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志

1936年秋，为适应抗日民族斗争的需要，上海、北平等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启蒙运动，号召一切爱国人士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批判旧礼教，反对武断、盲从、迷信，提倡理性、民主和自由；政治方面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民动员，抵抗日寇入侵；理论方面主张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与民众斗争相结合。这场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与发展，故称“新启蒙运动”①另据周作人回忆，1936年冬，他与俞平伯、废名、林庚等人“深感到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于是试图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参见周作人：《怀废名》，《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00—501页。不过，周作人在这里所讲的“启蒙”，是和“宣传”相对应的概念，“新的启蒙运动”主要指用通俗化的语言把智识传播给读者大众。因此，它与同时期共产党人发动的“新启蒙运动”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启蒙运动从倡导到高潮再到落幕，前后历时一年多，对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和民主意识，以及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些年来，新启蒙运动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展开了诸多研究，研究中虽然存在着一些欠缺和不足，比如资料收集不够全面、评价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等，但在若干重要方面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取得共识。②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谭群玉：《新启蒙运动性质新探》，《学术研究》2011年第2期；陈亚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新星出版社，2009年；张艳：《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说》，《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阎润鱼：《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黄一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光芒：《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新启蒙运动”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陈伯达。1936年秋，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同时应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之约，撰写了《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正式发表时，编者将标题改为《哲学的国防动员》，而原标题则改成了副标题。③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41页。在这篇不足3000字的文章中，陈伯达第一次正式把新启蒙运动提上了日程，并初步勾勒出运动的基本轮廓。他呼吁：为了克服目前的困难，新哲学者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学术界通常将此文作为“新启蒙运动”概念第一次明确提出的证据，陈伯达自然也就成为“新启蒙运动”概念的首倡者。④这方面的论著包括：卢毅：《新启蒙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长白学刊》2008年第1期；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阎润鱼：《比较视野下的新启蒙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方敏：《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周训芳：《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与社会制度取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艳：《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反思》，《学术论坛》1997年第4期；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等。时隔不久，陈伯达又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上发表题为《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的文章，对前文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再次强调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通过对中国以往历次启蒙运动的回顾和评价，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以上两文的发表，“可说是新启蒙运动最初的呼喊，也可说是新启蒙运动的奠基石”①《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标志着新启蒙运动的正式开始。

大多数研究者在明确肯定“‘新启蒙运动’概念最早提出者是陈伯达”命题的同时，往往会附带提及一句：这一概念早在1933年就有人提出过。②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2页。但如果进一步追问：1933年谁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新启蒙运动”概念？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概念？研究者大多语焉不详，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③王胜：《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08年第4期。笔者仔细考察该观点的出处，认为它可能与张申府和何干之的相应表述有关。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干将，张申府于1937年5月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中曾指出：“这个运动虽是最近才号召开，但新启蒙运动这个名字，差不多在一年前已经被提起了。……我自信，至少在三四年前编《世界思潮》时，已有这个意思。”④《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世界思潮》是《大公报》的一个副刊，1933年前后张申府曾经担任该副刊主编。按张申府的说法，当年他便有倡导新启蒙运动的旨趣，只不过没有直接提出“新启蒙运动”概念和口号而已。何干之是新启蒙运动的又一重要亲历者，也是最早对新启蒙运动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37年12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也曾指出：“在三四年前，就有人提起这个名词。一年前，又有人以明确的词句再提出来。”⑤《何干之文集》第2卷，第124页。在这里，何干之虽然认定1933年曾有人提过“新启蒙运动”名词，但此人到底是谁，在哪篇文章或讲话中明确提过，外人不得而知。结果，今人在考察“新启蒙运动”概念时，大多数重复张申府、何干之的相关论断。

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1934年至1935年间思想文化界便有过开展新启蒙运动的零星呼吁⑥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其主要依据是《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发表的《中国的启蒙运动》一文，作者署名“愚公”。文章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进行了100多年，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中国的启蒙运动，在那一年，我们还很不容易断定”，因此，“我们觉得，现下的中国，是应该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⑦愚公：《中国的启蒙运动》，《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在这里，作者虽然明确提出“再来一次启蒙运动”，但与“新启蒙运动”口号毕竟存在着差距。而且，这一呼吁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界的多大反响。

笔者近期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新启蒙运动”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既不是陈伯达，也不是愚公，而是邓演达；提出时间既不是1936年，也不是1933年或1935年，而是1930年。

邓演达，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国民党左派领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国共合作破裂后出走欧洲。1927年11月，邓演达与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声明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三年后回国。1930年8月，邓演达与谭平山等人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任中央干事会总干事，企图建立第三种政治势力，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9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基本纲领——《政治主张》，同时决定创办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并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编委会。《革命行动》创刊后，前后共印行5期，每期都刊有邓演达亲自撰写的重头文章。1930年11月10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3期上，刊发了邓演达的长文《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正是在该文中，邓演达明确提出了“新启蒙运动”概念。

