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园李平贵

（1.湖南工业大学图书馆；2.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8）

王云五（1888～1979），原名之端，号帕庐，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纵横政学商三界，叱咤图书馆天地。把他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相提并论，绝对一点也不过分，不仅因为他们俩都毫不吝啬地把全部工余时间献给了图书馆，凭着图书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攀登上了各自事业的顶峰，而且因为王云五远瞩世界潮流将涵芬楼丰富典藏改造成公开供社会民众阅览的东方图书馆的做法，与富兰克林为方便他人博览群书而创办北美公共图书馆之母——费城公共图书馆的做法不谋而合，都是力图把图书从“贵族”阶层下放到“民众”手中的先导；如果你认为他能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相媲美，那也完全合乎情理，因为他策划和主持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万有文库》使两千以上新图书馆得以成立的壮举，与卡耐基斥巨资兴建1600余所图书馆的壮举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图书馆的圣泉甘露能惠泽成千上万普通老百姓而倾尽财富、心力。总之，不管是外国的富兰克林、卡耐基，还是我国的王云五，他们都为近代文化事业的普及、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王云五的名字未被列入图书馆史著作中，但是“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在中国图书馆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客观实际，是谁也无法抹去的；他依托图书馆勤奋苦读的精神及对图书馆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和开拓性的贡献，至今让人受用无穷。

1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依图书馆活出精彩人生

王云五并非出自书香门第，11岁才入私塾就读，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的他，受学校教育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便随着其长兄的早逝戛然而止。迷信的父亲从他长兄的死推论他家的风水不适宜走科举之路，于是毅然把14岁的王云五送到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但对于嗜书如命的他，此举并未从此掐灭他心头渴望读书的焰火，选择了白天学生意、晚上进夜校半工半读的读书之径。在五金店干了半年后，王云五进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凳子还没坐热，父亲在他16岁时又命他到一家洋行仓库当助理，他不得不再次从自己喜爱的书馆抽身而出。“总计我以学资格读英文的实际时日，有吴先生的夜校七个月，守真书馆八个月，同文馆也是七个月，合计二十二个月，此后我便不能有入学读书的机会了”——就是面对这样朝不保夕的短暂的学校读书生活，他依然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圆自己的读书梦，半年后又去英国人布茂林办的同文馆学习英语，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幸与图书馆结缘。俗话说：“醒着，有得有失；睡下，有失有得。”上帝在关了他有形的学校生活这扇门的同时又为他打开了无形的学校生活这扇窗，王云五从此便踏上了“无形的学校生活则续续不断，以迄于相距半世纪的今日”的漫漫征程。这“无形的学校生活”，指的就是他利用图书馆的自学生涯，图书馆成了他获取广博知识的主要渠道。也正是因为图书馆无穷的知识养料的滋养，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总共不到5年、一生未进“象牙塔”之门的他，变成了“博士之父”，变成了胡适赞誉有加的“有脚的百科全书”。“君子为学，不为则已，为则心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由于对知识的热切渴求与对读书的无限向往，王云五一头扎入图书馆书海夜以继日勤奋苦读的冲天干劲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以至于留下了两年之内读完30余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10天时间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学习管理的书刊这样的读书美谈。他不但酷爱读书，对新知识的探求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即使到晚年，“偶然听到一种新的学问或理论为自己向所不知者，总是多方搜求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涉猎一下，然后甘心”，而且善于读书，善于总结读书的方法，如他在1934年对商务印书馆第一届业务讲习班学员的报告中所说的：“没有读书法的读书，很容易糟蹋时间和精神。那么读书的方法从什么下手呢？我以为首先要对于图书馆学加以研究，读书时才可获得指导。”虽然他的读书方法未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但是，不管是在旅途交通工具上手不释卷，对书自得其乐的迷恋，还是17岁时就“按揭”、分3年付清书款买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通读一遍的痴狂，他这种依托图书馆勤奋苦学的精神，对过去、现今乃至以后所有爱读书、不爱读书的人都会引起心灵为之一颤的悸动。当今社会大兴全民学习之风，类似于王云五这样“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奋斗成功的故事”多多益善，他自学成才的典型事例的推广宣传，也就更显得必要而迫切。

