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小雨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河南郑州 450002)

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调适机制的构建

□涂小雨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河南郑州 450002)

转型期是利益诉求集中和社会矛盾增多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调节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构建长效持久的社会冲突调适机制是各级领导干部在转型期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坚持“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谐因素”原则的前提下，着力推进构建科学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和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增强社会冲突调适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社会转型;冲突调适;风险预警;安全阀;矛盾调节

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多变，如果没有一个长效持久的社会冲突调适机制，各级领导干部就会在大量的社会矛盾面前束手无策、疲于奔命。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社会矛盾的爆发绝不会是集中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社会群体或某一个时期，而是带有普遍性、广泛性和持续性。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肩负着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责任，在构建社会矛盾冲突调适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可能被动地按照既定顺序去分别处理社会矛盾，那样只会“按下葫芦起来瓢”，使矛盾逐步积累和激化。领导干部可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消防员”，但绝不应该持一事一议、就事论事的处置方式，长此以往，就会使人们丧失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社会冲突调适机制建设时，应该在坚持“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创造和谐因素”原则的前提下，大力构建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和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增强社会冲突调适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构建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目的是提早发现社会冲突爆发的苗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及时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构建社会安全阀机制，目的是让各种利益关切有畅通的表达管道，有让人们可以预见到的制度化的结果，从而减少矛盾的积累和集中爆发。构建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目的是当社会矛盾冲突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化的稳定的处置程序，使矛盾的处理和最终解决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结果，避免出现重大的冲突和社会震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和谐局面。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预警应急机制的构建

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该书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把风险社会定义为“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具有普遍的人为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1］P54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社会的风险社会，社会突发性危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都日益增强。对社会风险的出现有一个健全的预警应急机制来应对，是党的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考察党的领导干部政治敏感性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由于长期执政的现实和唯一合法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部分党政领导干部丧失忧患意识，得过且过，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切置若罔闻，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转型期社会矛盾集中的趋势麻木不仁，总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良心态，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或不能预见到社会风险的存在，是一种典型的自欺欺人心态，也是非常危险的。转型期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矛盾数不胜数，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挑战和问题复杂多变，等到矛盾出现的时候手忙脚乱，等到冲突激化的时候不知所措，就为时已晚了。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以积极的态度和科学的筹划，努力构建社会风险预警应急机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的必然选择。转型期社会风险预警应急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特大社会风险的预警应急机制，主要针对直接危及到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社会风险;二是普通社会风险的预警应急机制，主要是针对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社会风险。

(一)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有效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公共安全事件等重特大社会风险的能力

重特大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转型期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时期，有很多是公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和解决、诉求渠道不畅通引起的，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没有前瞻性的预警应急机制，领导干部就会在群体性事件爆发之时无法有效应对，从而使小事化大、大事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在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前应该有一整套应急预案，包括事前的预测和防范、事中的控制和疏导、事后的处置和矫正。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往往有许多信号，比如群众上访量的增加、对某一事件的集中关注、群众不良情绪的累积以及政府与人民互动的缺乏等。因此，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社会调查，对社会心理进行适时评估，对政府工作作风进行适时改进，对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适时予以回应，从而做到准确把握群众情绪，及时发现预警信号，避免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或者减轻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剧烈程度，把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震荡降低到最低限度，把群众的情绪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人民内部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有的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和短期的利益冲突，如果能够正确预警，及时化解，就能使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作为改进政府工作作风、提高执政效能的一个良好契机，化不利为有利，化矛盾为和谐。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对重大自然灾害进行有效预警，是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考验领导干部执政效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有许多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有的自然灾害还做不到准确预报，如地震灾害等。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加快完善防灾减灾各项法规和综合性配套政策，强化各级政府防灾减灾意识和职责，加快构建覆盖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防灾减灾预案体系，增强防灾减灾力量资源整合和协调配合。要强化城乡防灾能力建设，提升防灾减灾科技水平，增强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对各类灾害的风险监控、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防灾减灾措施。”［2］这就为我们加强防范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思路。领导干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加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为人民生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特别是近年来呈现出密集的态势，如SARS、禽流感、松花江苯污染、三鹿毒奶粉事件、无锡自来水事件、成都公交车燃烧等等，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公共安全事件具有客观性、复杂性、长期潜伏性、广泛性等特点，它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政府公共服务管理理念滞后、政府监管机制缺失、政府官员政绩观扭曲、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以及社会公众安全意识薄弱等。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加强和规范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工作管理，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公共产品的现代管理理念，完善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着力推进建立健全针对性强、体系配套、功能齐备的突发性公共事件预警应急预案。

