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春芳（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湛江524025）

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贡献

窦春芳
（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湛江524025）

1933年初，陈潭秋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并兼任中国革命史教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为苏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期间他与犯了“严重错误”的罗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福建因扩红运动，被王明路线领导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被留在了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随后，他较早地提出中央苏区留守人员应突围到敌人后方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大家成功突围；他最早提出立即召开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以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就是在这个领导核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是陈潭秋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重大的历史贡献。

陈潭秋；中央苏区；王明路线；罗明路线；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在仁风山地区收到了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留任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才不得不接受陈潭秋先前提出的正确意见，并决定把干部和红军分成9路，分别向闽赣、闽西等边界山区突围，开展游击战争。2010年是留守红军和地方武装从中央苏区突围，并开始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75周年纪念，让我们重温历史，看看过去不曾被人提起的陈潭秋为何被留在中央苏区？他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哪些贡献？

第一、在中央党校与犯了“严重错误”的罗明建立深厚的友谊，并开始抵制王明路线对中央苏区的统治

193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调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陈潭秋到达瑞金后，被临时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担任校党委委员并兼任《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员，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李维汉，副校长是董必武，学校的教务处长兼党班的班主任是大名鼎鼎的罗明。

罗明是广东省大埔县人，1925年24岁的罗明考入广东大学，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讲所学习，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罗明到闽西从事武装斗争，1928年，罗明任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并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就是在罗明的辖区内召开的。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在去苏联前曾指定中共中央由博古负责。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离开了红军，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当时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好也在这里养病，面对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向罗明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罗明出院后，向福建省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博古他们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罗明就成了博古批判毛泽东的“靶子”，随后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1933年2月15日，罗明被撤销代理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被调到中央党校当教务处长，兼党班的班主任，当时党班里的学员，大部分是犯了所谓“罗明路线”错误的干部。因为罗明犯了政治错误，所以在中央党校大家都对他避而远之，陈潭秋与罗明原本就不相识，但陈潭秋非常关心罗明的工作及生活。据罗明回忆，有一次，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邀他去散步、谈心。陈潭秋首先表扬罗明工作积极、教务工作做得好，接着又与罗明谈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艰巨，最后，陈潭秋劝慰罗明说：“革命的道路很长，革命还要发展，你要想得长远些。”[1]89因为当时的中央局正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陈潭秋也不便多讲什么，但在这几句简短的谈话中，已体现出了陈潭秋对罗明的关怀和爱护，对此，罗明后来回忆说，陈潭秋几句安慰的话，“我听了感到格外温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1]90在罗明的记忆中，陈潭秋生活朴素，说话和蔼可亲，二人虽然接触的时间不很长，但给罗明留下深刻的印象。与罗明的密切交往也是陈潭秋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开始，当然这时还不是很明显，还没有引起王明在中央苏区的代理人博古、李德的注意。

第二、陈潭秋被临时中央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撤销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

陈潭秋在瑞金中央党校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被中央调往福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6月下旬，陈潭秋来到福建省委所在地闽西的长汀。当时中共建置下的福建省委辖有长汀、连城、龙岩等闽西11个县，郭滴人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方方担任宣传部长，温仰春担任秘书长，李坚贞担任妇女部长，刘英担任青年团省委书记，张鼎丞担任省苏维埃主席。

陈潭秋到福建省委之前，王明路线已经在福建整了一大批干部，因为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搞得在任的干部一个个都很苦闷，同志间的关系也很紧张。陈潭秋到来后，他没有像王明路线领导人那样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工作上，他作风民主，没有一点架子，有事就同大家商量，他平易近人，又关心同志，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几十年后，这些当年与陈潭秋相处的福建省委的干部们依然对陈潭秋念念不忘。

李坚贞比陈潭秋小10岁，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妇女部长，1979年她撰文《回忆我的老上级陈潭秋同志》，文章详述了她与陈潭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陈潭秋赤脚草鞋，戴着蓝布帽，衣服也很破旧，穿着十分简朴，一见面陈潭秋就说：“你是坚贞同志吧？”李坚贞回答说：“是”，接着陈潭秋把李坚贞的手握住看了看，说：“手好粗喔！”又看李坚贞赤着脚，农村打扮，陈潭秋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2]94陈潭秋的风趣、和气、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李坚贞紧张的心情顿时消除了。

