的他深爱的欧文法官，可他未曾想到的就是当他告知欧文法官自己发现了他的历史罪证时，却导致了欧文法官的畏罪自杀，杰克此时方知自己调查和间接杀害的竟是生身之父，杰克始料未及的是他的爱最终被他所穷根究底的法所扼杀。

社会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区别于自然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由人构成的群体。人的自然属性和人文理性是人的本身的特质，而社会属性和技术理性则是由他人或者他人制造的他物所构成，因此人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更深层次的看应该是人与他人或他物的对立。社会是众人的集合体，个体与社会集体并非生来就形成对立，溯其根源，人与他人的二元对立才是人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关键所在。

二、人与人的二元对立

西方文化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哲学，乃至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思想，尤其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空前高涨，人开始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强大，认为“我”可以战胜一切外在力量，人开始排斥走入他人的世界，认为“他人即是地狱”。人对自我主体性的过分重视就会导致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人不能进入的封闭空间，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产生了人与人的二元对立。人与人的二元对立在《国王的人马》中主要表现为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奉献者和索取者之间的两相对垒和格格不入。

亚当·斯坦顿完全是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生为前任州长的儿子且家境优越，相比起白手起家的威利，他不用太努力奋斗就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生活环境。亚当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生活当中，“心中有一幅关于世界的美好的图画，如果这个世界与他心目中的图画不相符，他就要抛弃这个世界，即使这种做法意味着不分好坏地把洗澡水连着孩子都一起倒掉。”[2]252这在情节发展上预言了亚当的结局，他误以为自己能当上医院院长是妹妹成为威利的情妇所致，因此当现实违背了他心中对于事业和生活的理想时，他不顾遭致杀身之祸地选择了枪杀威利的激进手段。被亚当杀害的政客威利·斯塔克却是个与之截然不同的实用主义者。生于南方农村的威利未上过大学，只能自修法律来通过考试谋得律师一职，为百姓权益伸张正义而得其拥护登上政坛。可是政坛复杂，威利一面为保住职权，网罗亲信、排除异己，甚至采取行贿、威胁等不当手段来达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为人民做实事，为建一所穷人能看起病的医院而亲自出面请与自己不相容的亚当来当院长，而此事却遭到亚当的误会，而导致了威利悲剧的发生。理想主义者亚当与实用主义者威利都各持己见，未能看到自己的另一面，最终导致了悲剧。对于现实的态度“亚当·斯坦顿采取的是完全拒绝，威利·斯塔克的是全然接受，而超越二者的二元对立的是杰克·伯登的道德进化。”[4]250杰克·伯登正是从刚开始的理想主义逐渐过渡到能接受现实的实用主义的存在，实现了二元的消解融合才得以重生，开始了新的生活。

小说在第四章用一整章的篇幅插入了凯斯·马斯敦和吉尔伯特·马斯敦的故事。这个距叙述者杰克·伯登已有百余年历史的故事并非像看上去的那样与主题无关，恰恰相反，它反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马斯敦兄弟都出生在田纳西的红土山上，吉尔伯特·马斯敦很早就离家出走，凭借自己的“经验、狡诈和铁石心肠”发了一笔又一笔的大财，可凯斯·马斯敦即使在哥哥吉尔伯特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大种植园，却一直为情妇报复佣人菲比将其卖身为奴而对黑奴产生愧疚感，始终未使用黑奴干活，使种植园沦为荒废。尽管凯斯希望解放黑奴，可是却不希望解放黑奴的战争来临，仍在一味祈求和平，可是吉尔伯特却看到了“北方佬要打仗而且还会打好”的现实。在战争中，吉尔伯特成了骑兵上校，可是凯斯却在密西西比州步枪队当士兵，不幸在亚特兰大城外中枪致死。太过理想主义的凯斯和追求实用主义的吉尔伯特尽管都在自己的世界中到达了理想的彼岸，可是他们就像凯斯蛛网理论中被蜘蛛的毒汁所触及的受害者，“无论你是否有意碰蜘蛛网，结果总是一样。”[2]191凯斯和吉尔伯特都成了历史过客，可其故事却使杰克在调查研究中开始理解和接受了人生的深意所在，催发了杰克人生观的重建使其得到了新生。

