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华段绍镒

(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培训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2.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江西抚州 344000)

与第五次反“围剿”有关的若干史实辨析

□张鹏华1段绍镒2

(1.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培训部，江西 井冈山 343600;2.中共抚州市委党史办，江西抚州 344000)

有些与第五次反“围剿”相关的史实问题在史书中叙述不一。本文选取了十个较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的说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更接近或符合史实的结论，这对统一认识，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史实辨析

一、关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起止时间

1933年10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审议批准了长达3000余字的第五次“围剿”方针、要领、战斗序列、部署及任务的战役计划，宣告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

然而，史学界对此次“围剿”的开始时间众说不一。较普遍的是执“1933年9月下旬”的说法。如《中国现代史大事记》所说:“国民党第八纵队第五、六、五十六、九十六四个师向红军第七军团守备的黎川进攻，第五次‘围剿’开始。”［1］P128但此时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尚未产生，故“九月下旬”只能视为“围剿”前的准备阶段。还有一些论著执“1933年10月中旬”的说法，理由是:蒋介石在10月17日下达“战字第二一三号训令”，颁布第五次“围剿”行动纲领。但这个行动纲领是根据10月2日通过的“围剿”计划产生的，因此也不能视为“围剿”开始的标志。

对“围剿”结束的时间，史学界较普遍以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作为“围剿”的下限，执“1934年10月”的说法。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则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宁都克复，第五次‘围剿’结束”［2］P502的说法。笔者认为，“长征开始”与“宁都克复”都不能成为“围剿”结束的标志。只有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被国民党军占领，才意味着“围剿”的结束。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城的时间是1934年11月10日。因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虽然在10月10日晚撤出了瑞金，但仍留有少数红军驻守，国民党军一直不知红军主力已经转移，瑞金城尚在红军手中，故“1934年10月”的说法是不足取的。

据此，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时间应是:从1933年10月2日开始，到1934年11月10日结束，共计1年零39天。台湾出版的《反共戡乱》中执“江西第五次围剿，始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为时一年”［3］P119的说法，其时间是不准确的。

二、关于“少共国际师”成立的时间

“少共国际师”这支年轻的队伍，成为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强大生力军。关于其成立时间，史学界有“1933年8月5日”、［4］P44“1933年9月3日”［1］P128以及“1933年8月5日成立、9月3日誓师上前线”［5］P432等不同的说法。

据张爱萍等《忆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师》记述:“少共国际师”是1933年9月3日在博生县(宁都)正式誓师成立。［6］P10而《红星报》1933年8月13日登载:“少共国际师”于1933年8月5日晨在博生县(宁都)跑马场成立。对此两说，笔者认为，《红星报》在当年“少共国际师”成立后8天登载消息，其记载的时间应当是不会有错的。而且“报道”中的“成立”，并未标明“初步成立”和“非正式成立”的字样。那么，“少共国际师”也就没有必要在9月3日再去“成立”一次。当年的《少共国际师歌》明确告诉我们:“9月3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九·三”在当时被规定为青年节，有些亲自目睹当年那激动人心场面的老同志对誓师出征日印象深刻，因而将誓师日当成是成立的日子是有可能的。但“成立”与“誓师”毕竟是两码事。陈毅等在《回忆中央苏区》中指出:“少共国际师”的成立时间和地点应该是1933年8月13日于博生县跑马场成立，而“九·三”是少共国际师誓师上前线的日子。［5］P433《红星报》和《少共国际师歌》等文物资料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符合史实的。

据此，“少共国际师”成立的时间是:1933年8月5日。类似这种有确定日期的历史事件，应标明具体日期。

三、关于国民党空军参加第五次“围剿”的飞机数量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多万军队，出动200多架飞机，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约50万。对此，一些史书均有记载。但重点进攻中央苏区的空军(飞机)数，则鲜为人知。为弄清这一史实，笔者仔细查阅了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的《剿匪战史》。该书第5章第4节第7款记述了国民党空军作战情况，其中详细列出了“围剿”中央苏区的空军部队:“……调第一、第二及第五各空军队至南昌，连原驻赣省之第三、第四两队，共有五个空军队;每队配有达格拉斯机九架至十二架不等，共计侦察及轰炸机五十一架”;蒋介石“复电令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以广州方面空军，出动全力助战……，粤省空军共有六队，每队辖机九架，共有五十四架”。上述两项合计，共有飞机105架。

