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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与“垮掉的一代”——从夏志清对《三国演义》的一则误读谈起

2011-02-20鲁小俊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6期
关键词:祢衡道统三国演义

鲁小俊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为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科书”[1],《三国演义》可供我们“古为今用”者很多,“《三国演义》的现代启示”是一个常做常新的题目。哪怕是小说里的一个小人物,一桩小事件,都有可能令我们浮想联翩,感慨良多。典型的例子如祢衡及其“击鼓骂曹”。

祢衡这个人物,在《三国演义》中“戏分”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嘉靖元年本卷五《祢衡裸体骂曹操》,写祢衡因孔融之荐,为曹操所召。“礼毕,操不命坐”,他便将曹操手下的“当世之英雄”一一数落,并将其余随从贬为“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至于他自己,则自许“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为孔、颜”。曹操愤怒,命他为鼓吏以辱之,结果反被他骂为“眼浊”“口浊”“耳浊”“身浊”“腹浊”“心浊”。曹操不堪其辱,将他送至刘表处。刘表不喜,又将他送至黄祖处。最终仍因出言不逊,为黄祖所杀,至死犹“大骂不绝”。

祢衡的人生际遇,可以说是一出悲剧。由此人生悲剧出发,如果要挖掘一点“现代启示”的话,是很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的:

作为助手或辅助者,要积极主动发挥辅佐作用,即便领导在工作中有过失(不是原则错误),也应该本着维护大局利益、集体利益的原则,体谅领导,并在不违反党纪国法的前提下,竭诚弥补领导工作中的缺失,而不应该事不关己、隔岸观火,或者把抓住领导的失误作为炫耀自己、诋毁领导的资本[2]。

相近的看法又如:

一个“人才”应当善于接受社会的约束,若只是不顾一切地去怨愤、去痛骂,能产生什么效应?能显示那种所谓“清高”之“美”吗?不能。所以祢衡之骂不足为美。当着今天的改革时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商品观念的更新,为“士子”者,岂可以胡编乱侃,骂娘怨天,为己任哉![3]

祢衡“炫耀自己、诋毁领导”,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因此“接受社会的约束”,不“胡编乱侃”,不“骂娘怨天”,以避免类似的悲剧,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的“启示”与夏志清先生的意见颇有相通之处,他说:

在京剧中,祢衡通常被描绘成一位充满同情之心的儒生,骂曹操是一个篡位者和恶棍。在上面的场景(击鼓骂曹——引者注)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同情。不过,这里作者同时还把他看成是一个具有十足天真的自我中心主义、对他人不屑一顾的喜剧性角色。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会把自己与孔、孟相提并论,而祢衡却毫不脸红地这样做了。他是那种“垮掉的一代”的儒生,他对曹操的嘲弄几乎未能掩饰他因一味妄自尊大而表现出来的实质上的粗鲁[4]55。

上述引文的核心意旨有两点:《三国演义》中的祢衡,是“一位充满同情之心的儒生”(这一点与京剧相同),同时又是“那种'垮掉的一代'的儒生”。而由这段引文的语气及其上下文可以知道,夏先生更倾向于认为,后者是祢衡的主导面。

如果这个意见可以成立,那么得出前述“现代启示”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祢衡既是“垮掉的一代”,有着“自我中心主义”“对他人不屑一顾”、头脑不正常、“一味妄自尊大”“粗鲁”等种种毛病,作者对他必然有所“讽谕”,从而引出戒除这些毛病之类的启示,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然而,夏先生的意见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譬如他说“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会把自己与孔、孟相提并论”,这话有些武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5]南朝萧绎《金楼子。立言》亦云:“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6]与祢衡所说“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为孔、颜”,其实质并无不同,而司马迁、萧绎的头脑,大概不会有人说不正常。

司马迁、萧绎或者祢衡之自比周公、孔子,实与道统论有关。唐代韩愈《原道》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7]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亦云: “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濂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于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8]可见儒家道统得之极难而失之极易,其传人往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出一个。既然如此,一个以传承道统为使命的人,一个自以为继承了儒家道统的人,其气质必然是唯我独尊、藐视俗众的,他属于“精神贵族”。

“狂生”不全是“精神贵族”,其中定有很多以狂邀名者,以狂泄愤者,以及大脑病态者。在没有能力鉴别这群狂生的“俗子”眼里,他们一样的狂傲自大,不切实际,可笑又可悲。而在对此有“了解之同情”的文化传统里,作为“精神贵族”的狂生,却可以赢得无数喝彩。这是因为,我们历来缺少制约世俗权贵的宗教权威,而狂生部分地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表面狂放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用心。就如鲁迅先生论嵇康、阮籍“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在这个意义上,“非汤、武而薄周、孔”[10],与自比孔、孟,表面迥异,实质相同。