2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遗余力回报图书馆的“养育之恩”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图书馆的社会教育成就了王云五，王云五也就愿意倾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来回报社会，回报图书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置身何处，他始终都没有偏离以图书馆为圆心所画出的轨道，诚如他晚年所说：“我与图书馆的关系至深，因此我对图书馆绝不能忘本，只要能对图书馆做一点事尽一份力，都是绝对乐意的，虽然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图书馆从业员，但我愿意以图书馆服务员的身份一贯地为图书馆服务。”

2.1革故鼎新——开放东方图书馆

“上古学术统于王宫。”在过去，一般的老百姓是无缘进入私家藏书楼博览群书的，想读书而没书读的滋味恐怕不亲历所为是难以言传的。作为过来人，王云五深谙个中道理，所以当他有机会与书为伍时，他便产生了有书同享的美好愿望，于是力排众议，决定把自己管辖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原本只为商务印书馆员工服务的涵芬楼改建为“供众阅览”的东方图书馆。“我以前没有钱买书看，我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这固然是他开放涵芬楼“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的初衷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常年走南闯北，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的发展望尘莫及于西方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人虽都知道图书馆为教育的重要保证，然而几十年来，国内图书馆设置远远不敷需要，公开开放的就更少了，比起其他欧美国家迟缓得多。”[1]诚如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和思想家马丁·路德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2]所以他在《东方图书馆概况·序》中摇旗呐喊：“夫以彼千数百年演进而成之图书馆事业，乃远驾拥有四五千年图书馆史之我国而上之，无怪其人文之日盛，国势之日隆矣。同人近察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远瞩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增设公开图书馆之必要。”[3]王云五对图书馆巨大作用的深邃远见与随之付出的艰辛努力，而他倡导的“扶助教育，供学校师生及各专业人员进行教学、研究之用，特别为经济困难，无力购书的穷学生提供免费阅读之便”的开馆宗旨，更是高瞻远瞩，扬起了中国图书馆平民化的大旗。

东方图书馆对民众敞开了大门，但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就告一段落，王云五不做便罢，做就要努力把它做好的处事原则再次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们殚精竭虑到处去广搜博采图书馆的藏书。王云五更是利用自己长年累月出国奔波的便利，不惜重金，不辞辛劳，收集、寻觅、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到民国20年的时候，已有普通中文藏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等5千余种。当时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香港出版且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著名期刊与为远东唯一孤本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期刊、国内的古籍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书等都尽收囊中，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为整理、出版影印古代文献提供母版使之流传后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此，王云五在《我的图书馆生活》一文中颇为骄傲地写道：“东方图书馆以其藏书之丰，在当时全国首屈一指，并为我国公开的私人图书馆树立楷模，于是好学之士每日之来阅览者，至为踊跃，而国内图书馆人士远道而来上海参观，以资取法者，亦络绎不绝。”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有了米，要把它“炊”好也并非易事。王云五为之也是煞费苦心，从对开放时间的拿捏到开放库室的选择再到开放对象的逐步增加，从室内开架阅览大框架的敲定到允许借出馆外阅览的变更再到在全国各大城市通过通信手段邮递借书的施行，无不体现着他心系读者、服务百姓的高尚情怀与超前眼光。开架阅览，现在确实不足为奇，可在当时却是稀罕之极，开了民众与“阳春白雪”亲密接触的先河，不但“可以节省图书馆员用于借还书的时间”，而且“可以免去有些读者的怕羞心理”[6]。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先进的借阅方法中，像远程邮递借阅，就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都尚未在全国普遍开花，可想而知他当年大刀阔斧干图书馆事业的能力与魄力。为了读者不虚来图书馆之行，为了把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王云五还非常重视对图书馆人才的培养与训练。1928年和1929年，王云五在东方图书馆举办了两期暑期图书馆讲习班，推广他在东方图书馆实行的分类、编目、检索、排架的方式方法，他还聘请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和图书馆界的专家来讲习班上课。

