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农

(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办，江西井冈山 343600)

朱毛红军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取消

□刘晓农

(中共井冈山市委党史办，江西井冈山 343600)

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采取的重要变革措施。这一制度砸碎了旧式军队和以农民武装为主的军队管理基础，为加强朱毛红军的民主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后来，毛泽东等人又针对士兵会制度在红四军二十九团曾经引起的某些弊端，采取了防止极端民主化等一系列措施。此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按照“国家”正规军的要求，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等三大基本条例，里面没有建立士兵会这一项，这些条例的颁布使得士兵委员会制度无形中被取消。

朱毛红军;士兵委员会;建立与取消

士兵委员会制度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这一制度砸碎了旧式军队和以农民武装为主的军队管理基础，为加强朱毛红军的民主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士兵委员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有过周折，在红四军二十九团一度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引起了某些弊端，毛泽东等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从1930年夏天开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按照“国家”正规军的要求，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等三大基本条例，里面没有士兵会一项，这些条例的执行使得朱毛红军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无形中被取消。

一、士兵委员会制度是毛泽东等对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所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

朱毛红军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源于1927年9月下旬的三湾改编期间，是毛泽东等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实行民主制度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成为与“支部建在连上”同时进行的改编内容。

自从文家市退兵以来，工农革命军存在的现实，触动了毛泽东、何挺颖等人对于改变这支军队内部民主主义制度的思考。这一时期的工农革命军，基本上沿袭了国民革命军的一套，军官与士兵的待遇相差很大。军官们吃的是小灶，而士兵们多数时候连饭也吃不饱。军官们脚穿皮鞋，头戴皮帽，腰挎皮带、皮包，再插上一条皮鞭，被称作“五皮军官”。打骂士兵那是常事，就是军官之间也是一级一级地往下打，官大一级压死人。

与军阀作风相比，旧式军队最要害的问题是雇佣制度。当官的是为了高官厚禄，当兵的为了糊口养家。旧式军队的军官中分为将、校、尉三等九级。少将级月薪大洋300元;校级月薪240元;尉级军官每月160元。士兵方面分为五等，从月薪 20 元至 8 元不等。［1］P55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部分与会代表就提出了破除雇佣军制度、建立“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的问题。“一支军队是一个阶级的工具，中国军阀的军队都是封建资产阶级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中国革命的经验表明，雇佣军队是无产阶级靠不住的工具，只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农民组成的队伍，才是真正的工农军队。”［2］在指挥湘赣边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到工农革命军的现状，引发了他建立军队民主制度的思考。在经过深入考虑后，一条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原则，一个与旧式军队有着本质上不同的制度，即在军队中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

三湾改编期间，除了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外，由前敌委员会宣布的又一项决定，传达到了整编后的各个连队:各连须在一二天内设立士兵委员会，具体运作方法是由全连官兵推选士兵代表五至七人，组织士兵委员会，设主席一名(对于士兵委员负责人的称谓，初时称主席，红四军成立后改为主任)，营、团也设立同名称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是: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的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3］P365有了士兵委员会之后，士兵们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在政治上取得和军官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监督连队的财务开支，管理伙食，就是军事主官专利的指挥打仗，士兵们也可以通过士委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了工农革命军第一营三连士委会的成立，他在会议上对官兵们讲到:“士兵委员会就是监察院，是监督官长的，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士兵们就不敢讲话，讲了话也没有作用。成立士兵委员会就是要让士兵们敢于讲话，讲了话要有作用。”［4］P31

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使工农革命军破天荒地实现了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打掉了军官小灶，官兵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菜，同住一个房间或茅棚，遇到难事大家一起讨论办法。这种前所未见的民主气氛，给战士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愉快。尽管部队的物质生活是那么艰苦，但士兵们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感到过得很开心，士气陡然高昂。官兵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原来的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变成阶级兄弟的关系。这一制度的确立，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实行民主建军的一个伟大创举。

二、士兵委员会制度砸碎了旧式军队的管理模式，为加强朱毛红军的民主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及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毛泽东等人在致力于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上，也考虑到在军队内推行民主制度。毛泽东、朱德等人认识到，党要建立一支与旧式军队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人民军队，就必须在部队中革除旧军队残存的不良制度和习气，建立能够调动广大士兵革命积极性的新型官兵关系。这种革除旧制度旧习气的根本方法和手段，就是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待遇上相同。无论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是阶级兄弟。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这就是士兵委员会制度。自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时设立士委会以来，半年多来的实践业已表明，士兵委员会制度是破坏雇佣军队旧习的一个重要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打仗的枪炮，而是一种摧毁军阀主义作风、树立士兵群众是军队主人、他们与军官是阶级兄弟关系的制度。

