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良

中外史学工作者对参加中共一大的两位外国人的身份研究一直非常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尤其是对斯内夫利特 (马林)的研究，已有不少书刊和著作论述。但是对参加中共一大的另一位外国人尼克尔斯基的研究却比较薄弱，或以讹传讹。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受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回忆录的影响，一直认为尼克尔斯基是作为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①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 (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5页。。其实，他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的。他的身份，包括他的经历得以弄清，功劳应归功于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②〔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但是，限于资料等制约，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在其著述中，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来华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以及他何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问题，仍然语焉不祥。当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已有中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例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就认为：远东书记处已经制定了有关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并准备交给“在我们的代表的参加与指导之下于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讨论”。“而受派遣出席并指导即将召开的中共大会的，就是尼科尔斯基”③〔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更有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具体发起建议者”④朱泽春：《略述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3期。。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有关文献资料，就这些问题做深入探讨，以利于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一、尼克尔斯基是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中国工作的，但不是作为全权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一大”的，更不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对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身份及其经历的研究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了中国。回国后，他给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提出了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于是该院的学者卡尔图诺娃接受了这一重任。经过不懈的努力查寻，基本弄清楚了尼克尔斯基的生平、身份及其革命活动生涯。特别是搞清了他不是以“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身份来中国的，而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经查，“他在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通信中，他的化名叫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他还担负职工国际 (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另外，他还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①〔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通过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的不懈努力，虽然我们基本弄清楚了尼克尔斯基的生平、经历、包括来华的身份。但是，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他来华的工作任务、具体职务，以及他何以参加中共一大等问题仍然语焉不详。特别是尼克尔斯基问题研究专家卡尔图诺娃，以及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和大批中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前来 (或原认为是由赤色职工国际)中国组织并参加中共一大的。对此，本人在《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一文作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查证和分析近年来解密的一批前苏联档案资料等，认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中国上海不是作为全权代表专程前来参加中共一大的，更不是象有的中国学者所说， “尼克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召开的具体发起建议者”。做这一论断的根据有两个方面：

根据之一：尼克尔斯基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党内外的工作经历和影响力，不足以担纲起参加中共一大全权代表的重任。从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撰写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的个人生平和经历中我们了解到，尼克尔斯基来华之前的1920年4月 (据另一些材料说，是1920年底)，刚由“白军第三十一赤塔步兵团和匪首谢苗诺夫白军部队中的独立犹太人军事感化连列兵转到红军方面”。“1920年至1921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第二十四(据另一些材料说，是第十五)阿穆尔起义团第四游击队当普通战士。1921年至1923年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1921年起为俄共 (布)党员。”②〔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试想一个刚刚由白军部队起义转到红军当普通战士，而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并于 1921年才加入俄共(布)的一名新党员，是无论如何也担纲不起参加中共一大全权代表这一历史重任的。

根据之二：尼克尔斯基所受的教育程度和他青少年时期的工作生活经历，也不足以担纲起参加中共一大全权代表的重任。尼克尔斯基于1889年出生于后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的一个小市民家庭，在赤塔商业学校三年级结业。1912年至1916年先后在赤塔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和第516乌法国家民兵团当列兵。1917年至1918年复员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私人商贸企业当职员。1918年至1920年先后在白军第31赤塔步兵团和匪首谢苗诺夫白军部队中的独立犹太人军事感化连当列兵。从尼克尔斯基的家庭出身和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来看，他没有经过系统的英语语言学习，同时也没有到过欧洲等国家，特别是英属联邦国家工作过的经历。试想，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和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怎么会派遣一个刚刚加入俄共 (布)党员，同时在党内外既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又不精通英语的部队下层军官，前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呢？因为当时中共一大的代表除了少数几个人精通日语外，其余绝大多数代表粗通英语，基本上没有人精通俄语。所以，从这一点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无论如何也不会派遣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日语的尼克尔斯基作为全权代表，前来中国上海专程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

二、尼克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中国的工作任务和职务是担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同时负责管理经费

