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阳阳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工农红军荣誉奖励制度的建立及其启示

冯阳阳

（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我军从诞生之初就非常重视荣誉奖励制度对广大官兵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激励作用。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实践中，我军的荣誉奖励制度不断完善，并呈现出显明的特点，如将荣誉奖励制度融于我军政治工作当中；在荣誉奖励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方针。在大力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荣誉奖励工作要围绕军队的使命来开展，发展完善荣誉奖励制度，继承和发扬我军崇尚荣誉的优良传统。

土地革命；红军；荣誉奖励制度

在中外战争史上，荣誉奖励的思想及实践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兵法》中就把“赏罚孰明”作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在一切高尚的感情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感情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真正的生命力。”〔1〕我军在成立初期，就格外重视荣誉奖励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我军特色的荣誉奖励制度，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激发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对新时期我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一、红军的荣誉奖励制度

（一）“奖惩要分明”的思想发轫于红军建立初期的管理教育实践中。红军成立初期的人员多来自国民革命军的起义部队和工农群众武装，思想上存在着旧军队和小生产者的烙印。当时的红军队伍中充斥着“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2〕官长打骂体罚士兵、士兵欺压老百姓、官兵逃亡现象十分普遍。由于红军的根据地多建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穷乡僻壤地区，在反动军队的包围封锁下条件异常艰苦，因而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些人发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在艰难的环境中，如何把这支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三湾改编”建立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古田会议确立了建军的原则，在《古田会议决议》的贯彻过程中，毛泽东针对部队管理教育问题总结了七条经验，其中第七条就是“赏罚要分明”。他指出：“应赏必赏,该罚必罚。应赏不赏,该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是有罚无赏,都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决议，组织批准。这样，既教育个人又教育全体。”〔3〕

（二）荣誉奖励制度的条令、条例形成于红军的初步正规建设中。经过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红军和苏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接近七万人，苏区也得到了发展扩大。1930年5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此后，为使红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地位相适应，中央军委开始制定有关条例、条令，其中涉及到了奖惩的具体规定。1930年，我军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令草案》，明确了各级奖惩的权限。1933年8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规定了奖励的对象、项目和权限。1935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对这一条令进行了修改，改名为《奖惩条例》，由彭德怀和毛泽东共同签发，其中规定奖励项目共有6种，即个别口述奖励、队前口述奖励、通令笔记奖励、在各种集合中口述奖励、颁发奖品、升级。此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颁布了若干条例，主要的有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抚恤条例》，1934年1月颁布的《优待红军家属条例》。条令条例的制定标志着红军走上了法制化、正规化的道路，也使建军初期的荣誉奖励工作有了制度保障。

（三）荣誉奖励制度丰富于“史诗”般的战争实践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部队颁发的奖章、奖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战斗热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这一时期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为表彰红军及其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功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徐向前等八位同志红旗勋章，以表彰他们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为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中革军委于1933年7月发布的《关于制定、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决定设一、二、三级红星奖章，分别授予“有特殊功绩”的人员。《命令》指出：“在革命战争的进展当中，每一个红军军人，其阶级的政治觉悟是为自己的工农解放英勇地与敌人作殊死的武装斗争，固然是其应有职责，然而就其牺牲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来看，其有特殊的功绩应给以褒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4〕此外，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也颁发了各种荣誉奖章。可以说，在当时的战争年代，荣誉奖章是对红军将士英勇战斗精神的褒奖，更是红军将士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光辉印证。

奖旗是荣誉、英勇与光荣的象征，是我军精神激励的重要手段。红军最早涉及奖旗的制度是1931年4月共青团中央作出《关于红军中青年工作的决议》。其中有关于“运用各种方式发动革命竞赛，制定‘列宁’式的奖章、奖旗，鼓励优胜者”〔5〕的规定。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嘉奖在土地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斗的工农红军，决定“奖授每军大红旗一面，并在红旗上题做纪念语”。奖旗制度正式确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使用较为普遍，如对于“围剿”作战有功部队、为“扩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在长征途中作战有功的部队都授予了奖旗。奖旗制度的建立在表彰官兵功绩、激发官兵斗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工农红军成立初期荣誉奖励制度的特点