邓演达在文章结尾部分指出：“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所以能成为历史的阶段的缘故，是因为它是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虽然这些自发的觉悟力是很浅薄很没有系统，虽然他带着资产阶级的性格。一九二五年以来到现在的革命，只有行动的教训，而没有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与觉悟，这一点当然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头所常有的，但不应永远如此的。现时革命的失败，正是我们革命党员、革命平民的大众锻炼新的争斗工具而求自己解放自己的机会。认识时代的使命，理解牺牲流血的原因，便是现时我们革命党员在反动势力高压下面伴随着坚苦的斗争行动中应努力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要要求认识与理解，并且要把我们的认识理解扩充传布给青年的劳苦民众，使新时代的发动力量底蕴蓄强大起来，准备好下次的决斗与胜利的前途。这种工作在我们党里是持久战的要塞攻围的工作；在中国平民大众里是新的启蒙运动。（关于此点我不日即作专文论之）。初次启蒙运动的工作，自‘五四’以后已行分化与中断，现时正是接续下来去做的机运。一面有了解自己的觉悟，一面又有了解新世界新时代的觉悟；一面对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旧社会解放，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一面又须自己紧束自己，对残酷反动的中国孔教与基督教的联合统治及世界资本主义斗争。这种批评的奋斗工作，就是我们党的神圣的工作，神圣的任务，也就是全中国青年劳苦民众的任务，也就是新的启蒙运动。我们现时失去的是许许多多牺牲了的青年同胞，而要得到的是人的觉悟与解放！打倒孔教！打倒基督教！打倒偶像崇拜主义及工具主义！打倒孔教及基督教在中国的联合统治！中国农工平民大众解放万岁！”①《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41页。

从邓演达这段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述中，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在国内思想界中，十分明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邓演达是较早的倡导者之一。众所周知，肇始于191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专制、迷信和盲从，从而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明确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的人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中，可谓凤毛麟角。②1930年3月15日，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明运动”。王稼祥：《陈独秀主义之反革命的进化》，《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2期；参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9页。邓演达在1930年11月便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自发的、觉悟的启蒙运动”、“初次启蒙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原因正在于此。在此之后，思想界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1933年10月，历史学家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明确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把五四时代称为“启蒙时代”。他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以五四为启蒙时代，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③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1年，第243页。1935年4月，时任《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的李长之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五四时的文化运动，与文学上的写实相当，只是一个启蒙运动。”④李长之：《论人类命运之二重性及文艺上两大巨潮之根本的考察（续）》，《益世报·文学副刊》第8期，1935年4月24日。余英时曾经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启蒙运动”，是由1936年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启蒙运动”这一词语直到1936年才用之于五四运动。①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6页。显然，余英时的这一观点并不准确。

第二，邓演达不仅两次明确提到“新启蒙运动”概念，同时对“新启蒙运动”作出了初步的构想：（1）关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原因。在邓演达看来，五四启蒙运动“很浅薄很没有系统”，并且“带着资产阶级的性格”，这一运动自“五四”以后“已行分化与中断”；1925年以来的国民革命，“只有行动的教训，而没有深入的系统的了解与觉悟”；再加上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在思想上不断推行封建复古政策，并企图否定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所带来的新社会风气。因此，现在是接续和重新开启启蒙运动的时候了。（2）关于“新启蒙运动”的任务。邓演达认为，“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孔教和基督教。只有打倒了它们，才可以既解放旧社会，得到“人的觉悟与解放”，“得着个性发展的自由”；又可以“对残酷反动的中国孔教与基督教的联合统治及世界资本主义斗争”。（3）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对象。邓演达意识到，新的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五四启蒙运动主要是对市民进行启蒙的话，那么“新启蒙运动”则主要是对“革命平民大众”的启蒙。因此，新启蒙工作不仅应当“在中国平民大众里”展开，而且要以“中国农工平民大众解放”为旨归。邓演达的这一认识，与其《政治主张》中所宣扬的“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②《邓演达文集》，第348页。奋斗目标，在根本上是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邓演达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不仅明确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且两次提到“新启蒙运动”概念，甚至描绘了他对“新启蒙运动”的有关构想，这些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如果将这些思想与1936年陈伯达等人倡导并发起的新启蒙运动相比较会发现，虽然两者在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运动性质、地位和影响等方面均有着显著差别，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们在若干重要方面是有着某些相似性的，特别是在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批判旧礼教、提倡个性自由和发展、鼓吹社会解放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也就是说，无论是邓演达的“新启蒙运动”构想，还是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理论与实践，都离不开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继承、认同和肯定，并且两者恰恰都是以之作为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的。否则，“新启蒙运动”所谓之“新”，就没有凸显和标榜的必要。

当然，与1936年新启蒙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比，邓演达在6年前有关“新启蒙运动”的构想还只是初步的，不全面，更谈不上系统性，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论证和深化展开。事实上，邓演达当时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计划“不日即作专文论之”。但遗憾的是，直到1930年8月邓演达被刺杀之前，终究没有继续和完成他的这一构想，更不用说践行之。我们无从知晓陈伯达等人1936年发动“新启蒙运动”之前，是否读过邓演达的这篇文章，是否受过其中有关“新启蒙运动”构想的启发。尽管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也绝非毫无可能。因为，《革命行动》于1930年9月在上海出版后，影响不断扩大，发行量也不断递增。第4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第5期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仍被查禁。③彦奇、王幼樵：《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29页。正是在这一时期，陈伯达于1930年底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春到达上海，直到4月8日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时间，不是没有可能接触到《革命行动》的这篇文章。当然，笔者在这里只是推测，尚未发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它。但无管如何，邓演达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概念和构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