当时，福建省委机关人手少，事务繁杂，每个人的工作都十分繁忙，即使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陈潭秋仍然想到为今后的革命工作培养年轻干部，并决定把农民出身的青年干部李坚贞送到瑞金的中央党校学习，对此机关里的其他同志想不开，就不肯放李坚贞去，陈潭秋就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说李坚贞有工作经验，让她去党校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总结经验，回来后可以做更多的工作。等李坚贞到党校后，陈潭秋又给她写信，信中他鼓励李坚贞好好学习。因为在福建省委机关时，陈潭秋与李坚贞在同一个党小组，党小组内每人每月要把5分钱党费交给李坚贞，所以陈潭秋在给李坚贞信的开头就风趣地称李坚贞为“五分钱”[2]95，意思是叫李坚贞在中央党校读书时一定坚持过党组织生活，后来这封信被其他人看到了，随后李坚贞“五分钱”的雅号就传开了。

当时担任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的刘英，1979年9月撰文《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以悼念陈潭秋，文章中说，当时根据地的生活很苦，陈潭秋就同大家一样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粮食本来就不够吃，但每餐陈潭秋还要节省一点，攒起来支援前线红军。那时的福建省委机关里所有的人共用一个小木盆洗脸，一个大木盆洗澡，后来就有不少人染上了疥疮，陈潭秋及时向老中医请教，弄来中草药为大家治疗，还规定大家要搞好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不久，患疥疮的同志就痊愈了，大家都称赞说：“消灭疥疮，潭秋同志立了头功。”[3]172刘英来福建时，因为路遥远携带衣物不方便，所以就没有带棉衣，到了冬天就冻得没有办法了。陈潭秋见状，便把他自己身上穿的棉袄脱下来送给了刘英，而他自己却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过冬，后来刘英把陈潭秋送给她的棉袄请一个老乡改了一下，就穿在了身上。

陈潭秋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同时也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贯彻到登峰造极的时刻，为了贯彻中央扩大红军队伍的指示精神，陈潭秋集中抓了三次大的扩红运动，他亲自深入到县、区抓点，指导扩红工作，在陈潭秋的领导下，连城、兆征、代英等县有成百上千的青年踊跃参加红军，陈潭秋的前两次扩红任务完成的都非常出色，但由于根据地逐渐缩小，加上前二次扩红时大批青年已参加了红军，所以第三次扩红进展较慢，没有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为此，陈潭秋如实地向临时中央反映了福建省的实际情况，“谁知却被王明路线领导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将他调离了福建省委，”[4]91并撤销了他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职务，由于陈潭秋在福建苏区党员干部及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仍然被推选为代表，到瑞金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第三、被博古、李德留在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并较早地提出应该突围到敌人后方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开始长征。当时对中共高层的失势者有两种冷处理方式：一是放逐到莫斯科去，冠以学习或者修养等名。二是扔在某个角落或者高危地带，让其自生自灭。因为陈潭秋曾被临时中央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被留在了即将陷落的中央苏区。长征前，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留下了约3、4万红军坚持苏区革命斗争，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人组成，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陈潭秋任中央分局组织部长。

长征开始前，博古、李德规定中央分局和留守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同时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还划定了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继续进行阵地战，与敌人主力硬打，对此陈潭秋极力反对，陈潭秋认为：“应该突围至敌人后方的边界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3]186。项英对陈潭秋的建议根本听不进去，随后，与兵力强大的敌人打起了阵地战。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路向中央苏区紧缩，占领中央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道，1934年10月26日，敌人占领了宁都，11月10日占领了瑞金，11月17日占领了于都，11月23日占领了会昌，整个中央苏区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县的机关、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雩都县仁风山地区。恰在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央苏区的军事问题，1935年2月，中央分局在仁风山地区收到了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来的电报，电文指出：在当时形势下，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应“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5]9。至此，项英才不得不接受了陈潭秋的正确意见，并决定把干部和红军分为9路，分别向闽赣、闽西、湘南、赣粤等边界山区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第四、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大家成功突围并转战闽西

向闽西方向突围的有何叔衡、邓子恢、瞿秋白等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人和以陈潭秋为特派员、谭震林为参谋的中央分局领导人。1935年2月下旬，陈潭秋、谭震林率红军24师的1个营，约400余人，由瑞金西南向上杭西北突围，准备到永定县西溪赤寨乡与张鼎丞会合，同红八团、红九团、明光独立营会师，坚持闽粤边界的游击战争。