（一）将荣誉奖励制度融于我军政治工作当中。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红军政治工作遵循着“古田会议”的建军原则。《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人物的武装集团”，〔6〕这个军队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广大干部官兵在思想上厘清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荣誉奖励制度的设立也摆脱了旧军队为阶级统治服务、为军阀个人效忠的窠臼。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通常以法规性的条例、规章贯彻于全军，其中的纪律条令中都涉及到荣誉奖励的具体内容。如政治工作中大力倡导革命英雄主义，授予英雄模范团体象征荣誉的奖旗，授予有功绩的指战员各种荣誉奖章等。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时期，荣誉奖励工作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已经确定，并在随后的战争年代及和平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二）在荣誉奖励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红军时期的荣誉奖励工作也重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7〕我军的奖励工作程序为群众决议、组织批准，通过对个人的褒奖达到教育全体的目的，通过群众性的工作，极大地提高官兵的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此外，红军还组织群众参加慰问代表团，向作战有功的部队赠送锦旗，到医院慰劳伤病员，召开军人大会，向指战员报告优待家属的情况。

（三）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方针。奖励就其本质而言，是激活、焕发人的内在精神动力，巩固、调动和强化人的积极因素的有效手段。精神上的嘉勉和激励是奖励的本质属性和最为鲜明的特征。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勇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奉献是军人最伟大的荣誉。在红军物质条件极度困乏的条件下，我军的精神激励主要靠革命理想信念教育，靠精神力量的作用。我军在强调精神奖励的同时，也不否定物质奖励的作用。《奖惩条例》明确规定了“奖品”的奖励形式，在红军的战斗岁月中也同样颁发一定的物质奖品，以鼓励广大指战员发挥英勇精神。1935年红1军团就授予“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每人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奖励，在当时红军将士眼里却是弥足珍贵的，是对战斗英雄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战斗精神的崇高褒扬。

三、几点启示

（一）要围绕军队的使命任务开展工作。荣誉奖励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重心也要随着军队使命任务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胡锦涛总书记把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科学地概括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即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我军的荣誉奖励工作要紧紧围绕我军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来开展。

（二）进一步发展、完善荣誉奖励制度。我军在成立初期颁布的条令、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红军的荣誉奖励工作，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更加重视我军荣誉奖励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设立国家荣誉制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将“建立国家功勋奖励制度”作为我国人才激励机制和奖励制度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今后，我军荣誉奖励制度还要大胆改革创新。首先，要不断提高荣誉奖励制度的立法层次，突出制度的权威性、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其次，要不断完善具体奖励规则方面的制度，如奖励对象、颁奖规格、评审条件、授奖方式等。最后，要不断增加军事荣誉奖励制度的社会认可度，切实提高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感。

（三）继承和弘扬我军崇尚荣誉的优良传统。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实践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朵奇葩，其中所包含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瑰宝。胜利是对军人的最大褒奖，荣誉是一支部队的遗传基因，今天我们接过前辈传来的火炬，就要把这种光荣传统发扬光大。近年来，无论在抗洪的大堤上，还是在救灾的前线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铁军”、“老虎团”、“塔山英雄团”、“红一连”等这些英雄部队的旗帜，这些伟大的历史荣誉就是激励广大官兵奋勇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是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人，更要把荣誉作为至上追求，珍惜荣誉，维护荣誉，创造荣誉。

〔1〕〔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5.

〔2〕南京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史料：第2册〔G〕.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37.

〔3〕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09.

〔4〕姜延玉.军事证章史话〔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11.

〔5〕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工作大事记1927—1997〔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20.

〔6〕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M〕.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79.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75.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Honour and Incentive System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d Army

FENG Yang-yang
（Nanjing College of Politics，Nanjing210003，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it，the Red Army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honour and incentive system in inspiring the fighting spirit of officers and men.In practice during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his system was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had the following features.Democratic style of work was fully developed，the mass line and the principles of taking spiritual award as the dominant factor and material award as the subordinate one were followed.In making the armed forces more modernized and standardized in the new period，it is necessary to work hard，focusing on the Armed Forces’mission，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carry forward the good tradition of the Armed forces—worshiping honour.

the Agrarian Revolution；the Red Army；the honour and incentive system

E22

A

1009-1203（2011）04-0114-03

2011-06-08

冯阳阳（1987-），男，河南新乡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冯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