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民 黄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谭献民 黄建国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用苏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风宣传普及，使之成为苏区革命群众生机勃发的创造性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唤醒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觉悟，对组织发动苏区群众、武装苏区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和苏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有借鉴意义。

中央苏区;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是在土地革命运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适应了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1］P5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文化宣传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变为群众的革命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用苏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群众式语言宣传普及，为苏区群众所理解掌握，变为广大苏区群众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通过文化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的实质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人民群众的语言宣传普及，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一方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变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反映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和中国共产党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途径。中央苏区时期必须通过文化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由以下一些条件和原因决定的: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性质和阶级力量决定

就社会阶级而言，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P3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3］P633而我们的朋友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在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3］P642这决定了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基本力量，而且也是无产阶级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历史已经证明，“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2］P16北伐战争时期，高涨的农民运动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发展。然而，党当时忽略了在农村的革命理论宣传，没有从思想文化上改造武装农民群众，使党失去了这一最广大的革命阵地和革命力量的支持。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不能及时有力地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反击，大革命最终失败。要使人民群众真正地完全地融入革命斗争中，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改造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这是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4］P320

(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和任务决定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革命者的头脑。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提出了宣传问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和革命任务。“中华苏维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这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5］P6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决定了它的服务对象和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这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必须从苏区革命实际和苏区群众实际出发，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点的文化宣传。

(三)中央苏区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决定

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在思想文化上都实行愚民政策，广大苏区群众基本上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以寻乌为例，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时发现，寻乌县不识字的达百分之六十，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6］P224在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极低的中央苏区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唯有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文化宣传，才能适应苏区革命斗争实践，才能满足苏区群众的需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出发，以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和大众化、通俗化的宣传方式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道路。

(四)打破封建落后思想文化阻碍，开展土地革命、反“围剿”和苏区建设的需要

赣南、闽西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与外界来往甚少，是南方较为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这里文化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贫困，人民群众长期处在封建文化的熏陶之下，陈腐的封建观念和意识，落后的风俗习惯根深蒂固。为打破受落后性和保守性封建思想文化长期禁锢和极少受外来文化冲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用群众式的语言和群众式的思维，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方式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完成扫除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宣传的双重使命。

二、中央苏区时期通过文化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革命根据地的初建时期，也是最艰难时期。“宣传鼓动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没有深入普遍的宣传，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鼓舞起热烈兴奋的情绪，要切实动员群众，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是不可能的”。［7］P245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阀和封建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围剿”，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广泛的大众化文化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参与到保卫苏维埃政权中，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才能得到巩固扩大。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和中央苏区实际出发，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宣传的伟大探索与实践。

(一)革命宣传的标语口号以人民群众式的通俗化语言出现，成为群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的喜闻乐见的革命宣传品

标语口号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早在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时就已通过书写口号标语，宣传秋收暴动，宣传革命理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打破敌人“围剿”的过程中，始终把标语口号宣传作为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以人民群众式的通俗化语言，把当地的方言和习语与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相融合，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简短语言文字宣传，创造出适合中央苏区不同时期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标语口号。据现在还留存的标语口号的不同载体看，有碑刻标语、石壁标语、桥板标语、墙体标语、立柱标语、横幅标语、布告标语、渡船标语、车体标语、竹片标语等十几类。既有固定标语，又有流动标语;既有手写标语，也有印刷标语，还有刻制标语等。［8］P14这些标语口号依托中央苏区群众的语言来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的分子结合而成的，觉悟的勇敢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共产党是替工农谋利益的政党”，“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肃清豪绅地主残余，巩固苏维埃政权”等。［1］P189－191这些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拥护苏维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很好地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9］P131红军的标语和从事宣传工作人员的演说，在推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壮大和促进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苏区标语口号的宣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系统开展的革命宣传活动，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宣传的开始。中央苏区标语口号宣传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革命性，成为苏区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将革命理论植入客家民歌和传统民歌中，孕育出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的红色歌谣

中央苏区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也是客家人聚居地。客家民歌是中央苏区红歌的源泉，是孕育红歌的深厚土壤。早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革命洪流就开始碰撞这相对封闭的区域，随着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文化宣传活动的开展，客家民歌也开始了它的革命嫁接过程。《古田会议决议》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出版刊物宣传革命理论。为贯彻《决议》精神，以毛泽东、瞿秋白、张闻天为代表的革命领导人，参与搜集民歌。在歌曲的编写创作中，把以质朴亲切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情感丰富见长的客家民歌与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革命理论相融合，演变成一首首抒发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的红歌。红歌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央苏区政治宣传的方方面面。红歌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反抗压迫剥削和号召工农起来闹革命的歌，如:《穷人叹》、《上前线》、《战争动员山歌》。“哎呀嘞，大家拿起武器上前方，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红军哥，工农解放笑吟吟”(《战争动员山歌》)。二是红军胜利和苏区解放的歌，如:《生产建设山歌》、《学习文化歌》、《春耕运动歌》。“春耕运动，帮助战争，同志哥嫂们，都来努力生产，增加呵二成的收获，要消灭五万担的荒田呀，多种五万担棉花”(《春耕运动歌》)。三是歌颂党和红军，歌颂红色政权的歌，如:《共产党恩情永不忘》、《妇女山歌》。“竹筒吹火火焰红，拥护朱德毛泽东，领导我们分田地，自由结婚配老公”(《妇女山歌》)。［1］P133红歌是扎根于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大众文艺，是中央苏区广大军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革命斗争的产物。红歌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通俗生动的特色内容，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强有力的武器。红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宣传的重要创新。