(二)领导干部要不断提升科学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等普通社会风险的能力

普通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社会风险(指社会层面的风险，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些社会风险看似普通，却是重大社会风险发生的根源，绝不可小视普通社会风险的预警应急机制建设。

政治风险主要指在政治运作过程中政治沟通渠道是否畅通，政治决策是否符合民意，政治过程是否透明公开，政治程序是否民主有序。从本质上讲，政治风险关乎到现行的政治运作机制和程序是否能得到民众的同意和认可，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最直接需要防范的风险。化解政治风险最有效的方法是促进民主，增进大众参与，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领导干部要以民主的方法、协商的方式而不是独裁的方法、专制的方式来处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实践证明，在不能达到完全一致的政治共识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和批评，在坚持政治局面稳定的前提下，适当妥协和让步，以求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实现政治冲突的柔性解决。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检视政策导向和实践效果的基础上，关注各种政治力量的情绪和需求，不断扩大民主范围、创新民主手段、完善民主机制，对各种潜在的政治风险能准确预测、正确评估和有效应对。

经济风险是指领导干部在领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急剧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风险。经济指标是人们判断各级领导干部执政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想象在经济持续低迷、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和利益日益缩减的情况下，党的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能得到广泛支持和拥护。经济增长有许多客观制约因素，作为领导干部所要做的就是要准确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避免错误决策，有效利用各种发展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经济风险的国际关联度日益增大。各级领导干部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推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衡较快发展，建立健全经济风险预测评估机制，使经济风险评估日常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受到不应有的干扰而动摇。

文化风险是指党和政府所倡导的文化方向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而失去独立性。中国共产党能保持执政地位首先在于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发展方向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切合人民需要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激荡，相互竞争，各种价值观念纷至沓来，纷繁复杂，“乱花渐欲迷人眼”，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必然会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另外，国际上各种类型的社会思潮也会搭乘全球化的快车加速传入国内，影响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民众的价值选择。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主流思潮与非主流思潮的冲突是执政党在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能否代表本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考验。在转型期，要建立健全文化风险预警应急机制，及时扭转不良的价值倾向，及时发现错误的文化发展方向，领导干部应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夯实民族文化根基;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价值共识;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坚持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

社会风险特指党的领导干部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挑战和问题。社会建设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建设包含很多非常具体的内容，主要有教育、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稳定等，这几个方面也是人们关注度最高、最容易出现社会矛盾和风险的领域。由于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很难做到纯粹的公平公正，但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公平公正的追求最为执着和强烈，领导干部要时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导向，不断加强社会建设，让人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实惠，加强对社会建设成效的阶段性长效评估，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构建

转型期社会矛盾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这些矛盾没有适当渲泄的出口，将会给社会运行带来巨大压力，直接威胁到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诉求需要管道，矛盾需要排解，冲突需要舒缓，构建社会安全阀机制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使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创造制度化的社会不良情绪渲泄出口，使社会矛盾与社会活力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社会安全运行。“安全阀”学说最早由齐美尔提出，科塞吸收其观点并进一步完善，主张将安全阀机制制度化。科塞认为，“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类似于锅炉上的‘安全阀’功能，通过它可以使敌对情绪、不满心理得到发泄，不至于破坏社会结构。相反，如果紧张情绪没有得到及时的排泄，将会对整个群体、社会造成破坏。”［3］P47社会安全阀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冲突论的基础之上的，冲突论的代表人物科塞就更多地从正面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分析社会冲突，他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可以起到一种手段作用;冲突可以激励社会革新，导致社会变迁。科塞认为，社会内部冲突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具体来说，“群体内部冲突可重新导致团结和平衡，即人类的任何关系中都存有敌对情绪，这种敌对情绪的发泄将有利于群体的统一。并且，内部冲突可以在压力状态下，通过排除反对者来避免群体的解体”。［4］P9构建转型期社会安全阀机制，是一个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一)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拓展公共政治参与渠道