《国王的人马》中悲剧的产生还体现在奉献者和索取者的二元对立上。威利从为准备法律考试的挑灯夜读到登上政坛忽视家庭直到遭枪杀致死，他的妻子露西·斯塔克始终扮演着支持威利、为其无私奉献的角色。在他们婚姻几近破裂的边缘，露西为支持威利的政选而选择和威利回老家为人民公演其美满的婚姻；直至最后威利命丧黄泉，露西仍然坚持收养汤姆的孩子，并将其取名为威利·斯塔克，只因为她坚信“威利的内心深处，他是个伟大的人”。[2]434他的情妇萨迪·伯克凡事希望和露西争个高低，在陪同威利回到老家，黑女佣端上来一壶水和三个玻璃杯供大家使用时，“露西·斯塔克拿起一个玻璃杯，萨迪·伯克也拿了一个，剩下的人便轮流使用第三个玻璃杯。”萨迪对威利有强烈的独占欲，当她得知威利的拈花惹草时，她“从未宽恕过他—宽恕并非萨迪的天性”。[2]272可是最终无论是无私奉献的露西还是一味占有的萨迪都失去了她们的威利·斯塔克。

与此类似的是养父艾立斯·伯登和生父欧文法官的悲剧在于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杰克。当艾立斯得知杰克母亲和欧文法官的私情且杰克不是自己的骨肉时，他选择的是离开，从此脱离了这个他所谓的邪恶世界，从此每天“来去匆匆，忙于上帝的事业”[2]197，已经与这个邪恶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包括他的儿子杰克的问题他也拒绝回答。他已经抛弃了尘世的儿女情长，选择作为上帝的子民为其奋斗。在杰克对童年的记忆里，却是欧文法官一直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可作为威利人马的杰克又不得不听任其差遣去调查有至深感情的欧文，而最使杰克痛苦的是他发现了欧文法官的不法行为，导致了欧文的自杀，而当杰克得知欧文法官是自己生父时却为之晚矣。他永远地失去了这个父亲，欧文也永远地失去了亲生儿子。

理想主义者想的都是自己的理想而实用主义者都在想着自己的实用，奉献者想的只是无私的奉献而索取者只是在思考如何更多的索取。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封闭空间中思考，从不想着站到对立的角度去看问题，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导致了失去至爱甚至自己遭致杀身之祸的悲剧的发生。因此，人和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必须消解，而其要害在于个人必须走出自己的封闭空间，客观地对待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将其恶化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

三、人内在的二元对立

人的身上除了有作为物质存在的肉体还有精神，而人的复杂性就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作为社会中的人，其精神世界又往往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矛盾着的思想观念。大多数的人又不能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导致了个体悲剧的发生。《国王的人马》中平行运行的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威利·斯塔克和杰克·伯登都因自身内在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冲突而引发了悲剧。

威利·斯塔克自从登上政坛，他的生活始终挣扎在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之中。他期望在家庭中做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可是他又不得不为了在政坛稳住阵脚而拉帮结派、逢场作戏。他对萨迪的爱不同于对露西的爱一样纯洁，他更需要的是萨迪的辅佐和政治上的默契；他曾被泰尼·达菲利用且对其厌恶至深，可是他深知在政坛，身边少不了达菲这种嘴脸，只能忍住内心的纠结将达菲留在身边，可未料到这恰成了他悲剧产生的祸患。威利希望走上政界，可是“有时候人会躺在床上一心一意想要样东西，想得太厉害了反而忘记你想要的是什么了”[2]78；走上政界的威利仍然心怀百姓，可这却在在野党眼中成了他拉拢选票的勾当，因此威利也不得不使用不当手段与其相争来排除异己。可生活在自我内心和社会夹缝之中的威利却难逃泰尼·达菲的算计，被其借刀杀人而命丧黄泉。