笔者认为，以上事实如可认定，那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空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飞机数量应是105架。

四、关于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时间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何时进入中央苏区?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及《民国大事日志》载:“一九三三年八月下旬，共产国际派遣李德(化名华夫)经闽省顺昌洋口进入瑞金。”苏联《远东问题》杂志登载《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文章记述:“根据李德的请求，他也被派到瑞金。是年秋天，他……到达了瑞金。”目前，散见于一些史书和文章中，有的说1933年8月，也有的说1933年9月，比较多的是说1933年秋，至今无定论。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其新著《长征新记》中就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时间问题，在查阅了包括李德的《中国纪事》等有关文章后撰述:李德“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初在一只运货帆船夹缝中，溯赣江而上，秘密抵达红都瑞金”。《党史研究》1985年第5期，刊登了当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的回忆文章《李德进苏区实况》，记述了作者本人在1933年9、10月间，执行中央交给的特殊任务:接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白区重要的领导者进苏区的情况。接李德进苏区，是他们执行任务迎接和护送的第四或第五批人。他们经过了六七个夜晚，才送到才溪，在此将李德交给专程来迎接的部队，由这支部队护卫到瑞金。通过上述两文的相互印证，可以认为，李德于1933年10月进入中央苏区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五、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北面前线红军最高指挥机关

第五次反“围剿”中期，交战兵力高度集中，战事最激烈的苏区北面，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名称及其所在地，在一些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教科书中，均不见记载。对此，有必要作一番考证。

据《彭德怀自述》记述:1934年“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7］P189对此可作印证的还有当年任红一方面军野战司令部直属大队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肖锋著《十年百战亲历记》中的记述:红一方面军野战司令部及野战直属大队在广昌头陂株溪埠(方言音，正名朱市埠──笔者注)。1934年4月25日，“我们赶到株溪埠，来到了野直(野战司令部直属大队的简称──笔者注)。朱总司令、博古同志、伍修权参谋长、李德顾问、顾作霖代主任和王首道同志都在这里”。［8］P116

为核实此史实，笔者曾于1984年10月前往北京访问了肖锋。他在详细介绍其本人亲历的同时，还一再向在北京健在的知情人核对情况。他告诉笔者:彭老总所说的在广昌的临时司令部，就是方面军野战司令部，设在广昌头陂西南5公里处的一个村庄。1985年7月，笔者陪同应邀来考察的肖锋，到实地──宁(都)广(昌)交界秀岭脚下的朱市埠村，找到当年司令部指挥机关的驻地:一座地主家的四合院。虽该房子被拆毁，地基尚存。考察时当地几位老人也证实说:当年这里设有多处红军岗哨，首长进出四合院，都有警卫兵跟着，院内伸出三四个天线架，不断传出人的喊叫声和发报声。除部分地方武装在周围活动外，大部分群众都转移上山了。广昌城失守后，该村的红军则撤离了。关于红军“撤离”的情况，《彭德怀自述》也有记载:红军撤出广昌“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7］P190

由上可知，广昌战役前夕，以博古、李德为首的方面军野战司令部在广昌成立。机关设在广昌县头陂镇西南五公里的朱市埠村。在这里指挥广昌战斗。广昌失守后，指挥机关撤走。

六、关于“广昌战役”的交战时间

广昌战役(又称广昌大会战)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重要战役。关于这次战役的交战时间，一些论著较普遍地执“十八天”说。［9］P86但对战役的起止日期，较多说是自1934年4月10日至28日(共19天);也有的说自4月11日至28日(共18天);还有的说自14日至29日(共16 天)，［1］P132颇不一致。对此史实，笔者经查阅敌我双方有关资料，认为上述说法均不准确。

据台湾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五章第四节第四款第四目记述: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制定了分三阶段进攻广昌的3期作战计划;4月9日陈诚指示所辖部队开始“进取广昌”的行动;4月10日陈诚部队分河东、河西两纵队向指定目标前进，这天双方并未接火。到第二天(4月11日)，红军在甘竹罗家堡东南之延福嶂、白叶堡一带高地阻击国民党军，战斗打响。这段战况，在国民党方面《剿匪文献:第三路军赣南剿匪作战经过概要》和《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况的报告》等资料中均有记载。