他们一行第一个目的地是长汀县的四都，当时，敌人在雩都、瑞金、会昌、长汀一线已经形成了包围圈，在突围中，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军部队与何叔衡、邓子恢、瞿秋白等人失散。1935年2月24日拂晓，何叔衡、邓子恢、瞿秋白等人从长汀濯田区的水口渡过汀江到达小径村，不幸被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14团包围，何叔衡受伤跳崖壮烈牺牲，邓子恢率部冲出重围返回四都福建省委驻地，瞿秋白在小径村牛路坑的水塘里不幸被俘并英勇就义。

陈潭秋、谭震林带领的红军部队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翻过武夷山脉，来到了长汀县的四都，在这里他们和邓子恢率领的队伍会合，然后从四都向上杭、永定方向进发，经过艰难的急行军，在永定大阜与张鼎丞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一天拂晓，部队刚刚驻扎下来，突然遭到国民党陈荣光部2000多人包围，这时有些同志慌了手脚，危难之际陈潭秋沉着镇定地说：“共产党人是铁打钢铸的，即使遇到天大困难，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了人民的解放，我们一定要活着冲出去”[6]115。接着谭震林便发布了突围令，陈潭秋率领一个警卫班，首先连续向敌人打枪，并“把敌人引到自己一边来，以掩护同志们突围，敌人以为我主力在他那一方面，就象疯狗一样扑过去。为掩护同志们冲出重围，警卫班全部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潭秋一人，敌人叫嚷：‘抓活的!抓活的!’在这危急关头，潭秋急中生智，把随身带的准备去香港的旅费二、三百块银元就地撒出去”[6]115，围过来的敌人一见这么多大洋，也就顾不上陈潭秋了，他们拼命地去抢夺，并且互相打了起来，陈潭秋乘机从山顶上逃走，他从山上滚到山脚下，在下滚的时候，陈潭秋的左耳被刺坏了，血流不止，他忍疼痛迅速地顺着山沟爬行着，最后找到一个山洞并隐蔽了起来。当天下午，敌人撤走后，成功突围的同志和当地群众满山寻找陈潭秋的下落，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已经昏迷的陈潭秋，用担架把他抬回营地，并安置在山上治疗。

第五、提出立即召开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以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

据当时曾任少共上杭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红军独立团政委的伍洪祥回忆，当时“敌人已经占领了瑞金、长汀，苏区全在血泊中，我们同中央完全断了联系。在我们这块游击区里，还剩有近两个团的部队和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但被敌人分割成几块，各自为政，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在这严重关头，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分立即召开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4]92。1935年4月，闽西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第一次会议在永定县上溪南区赤寨乡召开，因敌人重重封锁，闽南地区没有代表出席，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人，会议由张鼎丞主持，身负重伤的陈潭秋代表党中央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国民党反动军队虽然占领了中央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剿’和烧杀，但是没有解决任何一个矛盾，相反，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国民党反动派带了豪绅地主回到苏区，夺走土地，收租逼债，实行白色恐怖，只会激起广大群众对豪绅地主的深仇大恨。我们主力红军正在胜利地进行长征，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4]116接着他又指出：“党中央最近有电报指示，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要就地分散坚持游击战争，不要采取大兵团行动，要下决心坚持游击战争。要充分认识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长期的土地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是有把握克服任何困难的。”他还说：“闽西南地区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干部，他们和群众血肉相联，又有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红军游击队，加之丛山峻岭，地势很好，一定能胜利地坚持下去，今天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是为了统一领导，坚持游击战，保存自己，发展自己，逐步消灭敌人，争取革命胜利。”[4]116

会议的最后，由陈潭秋代表党中央宣布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九同志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谭震林任军事部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以“统一领导和指挥闽西南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同敌人的斗争。这样，就解决了分散、各自为政的危险状况。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劳和贡献。以后就在这个领导核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七年转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时，这只队伍还有几千人，两挺重机枪，是新四军里最大的一个支队。”[4]92-931935年4月，陈潭秋的伤口开始化脓，没有药物治疗，情况十分危急，党组织决定派人护送陈潭秋离开闽西。

[1]罗明.困难时的友谊最温暖[M]//中共黄冈县委会编.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2]李坚真.回忆我的老上级陈潭秋同志[M]//中共黄冈县委会编.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3]陈乃宣.陈潭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4]伍洪祥.陈潭秋同志在闽西南[M]//中共黄冈县委会编.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5]陈丕显.赣南三年的游击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温仰春.转战赣南闽西——忆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潭秋同志[M]//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徐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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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974(2011)01—0033—04

本文系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JC770004

2010—10—28

窦春芳（1972－），女，广东湛江人，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