由于藏书的丰富、管理手段的先进、管理理念的正确与对员工的重视，东方图书馆的开放大快人心，彻底改写了以往涵芬楼“不见贤才蜂拥至，只见门前车马稀”的状况。据统计，1929年到东方图书馆阅览的人数近3万，1930年为3.6万人。[7]

2.2妙笔生花——四角号码检字法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1925年，王云五在高梦旦、林语堂等人研究汉字部首改革成果的基础上，从杜威图书分类法中“中英文字母与数字相结合的方法”和电报号码中“数字电码的方法”得到启发。他设想汉字是四方块，方形就有4个角，以左上为第一角，右上为第二角，左下为第三角，右下为第四角；把汉字笔形分为十类，用0到9这10个数字表示10类基本笔形，把4个角的笔形数字连接起来从而创造出了4角号码，依四角号码排列字顺就成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横空问世，使得长期困扰许多工具书的汉字排序问题迎刃而解，也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的编目技术，因为汉字检字法就是汉字排序的工具，图书馆图书索引卡片的编制、图书馆著作号、书名片和著作片的排列是图书编目加工的基本工序与重要技术，而这些都离不开检字法。所以四角号码检字法一经产生，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竞相以此作为中文图书检索的方法，我国更是数十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中学国文课本必备的补充教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巨大影响与作用不言而喻。

把涵芬楼改弦更张成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只是迈开了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怎样让图书馆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王云五认为：“图书馆之公开，首须作合理的图书分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创者梁启超1925年5月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分类之于图书馆的重要作用，把分类、编目定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首要任务。此外，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在对读者获取文献资料的能力方面的调查结果“33.9%的读者困难来源于对图书的分布、分类状况不熟悉”[8]中同样可以看出图书的分类整理对于图书馆顺利运作的至关重要。虽然我国从古至今历来就十分重视图书的分类管理，有诸如古代汉朝刘歆的《七略》、隋唐之际的四部分类法等传统分类法的典范，但王云五没有因循守旧、生搬硬套，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之前的所有分类法都会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要采用何种分类法始能统驭中外新旧之图书，实有研究之必要。”一贯以“激动潮流”自居的他，决心摸着石头过河，摸索一套既适合现代科学知识的一元性又能统驭西方书籍与译本以及近人新学术著作的分类法。几经权衡比较，王云五将目标锁定在西方现代分类法，决定以当时世界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作为自己创造的蓝本。因为杜威分类法以阿拉伯数字为标记符，以小数制作层累标记，次第分明、类目详尽，对记忆和检索特别便利。但美中不足的是，此分类法是以西方知识划分为主体，难以兼容中国的图书，也就是说，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拒中国书籍于门外。本来，王云五就一直反对在中西学术间人为地划一鸿沟，他认为学术应求学贯中西，洋为中用，当时涵芬楼之所以取名为东方图书馆，就寄寓着他希望东西文化并驾齐驱的美好憧憬，更何况，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兼收西方新籍与其译本，及近人对新学术的著述”，所以他觉得完全有必要对杜威分类法进行“整形手术”。为此，他巧妙地运用了 3 个符号“+”、“++”、“+-”，将关于中国书籍冠于杜威法原类相同之前，而分别置于它大同小异的西方图书之最近距离处，这样不仅译本与原版书避免了“两地分居”之苦，连中国古籍与西方图书性质尽同或大同小异者，都可以“比邻而居”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虽然王云五发明的这种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由于3种符号的连用均取决于主观判断，容易滋生困扰，并且难以适应学科多元分化日渐缜密的趋势，以致它如今基本上已被淘汰出局，但于当时来说不啻于一场及时雨，不仅解决了国内图书馆书籍管理章无定法的问题，而且他所提出的中西图书一体化管理的格局即便在今天仍然是人们推崇、追求的美好愿景。