转型期是一个公共政治参与急剧膨胀的时期。随着现代化目标的逐步实现，政治领域的竞争和诉求不断增多，在现代化过程中凸显自己的声音和要求，成为公共政治参与扩大的强大动力。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极端重视政治发展中的稳定和秩序，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50－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动荡不安，不是由于它们贫穷落后，而是由于它们力图实现现代化。高度传统的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都是十分安定的，恰恰是那种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据此，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命题:“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5］P41当然，亨廷顿也非常重视政党对政治安定的作用。他指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5］P396－397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集聚了各个阶层的精英，具有不可置疑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经济建设这个执政中心目标，不断在经济领域推进各项改革，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令人振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却逐渐拉大，不断增多的富裕阶层必然要随其经济地位的提升提出其政治诉求，而大量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的不满情绪也在堆积，政治诉求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以前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正在受到挑战，已经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近年来群众上访数量和规模的持续扩大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想获得持续的群众支持，就必须创造和扩大制度化的公共政治参与渠道。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既是对领导干部的重大挑战，也是领导干部推进民主、提高民主参与质量，巩固公众支持的难得契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实现形式，不断开创切实可行的公共政治参与的新渠道，回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和民主期待，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成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安全阀、增进改革发展共识的稳定器。

(二)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要想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必须有完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制。公平的市场竞争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保障机制可以为市场竞争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使市场竞争的参与者特别是失败者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保障，有利于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保障机制是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社会稳定和谐的一个安全阀和基础性保障，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着力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各级领导的工作重心往往集中在经济发展绩效上，对社会保障往往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将会使市场竞争失去动力，社会稳定发展失去依托。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但同时也与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基础动力。社会保障范围需要扩大，尽可能地实现人人有保障，城乡无差别，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要大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就要求在政策制定上向社会保障重点倾斜，在政策执行上保证社会保障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加大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转型期对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目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广;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比例仍然不足，许多保障措施尚未包括农村人口;社会保险筹资渠道依然单一，企业缴费负担过重，职工支付能力较弱;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状况日益加重;医疗保险内容有时难以操作;城乡低收入群体看病难;特大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尚未找到妥善解决办法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改善民生、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建设的“社会安全阀“作用有了更加明确清醒的认识，给予了重点关注和投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对此进行了具体部署。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6］P39当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绝非一日之功，但各级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其次要有坚定的决心和科学的举措，要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到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先进性的高度来认识。

(三)着力推进完善司法体制，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和独立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巩固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安全阀。转型期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很多都与司法有关。定纷止争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作为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制度化手段，法律被称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社会最后的良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法律被虚置，司法公正被怀疑，司法独立形同虚设，那么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被突破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后一个安全阀也不复存在了。宪法和法律是党集中人民意志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强制性社会规范，党的领导干部自然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民赋予的权力大于法律的效力，那么就更谈不上要求普通民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公正了。转型期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司法权力被滥用、司法程序不规范、司法公正被干扰、司法效率低下以及司法腐败等。司法系统出现的众多问题表明，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安全阀功能已经受到严峻挑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司法公正与独立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如果在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找政府解决，找各级领导干部去处理，而根本不相信法律，那么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集中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长此以往就会使党和政府淹没在社会矛盾之中，逐渐削弱甚至丧失党的执政合法性。领导干部要带头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司法公正，切忌出现党委办案、关系办案的不正常现象，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打击司法腐败，完善司法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各级领导干部要认识到，权力的影响不能代替法律的地位和影响，当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真正树立之时，也就是党和政府的权威在全社会真正树立之时。

三、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构建

转型期是利益主体多元、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历史阶段，掩盖社会矛盾、淡化利益对立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利益上的对立，“‘社会主义无矛盾论’广为人们接受。斯大林及前苏联理论界基本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因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就结束了阶级对抗，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甚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无矛盾论’这一错误观点，不但造成苏联当时政治、经济等具体制度的僵化，而且当社会矛盾充分暴露时，领导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导致矛盾激化。”［7］P18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仍然有矛盾和冲突，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是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当代德国著名学者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烈度和调节程度直接相关。任何社会中冲突的原因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同时，冲突不可能长久压制而不爆发，因此，所能做到的是对冲突形式，特别是冲突的烈度进行控制。”［8］P67压制的结果只能是积蓄能量，最终总会爆发出来。他主张对社会冲突采用“调节”(regulation)的方式。所谓冲突的调节是指对于冲突表现的控制方式，而不是对于冲突原因的控制。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是持续存在的事实，无法消除。领导干部要认识到进入转型期以来社会矛盾的数量逐渐增多、爆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是推进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一方面说明了社会活力在增加，另一方面也对领导干部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能高度重视，在某些时候也会激化，不利于社会安定。领导干部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以人为本，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摒弃“非此即彼”、“强求一致”的简单线性思维，在面对矛盾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妥协”，以求达到最大限度的共识，减弱矛盾冲突的强度和烈度，促进社会和谐。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创造和谐因素