据李德、彭德怀等广昌战役的指挥员一致回忆，红军是在战斗最激烈的当天晚上，主动撤出广昌城的。经国民党方面资料印证，这一天是4月27日。对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述红军“四月二十七日晚被迫撤出广昌”［10］P107的时间是准确的。至于国民党军第79、67师28日上午“攻占”广昌城，那是未经争夺，不战而占。作为争夺广昌城的战斗，实际早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由此得出:广昌战役从1934年4月11日打起，至4月27日晚红军撤离广昌城，战斗结束，共历时17天。

七、关于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所提战略性建议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不少研究者似乎很自然地批评当时未能采纳毛泽东所提的两次正确建议，1988年第2期《江西大学学报》(哲社版)载文考证了关于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提出“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的史实。笔者对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所提战略性建议的真实可靠性表示存疑。

首先，毛泽东是否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提出了战略性建议?这里所指的“建议”，是指毛泽东曾“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湖南中部去，以打破敌人‘围剿’”。［11］P938对此事实的出处，现在一些史书论著中，均直接引自《毛泽东选集》。原文称:“第五次反‘围剿’……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2］P220

在国内史学界，较普遍据其“原文”推断毛泽东曾提出了这一“计”或“建议”。这种撰史方法能否真实地反映历史，值得商榷:其一，“原文”并非作为“计”或“建议”提出的。否则，应会涉及到提出的时空场合，而“原文”中却没有。其二，“原文”并未点明“计”或“建议”是毛泽东本人所提。据伍修权回忆:当时“许多中央会议他(指毛泽东，下同──笔者注)不能参加，是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有意排除他，不愿意叫他参加”。［13］因此，在伍修权、王稼祥等的回忆中虽对“原文”有肯定的说法，但均未能提供直接或间接足以为据的佐证，未说明毛泽东在何时、何地、对谁提出“计”或“建议”的史实出处，就其依据价值而言，充其量不过对“原文”的说法未置否定而已。其三，“原文”并非见之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当年，而是在战役后两年(1936年12月)，在他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原文”中所用“无疑地应该”、“虽已不利”、“但还可以”等措词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在战后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12］P154而作的分析，也是作为论据选用的一个失败战例，用以论证其战略观点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主编)等诸多史书论著直接引录“原文”，史实难免失实。

从以上分析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毛泽东提出战略性建议，其史实还不能完全成立。那么，能否认为毛泽东是凭空说出“计”或“建议”?也不能。笔者认为，毛泽东撰文时所说的“计”或“建议”应有实指，而决不会是虚指。至于出何处，需要史学工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真研究党史军史资料，据实作出历史回答。

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毛泽东“原文”中的“计”，与《彭德怀自述》中的“建议”相吻合。不妨以《彭德怀自述》与毛泽东“原文”进行对照:

《自述》中有毛泽东“原文”中“向湖南中部前进”之“计”的具体时间、地点:“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间。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源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延西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7］P191为此，毛泽东“原文”发出历史的叹惜:“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对此史实，在当年的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所著《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提纲节录)》(1962年7月发表)中，得到了印证。刘伯承记叙到的有关情节，与《彭德怀自述》所回忆的一致，只是讲“有同志曾提出”，而未直接点名。这里面的原因，只要看看刘伯承著文发表时间的历史背景便可理解。由于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罢官，完全可以认为刘伯承的所指是明白的，只是不便点彭德怀的名而已。重要的一点还必须指出，刘伯承在文中竟不提毛泽东的“建议”问题。否则，刘伯承肯定会指明“毛泽东”而不会用“有同志”来指代。

据此，笔者认为，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位领袖人物的一致回忆，决不会是历史的巧合。毛泽东“原文”中的“计”是实有所指的，也就是彭德怀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因而，在引用有关“建议”的史实时，据实指名“彭德怀提出”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

八、关于“高虎脑战斗”红军伤亡人数

1934年8月上旬在广昌县南部34公里处进行的高虎脑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次成功的阵地阻击战。在这次战斗中，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遭受重大伤亡，这为史学界所公认，然而对红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情况，却说法不准。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记述:“……驿前以北的防御战斗(即高虎脑一线──笔者注)就伤亡二千三百余人”;［10］P108谢振华等参加过高虎脑战斗的老红军回忆说:红军伤亡2000多人。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另外，国民党方面《剿匪战史》说红军伤亡3000余人，这更是不能认可的。笔者认为，红军确切的伤亡数据应以当时的《红三军团战斗司令部半桥(即高虎脑所在地，正名贯桥──笔者注)附近战斗详报(1934年8月5日至7日)》的记载为准。这份《详报》附表所列红军负伤、阵亡、失踪人数分别为991、384和40，共计伤亡1415人。