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小说人物,祢衡之狂大有深意,后来的论者于此多能体察并给予很高的称誉。在晚清胡凤丹《鹦鹉洲小志》[11]和冯天瑜《黄鹤楼志》[12]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一价值取向。如论“击鼓骂曹”云:“上以泄汉代祖宗之愤,下以快千古忠臣义士之心。”(龚书宸《祢衡论》)“此即春秋声罪例,援枹胜读董狐书。”(林拱枢《祢正平挝鼓》) “常山舌与司农笏,迸入先生作气初。”(周麟章《祢正平挝鼓》)可见后人对祢衡的推重。或曰:曹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三国演义》或民间话语中,他常以反面形象出现,那么,后人对祢衡的赞赏是否出于对曹操的偏见?应该说,这话有事实依据。且读毛评本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的批语:“骂得畅快”“索性骂个尽情畅绝”“明明道着老贼”云云,其间的偏见读者不难感受。然而,对曹操的偏见绝不足以构成对祢衡的赞赏,或者说,对祢衡的赞赏绝不主要出于对曹操的偏见。前引诗句将“祢衡鼓”与“董狐书”“常山舌”“司农笏”并举,即可见其间的超越性质。

历史上对祢衡持有非议的也不乏其人。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卷四论及“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在列举的屈原、宋玉等名单中就有祢衡。又论及“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13]141。这一评价与通常的贬曹褒祢或褒曹贬祢不同。究其出发点,在于文才与品德的矛盾。颜氏接着说:“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13]142在颜氏看来,上述古人之病,往往导致“损败”,足为今人借鉴,正所谓“深宜防虑,以保元吉”。

《颜氏家训》的立意,是典型的“家训体”,其特征是“现实关怀”高于“终极关怀”。譬如对于文人如祢衡者,不看他是否是“精神贵族”,而关心他“诞傲致殒”的悲剧结局。要之,为子孙“保元吉”计,“现实关怀”要比“终极关怀”重要得多。就人生的平安和幸福而言,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不是悲士不遇式的情感宣泄,也不是雄心侠气的快意使逞,而是讲和谐、计后果、致中庸。

这个意思,清代郑板桥也说过。板桥论为文之道,激赏生辣、古奥、离奇、淡远的境界,但他在家书中却鼓励乃弟作“宜场屋、利科名”的“秀媚”之语。个中缘由,其《仪征县江村茶社寄弟书》云:“论文,公道也;训子弟,私情也。岂有子弟而不愿其富贵寿考乎?故韩非、商鞅、晁错之文,非不刻削,吾不愿子弟学之也;褚河南、欧阳率更之书,非不孤峭,吾不愿子孙学之也;郊寒岛瘦,长吉鬼语,诗非不妙,吾不愿子孙学之也。私也,非公也。”[14]由此来看嵇康、阮籍,他们皆为狂士,却总是告诫其子要谨慎做人。嵇康《家诫》云:“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10]319《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5]嵇康、阮籍此举,亦如郑板桥所说,乃出于“私也,非公也”。

同样立足于垂戒将来,“通鉴”与“家训”具有某种本质的一致,只不过视阈大小不同而已。明末清初李因笃曾对顾炎武讲:“《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顾炎武评说道:“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时彦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16]其实《资治通鉴》不载文人不只是“无暇录及”,还有一个原因是文人多奇诡,往往不合中庸之道,可以警俗而难以化众。即如张舜徽先生《爱晚庐随笔》之一《学林脞录》卷十二所云:“或以屈原既见重于《史记》,宜其人可为千古式也。不悟太史公书,成于忧愤之时,因人发论,不无抑扬之辞。其书表章伯夷、屈原一流人物,皆所以自抒抑郁不得志之意,藉以自况耳。《史记》为一家之言,故不嫌自述所见;《通鉴》乃资治之本,故必有取舍之例:当分别观之。”[17]

秉持与“家训体”或“通鉴体”相近的原则,很容易得出“戒骄戒躁”“慎言慎行”之类的“现代启示”,对于祢衡其人其事,也就贬多于褒。而褒扬祢衡者,只要不是出于对曹操的成见,亦多立足于其反抗权贵、维护道统的立场。换言之,是“现实关怀”还是“终极关怀”,约可代表历来评论祢衡乃至“狂生”群体的两端。再回过头来看夏志清先生的见解,可以知道所谓“垮掉的一代”云云,显然属于“现实关怀”。而在夏著的其他部分,如论刘备伐吴云:“尽管刘备的愚蠢将给丞相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但他倒还因为这一最后的鲁莽行动被看成是一位以'义'为重的人,是在服从一种更为高尚的,不为通常的谨慎、功名所支配的责任。在桃园,刘备曾与两位新结拜的兄弟立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虽然同死的愿望使他过分地干下了蠢事,但政治上的失败却给他带来了做人的成功。”[4]59这里已然是“终极关怀”。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三国演义》里本身存在“双重标准”,要么夏先生看待祢衡和刘备,用了“双重标准”。

[1]胡适.三国志演义.序[M]//陈其欣.名家解读《三国演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16.

[2]陈鸿秀.祢衡悲剧之因及其启示[J].领导科学,2004(6): 42-43.

[3]赵一德.祢衡论[J].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4): 34-39.

[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胡益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2491.

[6]萧绎.金楼子:卷四[M]//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九集,清嘉庆间.

[7]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2665.

[8]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37.

[9]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535.

[10]嵇康集校注[M].戴明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1]胡凤丹.鹦鹉洲小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12]冯天瑜.黄鹤楼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3]颜氏家训[M].檀作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吴泽顺.郑板桥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176.

[15]刘义庆,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 1984:394.

[1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1161.

[17]张舜徽.爱晚庐随笔[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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