转型期的许多矛盾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矛盾调节机制，首先就要对矛盾进行准确定性。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再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9］P332根据主要矛盾产生的动因，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当措施，分门别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0］P783矛盾往往是与利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大量的矛盾是利益上的矛盾，有些矛盾表面看起来好象与利益无关，但往往都有深刻的利益根源。领导干部对待人们的利益诉求一定要高度重视，坚持以人为本的导向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矛盾，使矛盾在人民内部得到合理调节、妥善解决。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大的政治优势，但是转型期的新情况新特点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坚持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方向性的口号，关键在于如何更有效地做群众工作，这包括对群众利益的关切，对群众情绪的体察，对群众行为的引导，对群众心理的疏导等。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说是真正坚持和贯彻了群众路线。另外，领导干部对于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尤其是次要矛盾或者说是不太突出的矛盾也绝不能掉以轻心，漠然置之。次要矛盾和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也有可能激化，甚至可能演变成根本利益上的冲突一样。执政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不断化解、调节社会矛盾、创造和谐因素的过程。如果能正确对待，审慎、科学处理，就完全有可能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化矛盾为和谐。

(二)要着力推进建立健全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应该具有体系化、制度化的刚性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人性化、弹性化的柔性特色。社会矛盾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发生的，没有刚性的机制就无法形成可供普遍遵循的游戏规则，没有柔性的机制也将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人们的主观情感体验，从而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矛盾的复杂性、多变性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难用一种纯粹刚性的机制或“一刀切”的方式来处理和调节。很多针对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构建的理论观点在提出刚性调节机制的同时，也同时强调了柔性调节机制的重要性。较有代表性的如靳江好、王郅强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一文中指出，政府对社会矛盾调节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治安防控机制、社会心理调节机制、社会矛盾调节的应对机制、社会矛盾调节的监督、考核和追究机制。”［11］P12其中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社会治安防控机制、社会矛盾调节的监督、考核和追究机制应该属于刚性机制的范畴，而社会心理调节机制、社会矛盾调节的应对机制应该是属于柔性机制的范畴。又如蓝玲在《构建和谐社会需建立健全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节机制》一文中指出，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节机制，包括“利益调节机制、法律调节机制、道德调节机制、民主调节机制、思想政治工作调节机制、人民调解机制等。”［12］P44－46这其中利益调节机制、法律调节机制、民主调节机制应该属于刚性机制的范畴，而道德调节机制、思想政治工作调节机制和人民调解机制应该属于柔性机制的范畴。领导干部在调节社会矛盾时应该具有“妥协”的思路，尽管有些矛盾的解决不能完全靠“妥协”来息事宁人，但是大量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有弹性化的特点，并不见得是非得用刚性的手段来解决，那样不但会适得其反，甚至会激化矛盾。“妥协”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也是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调节机制，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这是因为，妥协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没有一项政治制度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暴力，要么妥协。”［13］P67同时，妥协是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特征，“让矛盾和冲突暴露出来并加以解决，恰恰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分水岭。”［14］P141

［1］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2］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0－09.

［3］陈成文，高妮妮.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J］.社会科学论坛，2009(8).

［4］〔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调幅，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张启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探索——纪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J］.求是，2007(12).

［8］郑易平，龚海林.浅论政治文明对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J］.道德与文明，2006(4).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靳江好，王郅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12).

［12］蓝玲.构建和谐社会需建立健全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节机制［J］.求实，2005(12).

［13］万斌，罗维.论政治妥协［J］.浙江学刊，2005(1).

［14］任剑涛.从冲突理论视角看和谐社会构建［J］.江苏社会科学，2006(1).

Social Transi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nflict Adaptation Mechanism

TU Xiao－yu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Scientific Socialism，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Zhengzhou，Henan 450002，China)

The transition period is a special historical stage with diversified interest appeals and incr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To adjust social conflicts，relie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build the long － run effective social conflict adaptation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duty and task for the leading cadres of all level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The leading cadres of al levels should，under the precondition of“minimizing inharmonious factors and maximizing harmonious ones”，work hard to build the scientific social risk alarm mechanism，social safety valve mechanism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 adjusting mechanism，so as to reinforce the pertinence，validity and operability of social conflict adaptation and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society.

social transition;conflict adaptation;risk alarm;safety valve;contradiction adjusting

C933

A

1674－0599(2011)02－0089－08

(责任编辑:朱文鸿)

2011－02－11

涂小雨(1976—)，男，河南南阳人，法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执政理论。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编号:09CKS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