九、关于“红八军团”的成立时间

红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由红二十一师与红二十三师合编而成的。史学界对其成立的时间执有“八月二十一日”、［14］P175“九月十九日”［1］P134等多种不同的说法。

笔者查阅1934年红军的有关文物资料，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2月18日“决定中央警卫师(工人师)改编为第二十三师”，8月25日下达《军委关于成立第二十一师命令》，9月21日决定“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军第八军团”。

由此可见，既然中革军委在8月25日才下令成立“红二十一师”，就决不可能在“红二十一师”未成立之前于8月21日下令将尚未成立的“红二十一师”去与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故执“八月二十一日”成立红八军团的说法，是失实的。鉴于红八军团成立的时间是1934年9月21日，故“八月二十一日”说很可能是“九月二十一日”在月份上的“笔误”。

十、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标志

1934年开始的红军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至于这第一次的起始时间，国内外史学界却众说纷纭，不尽一致，粗算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即:“7月 6日或 7日说”、［15］“10月 10日说”、［9］P91“10月 16日 说 ”、［16］P162“10月 18日说”［17］P169和 “10月 21日说”，［18］P38以及“10月间”、“10月中旬”等笼统说法。

这些说法，虽说都各有其史料为据，但选择角度不尽相同，有的仅仅是以单个军团或中央机关或中央领导人的出发时间为标志，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央红军主力全部行动的时间，故亦不能作为红军长征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认为，以“1934年10月1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第五号命令作为长征开始的标志比较科学”。［1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有一重要的史实被忽略:1934年10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第五号命令，作出了中央各机关组成两个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所组成的野战军共同行动的部署，这一点无可置疑。但10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的通知》，对中央红军主力各个军团在不同集结地统一行动的时间作了具体规定。事实说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虽然是依据“第五号命令”的具体部署进行的，但不能因此而认定10月11日是红军长征开始的标志。因为第二天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所以10月12日前，中央红军主力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战略转移──长征。

笔者认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标志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在对象上，必须包括全部或大部中央红军主力;二是在时间上，必须是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鉴于《通知》在对象上包括了中央红军主力组成的“野战军全部”，在时间上又有统一的行动日程和出发时间，因此，以《通知》发出的时间10月12日作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开始的标志才是比较科学的。

［1］梁寒冰，魏宏运.中国现代史大事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1979.

［3］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4部(上篇):第4卷［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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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6］张爱萍，肖华等.忆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师［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

［7］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9］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10］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M］.北京: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1983.

［11］词典编委会.简明社会科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3］中共中央党史学会.党史资料征集通讯:第10辑［Z］.1986.

［14］大事记编委会.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军事活动大事记［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15］何友良.长征前夕红七、六军团的先遣行动［J］.江西社会科学，1986(6).

［16］〔美〕埃德加·斯诺.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17］吴吉清.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9］吴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要［J］.近代史研究，1987(1).

An Analysis of Several Historical Facts Regarding the Fifth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

ZHANG Peng－hua1DUAN Shao－yi2
(1.Department of Training，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Jinggangshan，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2.Party History Office of the CPC Fuzhou City Committee，Fuzhou，Jiangxi 344000，China)

In different history books，there are different descriptions about some historical issues regarding the Fifth Counter－ encirclement Campaign.In this paper，scientific analysis is made over the different comments on ten selected issues to which much attention is usually paid，and conclusions that are approximate to or conform to the truth are drawn，thu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s for unify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ated issues and making further discussions.

the Central Soviet Area;the Fifth Counter－encirclement Campaign;analysis of historical facts

D231

A

1674－0599(2011)02－0037－06

(责任编辑:贺文赞)

2011－03－01

张鹏华(1969—)，男，江西金溪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学员工作处副处长，主要从事地方党史研究。段绍镒(1958—)，男，江西于都人，江西省抚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主要从事地方党史研究。

本文系2009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研究”(课题号:09dsyb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