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廷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北京 100038)

略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对主力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

□姜廷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北京 100038)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本身意义重大，事迹悲壮，可歌可泣，而且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方红军游击队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保持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战略支点，为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同时掩护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箝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相互策应的两大战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历史贡献

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打击、消耗了进犯各苏区和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保持了党在南方八省的战略支点，为在南方开展革命斗争准备了基本条件，而且掩护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箝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相互策应的两大战场，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掩护主力红军集结，迟滞国民党军推进，确保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1］项英、陈毅等人临危受命，领导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军民积极掩护和保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一)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的集结与移动

10月上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命令红1军团向宽田、梓山地区集结;红3军团向雩都(今于都)东北之水头、石溪坝、东头、禾田及仙霞观地区集结;红5军团在兴国以南原地阻击敌人;红8军团向古龙岗地区集结;红9军团向古城、瑞金地区集结，准备执行新的任务。中革军委同时命令红24师及各军区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陆续离开防御阵地向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红24师和各军区独立团先后到达指定地区，接替了红1、3、8、9军团的防务，抗击敌人。当红5军团在兴国以南完成阻击国民党军任务后，独立第13团奉命到茶元冈地域向兴国之敌的右翼侧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以掩护红5军团的集结与转移;独立第3团奉命到兴国以南及东南地域接替红5军团抗击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并率领地方部队积极游击于兴国之敌两翼。

国民党军运用间谍和空中侦察等各种形式，企图寻找红军各主力军团的位置。为了掩护主力红军隐蔽集结，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各独立团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伪装主力部队，迷惑敌人，迟滞国民党军前进。中革军委命令独立第2团等地方红军在古龙冈以南地区敌人的右翼和左翼积极活动，同时严密封锁消息，掩护红8军团的集中与移动。福建军区独立第19团在河田以东地区、独立第17团在连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兆征独立营与在青溪天心地区的独立第15团相配合，在河田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严密封锁消息，掩护红9军团的集中与移动。江西军区部队在头陂、宁都的道路上进行坚壁清野。这些行动都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与移动。

(二)积极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l、2野战纵队向集结地域开进。红24师和各独立团积极配合，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筑垒，骚扰与阻击敌人，迟滞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推进。独立第7团在古城、头陂地区阻止国民党军罗卓英、樊崧甫两纵队向头陂集中，当罗、樊两纵队向宁都筑垒前进时，独立第7团和独立第1团积极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筑垒，扰乱与迟滞敌人前进。独立第1l团在古城以南地区开展游击战，阻击敌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各部队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有关地域封锁消息，断绝交通，消灭国民党地方武装“铲共团”，以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独立第14团及大田游击队奉命在大田、长洛地区，封锁消息并向信丰河下游开展游击活动;长洛游击队在湖山坝、杨先坑地域进行游击与封锁消息。独立第14团的一个营在牛岭坳以南地域向牛岭、马岭开展游击活动，并封锁大坝到马岭间的交通与消息。独立第6团的3个营除奉命在指定地域积极进行游击活动外，第1营封锁畚岭至唐村的交通与消息;第2营封锁通茶至长龙岗间各大小道路;第3营及水东游击队在雩都桂林江以南和晓龙口地域沿河两岸封锁消息，断绝交通，掩护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突围。中央军区令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领几个独立团大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中央红军突围。当国民党粤军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一线撤退后，赣南军区派独立第14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6团主力进占安远城;独立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占重石、版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6团一个营进占新田地区继续箝制敌人，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1月初，国民党粤军在南雄、大庾、横江、铅厂地域追击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中央军区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6团和独立第14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骚扰敌人，箝制粤军追击，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

(三)收容伤员，组织运输，保证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的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独立第14团、第6团、第15团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在奉命肃清安远、新田、古陂、韩坊等地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同时，积极组织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赣南军区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雩都西北等处设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保证野战军转移时的后方收容与运输”。［2］为了便利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转移前，中革军委即要求所有一个月难治好的重伤员送后方医院。突围战役后，要求各军团将“须抬的重伤员10日内不得好者分头送油山游击区”安置，“医好后即在该地加强与发展游击战争”。［3］中央苏区先后收容了数万名伤病员，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游击战争，重伤员被分散安置在当地群众家里，从而保证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在此前后，红6军团西征和红25军北上后，留在湘赣、鄂豫皖等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积极掩护和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1934年8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红6军团奉命撤离，留在湘赣苏区的5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掩护主力红军西征。独立第5团伪装主力，佯作东渡赣江，迷惑和箝制敌人;独立第4团奉命到资兴县东江附近地域箝制敌人，保障主力部队的右翼安全。在独立团的配合下，红6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西征。红25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苏区的红82师和地方武装，抗击国民党军，配合红25军的战略转移。湘鄂赣苏区的红16师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红2和红6军团的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二、吸引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箝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的敌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敌军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雩都、瑞金、会昌等地。陈诚等指挥的国民党军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继续向中央苏区推进，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进攻。当敌人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3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7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赣南军区独立团配备大部工作人员随中央红军后跟进，争取在赣南一带配合和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4］当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中央军区决定利用敌人轻视麻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命令红24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之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箝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歼敌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不得不由急进改为缓进，集中兵力“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从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后，中央分局决定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和瑞西军分区，并成立了各县游击司令部，领导地方武装骚扰和打击敌人。国民党军东路军11月占领汀州后，接着继续向闽西推进。福建军区率领独立第19团、第20团主力和地方武装转移到四都一带，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瑞金失守后，张鼎丞等奉命回到福建，在闽西地区领导红8团、红9团开展游击战，继续吸引、箝制国民党军。