既然尼克尔斯基不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专程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那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中国上海的具体职务，以及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从笔者现在所看到的资料和多方考证分析认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中国的具体职务是担任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为考证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论证一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为什么要在上海建立联络站，以及上海联络站的性质和工作任务。关于这一问题，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写道：“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这里是朝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集中了同日本的联系。”同时他还在报告中说：“作为远东革命工作的中心，上海同日本、朝鲜、伊尔库茨克和我们在中国的地区性组织都有联系。”正因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所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决定在中国上海建立联络站。“按照远东书记处的方案，建立联系要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性质和工作任务是怎样的呢？“按照远东书记处联络部的最初指示，国外联络站应该是毫无例外地脱离所有驻外合法机构，秘密地进行活动。”“不仅独立所有苏联驻外机构，而且与他们完全断绝联系的中心联络站。”它的工作任务和职责，“根据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联络站是一个负责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另外还有就是把“电报译成密码和到电报局去发密电”等等。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2—84页。我们在搞清楚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上海建立联络站的目的，以及他的机构性质和主要工作任务之后，我们再来联系尼克尔斯基来中国上海前后他的生平、身份及其革命活动生涯，就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尼克尔斯基到中国上海的职务和所担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担任上海联络站负责人。作这一论断的根据有二个方面：

根据之一：尼克尔斯基来上海前后的工作性质和所担负的工作任务及其职责等，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上海联络站的性质和工作任务及其职责相一致。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撰写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一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现在已经清楚，内曼·尼克尔斯基在赴华之前已具有一些侦察工作经验”，“实际上，1921年至1922年，内曼·尼克尔斯基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从那时起到自己事业的结束，他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同苏维埃远东的侦察和反侦察机关联系在一起。”②〔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尼克尔斯基赴华时的时代背景与作为俄共(布)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时已大不相同了。魏金斯基赴华时的苏俄对华工作分为好几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会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系统，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了一个缓冲的远东共和国，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之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当时苏俄对华工作十分混乱。尼克尔斯基赴华时的混乱局面已经改变。1921年1月，根据俄共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决定，在伊尔库茨克设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根据决定，撤销东方民族处，其原有成员编入远东书记处，苏俄的外交人民委员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不少工作人员纳入了该书记处的机构。统一后的苏俄对华工作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推动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远东书记处认为上海是该处在当地全部工作的集合点，”“按照远东书记处的方案，建立联系要集中在一个特别的联络站，”“按远东书记处联络部的最初指示，国外联络站应该是毫无例外地脱离所有驻外合法机构，秘密地进行活动。”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82、84页。尼克尔斯基来华前所承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无疑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其到上海担任联络站负责人十分合适的人选。

根据之二：从共产国际的文件和当事人不经意的回忆录中，也可印证尼克尔斯基来上海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以及张国焘、包惠僧等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找到足丝马迹。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第一部分——上海之行中写道： “1921年10月初，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决定，或更确切地说，根据舒米亚茨基同志的安排，我被派往广州”。“在上海，我应拿到工作经费和得到必要的情报。但是，在上海得知：1．尼柯尔斯基同志处没有所需的经费；2．根据远东书记处的指示，我应在那里等待新的安排。新的安排不久就收到了，其中包括远东书记处的命令，让我在瓦西里同志 (即尼柯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呆在上海。”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82页。从对这个报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尼柯尔斯基在上海所担负的工作任务：一是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华的工作经费；二是担负侦察及情报收集工作。特别是在这份报告中利金提到了远东书记处给他新的命令，让他在尼柯尔斯基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呆在上海。但事实上我们查阅了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相关文件以及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代表张国涛等人的回忆录等，都没有提及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另外，俄国学者卡尔图诺娃在其所著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一文中也提到说： “他 (指尼科尔斯基)本人应返回伊尔库茨克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尼克尔斯基并没有出现。”③〔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事实上尼克尔斯基这一时期确实离开了上海，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尼克尔斯基并没有出现，那他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从尼克尔斯基所担负的联络站的工作职责客观推断分析认为，这一时期他离开上海并不是赴伊尔库茨克去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而是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秘密潜伏到满洲里中俄边境，担负联络和护送出席远东各民族会议的各国代表安全赴伊尔库茨克出席代表大会。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的命令中，提到尼克尔斯基回国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为了遮人耳目保密需要而已。