四角号码检字法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都是王云五苦心孤诣、刻苦钻研的结晶，凝聚着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出版事业与图书馆事业的喜欢与热爱，二者相得益彰，就像他本人说的：“分类法赖检字法而完成，检字法亦赖分类法而磨练。两者有相互的关系。”它们既是加速中国出版业蒸蒸日上的引擎，也是中国图书馆的图书编目技术日臻成熟的催化剂。如果说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与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云五嵌在昨日图书馆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痕迹的话，那么他把中外图书统一分类号码印在《万有文库》每本书的书脊或封面上并附送书名卡片给购买该文库的小型图书馆使之无须再进行分类编目的创举，则是他留给今日图书馆人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他这种随书附号的做法，就是如今国际图书馆界大力提倡的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即现今简称CIP的先声，由此可见王云五敏锐的洞察力与对图书馆事业的赤胆忠心。同时，这也给图书馆界“半路出家”的同仁以信心与启迪：外行扎根图书馆，只要虚心学习，勤于钻研，完成从外行向内行的转化，外行在图书馆照样可以大显身手，“英雄莫问出处”。

2.3星火燎原——万有文库

自王云五接手商务编译所后，他匠心独运，决定让图书馆事业搭乘出版业成功的便车，以促进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发展。编印各种有系统的丛书以求充实图书馆的内涵是他实施这一目标的具体思路，不仅他把东方图书馆筛选的各科优良图书经过有系统的组织、整理，然后大量地出版、发行、分期供应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与以低廉的售价达到普及教育文化的目的是如何的震撼、温暖人心，就单说他从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世界名著若干种、参考巨著若干种中，共选定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亿1千5百万言编印的《万有文库》使图书馆的星火得以燎原的前瞻意识，就足以让国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论者对此高度评价道：“这些书是立得住的，尽管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却也是近代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这些丛书本身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中国学术的珍献，终究以凝固的物的形式成为近世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物，体现了王云五对于文化的若干新贡献，客观上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中国学术的走向，对于普及科学文化培植新时代的读者群，影响社会的思想，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当时，全国半数图书馆是靠他所编辑的《万有文库》而建立起来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好雨知时节”，现在的人也许无法体味到《万有文库》的举足轻重，但对于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意义却非同寻常，不可等闲视之。

3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魂牵梦绕依然是图书馆

纵观王云五富于传奇而又毁誉参半的人生，无论是作为声名显赫的达官政要，还是炙手可热的出版巨子，抑或著作等身的文化巨匠，书与图书馆犹如他的左右臂膀，始终一以贯之伴其终生。书不仅为王云五探寻世界独辟了蹊径，也是他一辈子朝夕与共的战斗伙伴，更是他广泛搜求的镇宅之宝，胡适曾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有过描述：“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一生与书为伍的王云五并没有落入一般藏书家的俗套，他深知，藏不是目的，书是拿来给人看的，那种主张“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等藏重于用的清规戒律以求“子孙宝之”的狭隘与短视，只能使藏书走向“变废为宝”的反面。半工半读的艰难、分期付款买书看的焦灼、薪资一半交给母亲一半拿来买书的拮据、埋首图书馆昼夜苦读的快乐，这些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与经验，使他深感图书馆对精神饥渴的人的不可或缺与翘首以盼。于是，晚年的王云五毅然将自己珍藏的两万多册藏书、35种杂志期刊、100多万元捐献出来，创建了云五图书馆，并立下遗嘱：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给儿女作为纪念，其余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等他和两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仅保留新建小楼房一幢，作为旅外儿女回国时暂住。1974年10月2日，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云五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从星期一至星期六下午1时至7时，公开借阅，不收取费用。这种“免费”借阅规则的制定，再次彰显了王云五普及图书馆社会教育、推行图书平民化的人文情怀。

[1] 王云五.东方图书馆概况·序[A].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王能宪.文化建设论——王能宪演讲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19-220.

[3] 郭剑珩.王云五与图书馆[J].新闻爱好者，2009（24）：110-111.

[4]桑良知.愿光芒永放——名家书趣[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92.

[5] 黄国威.论建设教育强省与广东图书馆事业[J].图书馆论坛，2006（5）：84-86.

[6] 莫伟鸣，何琼.王云五与图书馆[J].图书馆，2003（3）：91.

[7] 胡维革.中国传统文化荟要(4)[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22-623.

[8] 周旖.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读者调查报告[J].图书馆论坛，2005（1）：14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