杰克·伯登一直深陷在过去与现在的二元对立的泥淖中不能前行。杰克最初一直不敢面对现实，每当遇到重要问题需要他做出决定时，他都选择逃避的方式。他最常用的就是“大睡眠”的方法，一睡睡上十几个小时或者连续几天也不起床，在精神上完全逃离这个他生活的世界。无论杰克面对安妮把他的爱拒之门外，还是博士论文的难以如期进行，乃至在工作上的不顺心，他选择的都是离开，用逃避的方式来应对现实。安妮·斯坦顿一直在杰克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杰克的初恋，她象征着杰克对过去的美好怀念。因此当杰克得知安妮·斯坦顿成为威利的情妇时，他选择仍旧是逃离他这个无法接受的现实。但也正是这次非“大睡眠”的驱车逃离到西部，使得杰克有了思考才得以成长，才致使杰克避免了威利的悲剧结局，同时也说明了二元对立消解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四、二元对立的必然消解

威利自身始终未走出二元的对立，他的悲剧也即是二元的强烈对立所导致。可是威利的妻子露西收养了汤姆的孩子将其取名为威利·斯塔克，给威利赋予了新的生命。威利的悲剧得到了尼采所谓的“形而上的慰藉”——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感觉到了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5]34威利的悲剧得到了升华，他的精神把本体的悲剧生成了世界变化的永恒，赋予了一种审美的意义。

与威利·斯塔克不同的是，杰克·伯登终于在过去与现在二元对立中得到了自我的身体和精神上的重生。驱车西行使杰克开始认识到不应活在过去，不应再选择逃避的方式来面对生活，而是应该乐观地回到现实生活中接受现实，他开始理解了“他称之为思想家的亚当·斯坦顿和他称之为讲究实际的威利·斯塔克都是注定要毁灭的，而他们还注定要互相利用对方”[2]444，他认识到威利和亚当发生的悲剧都是二元对立引起的必然悲剧。没能完全冲破二元对立的威利在悲剧面前在劫难逃，只有在妻子露西的帮助下才能获得精神意义上的重生，而杰克却是完全冲破了二元对立的束缚，能够走出历史的重围，面对现实，理解历史，和象征他的美好过去的安妮·斯坦顿一起迈入了现实的生活，认清了自我和社会现实，并且开始承担起重建未来生活的责任。杰克和安妮都获得了新生。

沃伦在《国王的人马》中通过对人物关系设置和情节内容的发展展现了一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的二元对立现象及其引发失去、死亡的悲剧。“任何有生命的主体，都是需要他者的主体，既然需要他者，也就决定着任何个体意义上的主体都是不完整的主体。”[6]125只有消解了个体内在的二元对立和矛盾冲突，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消解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最终达到社会的平衡与和谐。和谐个体的构建是创造和谐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在经济大萧条后的消沉时期，沃伦用文学的方式预见了重建和谐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同时在扉页上引用《神曲：炼狱》第三章的“只要希望还有一丝儿绿意”以告诫人们在重建中持有乐观和坚韧的精神的必要性，这与彼时在应用数学界兴起的博弈论不谋而合，可见对立走向消解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1]KarlMarx."ThesesOnFeuerbach"inMarx/EngelsSelectedWorks[M].VolumeOne.W.Lough,translates.Moscow:ProgressPublishers,USSR,1969.

[2]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M].陶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刘建军.当前基督教文化的转型与走势[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02.

[4]Joseph Frank.Romanticism and Reality in Robert Penn Warren[J].The Hudson Review,1951,4(2)：250.

[5]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刘建军.人的本质和“不完整主题”理论及其应用[J].东北师大学报.2008(1).

The Birth of Tragedy:Deconstru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in All the King's Men

SHI 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Tonghua,Jilin 134002,China)

As American versatile writer Warren's summit work,All the King's Men has not drawn enough domestic attention.The novel contains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characters and society,between characters,within the characters which result in the tragedy with losing and death.The deconstru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is the key to balance and harmony and reconstruction.And the times also want the deconstru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All the King's Men;binary opposition;deconstruction,harmony

I712.065

A

1008—7974(2011)01—0076—04

2010—09—03

史丽（1982-），女，辽宁彰武人，现为通化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

徐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