另外，我们从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可以进一步印证尼克尔斯基负责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联络站工作的任务。张国焘在回忆他赴俄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时写道：“他 (即尼克尔斯基)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版，由他护送过境等等。”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72页。张国焘按照尼克尔斯基所说的方法接上了头，并由接头人护送顺利地踏上了去伊尔库茨克的旅途。从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尼克尔斯基对满洲里一带的出入境情况十分精细而有经验。如果不是担负有一定的侦察和富有人员中转的技术性经验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正如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写道：“根据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联络站只是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84页。利金在这里虽然不满伊尔库茨克的做法，“把联络站变成了单纯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但是我们从尼克尔斯基帮助张国焘赴俄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这段回忆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尼克尔斯基确实担负着“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工作。因为“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唯一一份由尼克尔斯基签署的文件，是他为张国焘动身去苏俄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给张开具的证明”②〔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从唯一发现的这份尼克尔斯基签署的文件，也可以印证尼克尔斯基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和任务。

根据之三：从尼克尔斯基不精通英语这一点，也印证了他在上海所担负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与他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生活经历是一致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第一部分—— “上海联络站”中写道：“远东书记处指派的联络员，由于种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结果‘联络站’的全部工作被简化为把电报译成密码和有时到电报局去发密电。”利金在这里批评远东书记处派的联络员，“由于种种情况根本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这里除了有远东书记处制定的一些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外，再就是批评远东书记处指派的联络员不精通英语，因此无法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及远东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利金在报告中建议说：“我认为，为了同远东建立真正的联系，必须只挑选那些精通英语的同志从事联络工作。”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83、85页。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所指的不精通英语的联络员显然是指尼克尔斯基。这一点，我们从尼克尔斯基的家庭出身和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以及他的工作生活经历等，知道他不精通英语。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道“他(指尼克尔斯基)用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72页。。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尼克尔斯基时说：“李克诺斯基 (即尼克尔斯基，作者注)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简短。”⑤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306页。？

三、尼克尔斯基担负上海联络站负责人和掌管经费这一特殊身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要求其“出席所有党的会议”

最后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尼克尔斯基既然不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专程来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那么他何以参加了中共一大呢？

要探讨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中共一大多次被推迟召开的原因。从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等，我们看到中共一大原定于1921年四五月份召开，但最终推迟到了7月23日才召开。关于这一点，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于1921年4月21日写的“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第一部分，“参与组织广州政府的力量”中的“中国共产党”部分时说：“我从上海动身前，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筹备召开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要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59页。除此之外，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作者注)于1921年4月底至5月初写的《共产国际在远东》一文，⑦舒米亚茨基： 《共产国际在远东》， 《远东人民》1921。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共一大确实原定于四五月召开。舒米亚茨基在文中写道：“而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可能在中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了。在这次大会上，协商会议所说的那些关于‘统一的共产党’的话，肯定要成为现实。就这样，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正在那里出现。”从上述解密的文献资料看，中共一大确实原定于四五月份召开，但最终推迟到了7月23日才召开。另外，还有一份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文译自俄文，作者不明)一文显示说：“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第20页。第一份资料显示原定于1921年四五月间召开共产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果没有如期举行；第二份资料显示“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由于各地代表没有到齐，一直拖到7月23日近一个月的时间代表大会才召开。是什么原因导致原定的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一拖再拖？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经费匮乏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1920年春魏金斯基一行来中国时带来了一笔经费。他用这笔经费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该局下设三个部：宣传报道部、组织部和出版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 《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15本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付印。”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31页。“宣传报道部成立了俄华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32页。另外，出版部还出版了中文报纸《工人的话》 (即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在上海出的《劳动界》)。特别是这一时期维经斯基还筹集经费资助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等的复刊和创刊。关于这一问题，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自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中说：“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59页。至于出版《共产党》月刊的经费那更是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得以出版发行的。然而，这些具有十分影响力的报刊杂志，随着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回国后，便由于经费的入不敷出而纷纷停刊。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十二月间 (指1920年，作者注)，威琴斯基回到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⑤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⑥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第9页。不久，《劳动界》和《新青年》也都相继停刊，党的创建工作和工人运动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经费严重匮乏状态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魏金斯基所在的东方民族处经费出现了问题。这一点，我们从《关于俄共 (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看到，“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为了弄到钱，民族处不得不到黑市上购买罗曼诺夫货币和苏维埃货币。但最近没有任何俄国货币上市，民族处失去了这唯一的经费来源。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一些贵重物品 (钻石)，已拿到东方去出售，并答应给10万美元。但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而答应给的钱至今未兑现”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56页。。

