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京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和现象：群众性事件频发并愈演愈烈，上访事件层出不断，以对拆迁不满而自焚为代表的极端维权事件，滥杀无辜报复社会的恐怖事件，一呼百应的网络群体性一边倒等，引发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均具有运用非制度化的方式寻求制度外[注]“制度外”是指不是通过法律(指广义上的法律)规定的解决该问题应当采取的途径或渠道，即不是运用正常的法律制度来寻求问题的解决，一些学者称之为“非制度化”，参见文献[1]。解决问题的特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许人们会“见怪不怪”，属于可以理解的范围。然而，发生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就必然会引发人们的思考：为何在我们极力倡导法治建设，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条件下，这些“标志性”事件却呈现了与法治反动的现象[注]尽管对法治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理解，但按照法律与制度办事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已基本达成共识。上述寻求制度外解决问题的现象显然与法治的基本要求相违背，本文暂且将其称之为对法治的反动，但不意味着对这种现象的贬抑。。这就促使我们深刻反思我国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否恰好到了所谓的瓶颈位置，即是哪些关键因素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