1934年11月，闽浙赣苏区红10军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新组成的红10军团统受中央军区指挥。红10军团在方志敏等率领下，转战皖浙赣边，吸引和箝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兵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35年春，怀玉山作战失利后，突围出来的红10军团先头部队，同闽浙赣苏区红30师一部组成挺进师，由刘英、粟裕率领，奉命向闽浙边地区转移，继续坚持斗争。

鄂豫皖苏区红25军长征后，留在该地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重建了红28军，领导边区党政军民坚持游击战争，吸引和箝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歼敌18个营又15个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支援了红25军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时也配合了南方其它游击区的斗争。

湘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苏区的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在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领导下，英勇抗击国民党军6个正规师、5个保安团和众多的地主反动武装，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湘鄂赣、闽北、闽东、闽粤边等苏区、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吸引、箝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在不同程度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湘鄂赣苏区的红16师箝制国民党军最多时达60多个团的兵力，持续近半年的时间。闽北苏区的红军和地力武装，抗击着国民党军6个正规师、1个独立旅、1个纵队及闽浙赣边保安团队，共约10万兵力。闽东苏区红军独立师，顽强地抗击进犯闽东的数万国民党军，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和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虽然没有从战役战斗上直接地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但它箝制和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减轻了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如果没有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箝制和吸引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国民党当局就会调集更多的兵力去“追剿”主力红军，那么主力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就会更困难。诚如谭震林所说:“正是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5］P1

三、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当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冲破国民党军一道道封锁线、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时，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重兵“清剿”下，在崇山峻岭、草丛密林之间，与国民党军周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与主力红军长征相互策应的第二战场。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必欲彻底“肃清”而后快。1935年春，蒋介石在调集重兵对主力红军的长征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又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调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苏区和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在实行残酷的军事“清剿”的同时，在政治上实行“瓦解”、“隔离”政策;在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妄图将红军和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之中。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项英由于受中共中央关于坚守瑞金、会昌、雩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的指示束缚，仍命令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集中兵力阻滞和破坏国民党军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1935年1月牛岭战斗失败，红24师等部队遭受了严重损失。此时，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的“清剿”，雩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歼灭，形势日益严重。项英、陈毅和中央分局其他领导人已感到无法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2月初，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领导人屡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并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路突围问题。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电报，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6］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立即向雩都南部转移。在雩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

中央分局接到指示电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示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3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7］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雩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和工作人员分9路陆续突围，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于3月9日率第70团在雩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在安远县天心圩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雩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3月底到达油山，同中共赣粤边特委、军分区会合。

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突围中都相继遭到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雩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留守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会同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在此前后，赣粤边、闽赣边、闽浙赣、闽北、闽东、湘鄂赣、湘赣、鄂豫皖等苏区和游击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先后实现了由苏区工作方式到游击区方式，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持久地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给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极大困难。红军和游击队被围在深山密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生活极其困苦。红军和游击队没有粮食吃，只得以野果、野菜、草根充饥。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许多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屋、脱过衣、离过枪睡觉，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的“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野营已自无帐篷，大树遮身待天明。”［8］P40红军和游击队不仅要同饥饿寒冷作斗争，还要忍受疾病的折磨，一些伤员因无药得不到救治而牺牲。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红军和游击队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势，以山地为依托，采取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避强击弱，昼伏夜出，袭击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挫败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清剿”，恢复和巩固了各游击区。南方8省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箝制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长征的战略行动。

四、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了在战略上互相策应的两大战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主力红军长征形成了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两大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相互策应。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调动、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并粉碎了其围追堵截，这在战略上支援和策应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5个游击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拖住和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使其不能参加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主力红军，从而减轻了主力红军长征的压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使红军主力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转移到抗日的前沿阵地，把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为党和红军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保持了党在南方8省的革命战略支点，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8省的影响，为以后开展南方革命斗争，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保持了革命的战略支点，造就了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部队，为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此，毛泽东高度评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南方游击区，指出:“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9］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10］P564

［1］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R］.1934年10月22日.

［2］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R］.1934年10月10日.

［3］朱德关于10日内不得好的重伤员送油山游击区的电报［R］.1934年10月27日.

［4］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R］.1937年12月7日.

［5］陈丕显.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R］.1935年2月5日.

［7］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转中央分局电［R］.1935年2月23日.

［8］陈毅.陈毅诗词全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9］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R］.1937年11月12日.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A］.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 to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JIANG Ting－yu
(Office of Academic Committee，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Military Museum，Beijing 100038，China)

The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 is capable of evoking praises and tears for its arduous process.Besides，it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of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The southern guerrillas of the Red Army beat and exhausted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Kuomintang intruding into the soviet areas and the guerrilla areas，preserved the backbone forces of revolution，and maintained the strategic pivots of the party in the eight southern provinces，thus having prepared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carrying out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southern areas.Meanwhile，they guaranteed the strategic displacement of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restrained ten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of the Kuomintang，cooperated with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strategically，and formed another battlefields echoing to the long march of the main forces of the Red Army.

three－year guerrilla war in southern areas;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historical contribution

D231

A

1674－0599(2011)02－0056－06

(责任编辑:贺文赞)

2011－01－18

姜廷玉(1951—)，男，吉林公主岭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正师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军事史、战争史、军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