由于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一时失去了经费来源，因而出现了“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56页。。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以及《劳动界》等都在1921年初纷纷停刊。特别是经费的严重匮乏，使原定于1921年四五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不得不推迟举行。因为创建初期党的各级组织几乎没有经费来源，同时各地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所以各地代表来上海的往返旅费、住宿费和必要的其他各类会议开支等都需要有经费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合后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挑选了既有侦察工作经验，同时又经过“赤塔商业学校”学习，并在商店当过店员的内曼·尼克尔斯基来到中国上海既负责联络站的工作，又“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①〔俄〕卡尔图诺娃著，马贵凡译：《中共‘一大’参加者内曼·尼克尔斯基》，百年潮2006年第12期。。同时为恢复中共的机关刊物，特别是为促使中共一大召开提供必要的经费。关于这一点，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有一天，陈独秀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贰佰元路费”②包惠僧：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大’前后》(二)，第386页。。当时党的上海发起组，因为经费困难，连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等都被迫停刊。因此，每个代表100元的旅费显然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上海负责联络站工作，同时掌管一定数额经费的尼克尔斯基交付给上海党的发起人李汉俊、李达等人寄给各地代表的。正是由于尼克尔斯基所负责的上海联络站的特殊性，特别是掌管一定数额经费，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要按照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应该出席所有党的会议”，关于这一问题，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写到：“尼克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示中说，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③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载《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但中国同志的这种不满没有改变伊尔库茨克的决定。他们不仅要求尼克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同时还要按照指示出席当时在上海的朝共中央代表会议④《马林报告》。卡尔图诺娃公布的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133—37、39)。。其目的：一是掌握和监管经费的使用情况；二是审查代表的身份；三是把会议的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进行报告。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尼克尔斯基参加代表大会工作时说：“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第21页。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尼克尔斯基既不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全权代表专程赴中国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更不是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发起建议者。”他被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上海是负责联络站工作。联络站的工作任务是“信件交往和书籍、人员中转的技术性机构”，以及“把电报译成密码和有时到电报局去发密电”等情报搜集工作。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掌管一定数额的经费，不仅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同时为恢复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特别是为促使中共一大召开提供必要的经费。

正是由于尼克尔斯基所担负的这一特殊工作任务性质，所以他到上海后首先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上海的代表马林取得了联系，一方面为其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在马林的协助下“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除了但负上海联络站负责人的职责和情报收集等项工作任务外，那就是“所有的党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尼克尔斯基不仅应该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应该出席当时旅沪朝鲜人革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代表会议”⑥《马林报告》。卡尔图诺娃公布的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档案号495—154—133—37、39)也是“所有的党的代表会议都必须有尼克尔斯基同志出席”。另外，卡尔图诺娃在此处还注明，这不仅指中共的会议，也包括出席当时旅沪朝鲜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会议。；其次与中共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一方面了解召开中共一大的筹备情况；另一方面为恢复中共党的机关刊物，以及出版、宣传报道、组织等各项工作提供必要经费，特别是为尽快召开中共一大提供经费。由于尼克尔斯基所担负的这一特殊工作任务性质，所以尼克尔斯基成为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与中共联络的指定代表人物。而其他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俄共 (布)中央系统、外交人民委员会系统，以及远东书记处系统等一些重要人物，则潜伏在中国上海等地从事秘密的地下幕后指挥工作，以防止暴露其身份。例如，自1921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的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1919至1921年间，一直在中国从事秘密的建党工作。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第64页注释。他们的秘密身份，直到近年解密了一批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后，我们才得以清楚。正是由于尼克尔斯基所担负的特殊工作任务和上述这些个原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尼克尔斯基出席中共一大。其任务：一是与中共党的上海负责人一起担负中共代表“人员中转的技术性”工作和审查代表身份；二是监管经费的使用情况；三是掌握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况，以便及时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大会的进程等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的召开绝不是尼克尔斯基、马林等一两个人具体发起建议召集的，也不是“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自行筹备的”②沈海波：《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中共一大是继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特别是大会通过的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影响下的结果。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发表的《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探源》一文，以及《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发表的《列宁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确定》等著述中已有论述。在这里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