(三)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改造传统戏剧，成为中央苏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型文学艺术

中央苏区的戏剧是在继承“五四”以来新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戏剧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向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宣传革命理论。《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戏剧应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满足他们的要求，切合他们的需要，鼓舞他们的斗争。随着中央苏区的扩大，原有的戏剧机构及戏剧作品已不能满足革命斗争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蓝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剧社，负责苏区戏剧创作和演出宣传。《工农剧社章程》规定:“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来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中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战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7］P24努力使用人民群众语言，创作人民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喜欢听的戏剧作品，为土地革命服务，为反“围剿”服务，为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工农剧社创作的戏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也就是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工农剧社创作了大量号召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戏剧，如:《扩大红军》、《二羊(杨)》、《夫妻问》等，并开展了广泛的演出活动，使演出成为经常化、群众化的活动。戏剧成为鼓舞群众、宣传教育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

苏区戏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新型文学艺术形式，这是依托革命实际需要，赋予戏剧新的内容和形式，使其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点的文化宣传，成为中央苏区文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利用人民大众纪念传统节日的习俗，将传统节日与革命纪念日结合起来，形成大众特色的文化宣传

中国历经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其不免具有腐朽没落的本性，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不容否定的，前期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正确的，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及中国独特的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等家喻户晓的节日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这些节日群众更多以团聚、集会等形式来欢度，这方便我们党集中宣传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革命根据地开创以后，我们党将传统节日与“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八一”起义纪念日等革命纪念日相互重叠或相互交叉，在中央苏区广泛开展革命宣传，使革命纪念日变成中央苏区重要的宣传日，与传统节日一样成为重要的节日，使革命纪念日和运动事件纪念日的宣传变为固定性的宣传日，运用中国式文风开展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宣传内容以大众化和通俗化形式出现，以取得切实的宣传效果。中央苏区出现适合不同革命纪念日和运动事件纪念日的宣传口号，如:“工农妇女联合起来参加革命”(“三八”妇女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家踊跃来加入反帝大同盟，扩大反帝大同盟的组成，来反对帝国主义”(“九一八”纪念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独特的文化宣传方式，成为中央苏区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一环，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展，使苏区群众积极踊跃加入到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斗争中来，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能容纳优秀外来文化，并加以创新成为大众化的革命理论，成为大众化的宣传内容。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把歌舞、美术等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改造，保留其原有形式，赋予其新的内容，来宣传革命;把新诗、通讯、特写和散文、杂文、小说等新型文学形式介绍到中央苏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进行文化宣传，成为中央苏区文化宣传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内容上、形式上，以推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为出发点，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创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之路，它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三、中央苏区时期文化宣传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用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宣传是开展工作的舆论先导和理论指导

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雏形。文化宣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成为中央苏区开展各项工作的舆论先导和理论指导。这唤醒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觉悟和政治觉悟，激发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斗志，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踊跃加入革命队伍，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例如:洋口群众积极加入红军，五天将近五百名;［10］茅坪区大庄乡盆形村几名妇女向她们的老公提出不去当红军就同你们离婚，［11］瑞金沿江区在五卅纪念日前后共计退回谷票二百二十五担，公债票一千四百五十四元;［12］石城群众不到两天退回谷票九百三十三张。［13］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苏区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土地革命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推动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就没有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助推器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胚胎，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能否用群众式的语言，通过大众化和通俗化的文化宣传变为群众的革命理论，变为群众的革命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然而，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的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时党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忽视了苏区群众这个最大的实际，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寸土必争，御敌于国门之外，致使大批红军指战员牺牲;在推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中，带有一定的行政摊派色彩，博生县竹窄防区松坝乡每村摊派五百元;［14］在号召支援革命战争中，博生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向工农群众再借谷三万担。［15］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依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制定，反映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通过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变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导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归宿。二者统一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实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为我们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升到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加完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对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走群众路线，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有借鉴意义。

［1］刘云，吴水弟.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汪木兰，邓家琪.苏区文艺运动史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8］叶福林.力抵雄兵震敌胆 鼓舞斗志壮军威——试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标语宣传工作［J］.龙岩学院学报，2009(4).

［9］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10］洋口群众踊跃加入红军［N］.红色中华，1934－09－04(112期).

［11］刘兴雨.不去当红军就同你离婚［N］.红色中华，1933－07－11(93期).

［12］沈媚川.沿江区热烈退还股票公债［N］.红色中华，1933－07－05(91期).

［13］吴光耀.石城热烈退谷票［N］.红色中华，1933－06－11(84期).

［14］正圆.每村摊派五百［N］.红色中华，1933－12－26(128期).

［15］要求再借谷三万担［N］.红色中华，1934－07－19(216期).

The Cultural Propaganda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AN Xian－min HUANG Jian－guo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used the popular and straightaway language to popularize the anti－ 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revolutionary theories and revolutionary programme，making it become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mass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The Chinese style cultural propaganda for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roused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rganizing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 and arming them to promote the agrarian revolution，counter－ encirclement campaign，and construct the soviet area.Today it still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the Central Soviet Area;cultural propaganda;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D231

A

1674－0599(2011)02－0031－06

(责任编辑:贺文赞)

2010－12－02

谭献民(1955—)，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黄建国(1984—)，男，山东潍坊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