1928年4月30日，在龙江书院召开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新当选的四军军委书记毛泽东，于他的“施政演说”中，将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摆到了仅次于连队党支部建设的重要地位。他从三湾改编时确立军队内民主制度讲起，对士兵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使南昌起义余部、湘南暴动农军的干部们听得兴趣盎然，就是朱德、陈毅等人也为之新奇和感奋。感到这是毛泽东对抓军队建设创造出的非常好的经验，值得在四军推行。会议形成的决议是:各个团尽快建立连以上士兵委员会，并展开职能范围的工作，军委任命陈毅为军士兵委员会主任。

陈毅担任士委会主任后，将主要工作精力放在部队的各级士委会建立上面，尤其是四个主力团中的28团、29团，两个团的大部分连队得到了陈毅的亲临指导。两个团的官兵们来到井冈山后，通过耳闻目睹，了解到秋收起义部队早已实行了士委会制度，并且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更是引发了他们的思想热情与行动上的积极性。只几天时间，两个团各连以上都建立了士委会。根据老同志的回忆，二十八团士委会主任为邓雄彪，二十九团士委会主任为欧阳侃。

红军的士兵委员会在连党支部的指导下，积极履行职责，参与部队的纪律与伙食管理。尤其对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表现活跃，最大的形式是刷写标语、口号。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士兵委员会就组织战士们在村里写标语，你拿棕笔，他端石灰水，在显眼的墙上写下一条条标语。在朱毛红军的军事大本营宁冈，建国后普查革命文物，所发现的几百条红军标语，落款最多的是“红四军XX团XX连士兵委员会宣”。如茅坪桃寮被服厂所在的张家祠内，墙壁上写有23条标语，大部分是红四军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的连士委会写的，由此可见，士委会在宣传工作中很活跃。

士兵委员会这一组织的确是红军中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佳形式，许多老同志对它记忆犹深和赞不绝口。曾在王佐队伍任过连党代表的宋任穷回忆说:“士兵委员会是党代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委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候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那种习气作斗争。”［5］P119

以士兵委员会为主要形式而形成的红军民主主义，就像一座红色的大熔炉，不但可以熔炼每一个红军战士的思想，更加使那些加入到红军中的俘虏兵深受教育。谭冠三在回忆中写道:“士兵委员会对于克服军阀主义残余，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俘虏兵起的作用更大。他们来到红军部队后，感觉与白军不一样，觉得很舒畅，心情愉快。士兵委员会也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士兵委员会有一定的权力，有时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也由士兵委员会来解决。”［6］P499

作为红军士兵委员的主要创始者和其后对这一制度的坚定推行者，毛泽东对于以士兵委员会为载体践行军队内民主主义的做法，予以了高度的评价。他代表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依靠军队内的民主主义。”［7］P67－68毛泽东的笔锋一转，振聋发馈般写道:“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7］P65

三、士兵委员会制度引起的某些弊端以及对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纠正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在三湾改编期间，确立了士兵委员会的制度，从当时来说，这对如何真正地掌握并领导这支军队，特别是如何在部队中抓住士兵群众，不失为一项果断而睿智的创新之举。因为针对工农革命军存在的现状，非采取这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变革措施不可，唯如此才能团结与激励士兵群众，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革命军人责任感。

作为军队内部民主制度的载体，士兵委员会制度并非解决军队民主建设的治病良方，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处理民主与集中关系的问题。特别是随着割据区域形势的变化，受到战争时空、形势与资源等条件的限制，还有红军在强大起来后相应地突出正规化建设等因素，就使得民主制与集中制在一定时间、场合发生冲撞，形成矛盾。

很多事情的原理，亦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部队中士兵委员会的权力过大，把握得不适当的话，容易滋生极端民主化。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内部，就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极端民主化现象。

1928年6月30日 ，红四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有理有节地抵制了湖南省委令调红四军开往湘南的指示，作出红四军留在宁冈巩固边界武装割据的决定。会后为打破两省敌军的会剿，军委决定由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扰袭茶陵、酃县，迫使湘敌回救。就在红军大队从酃县向宁冈回师之际，二十九团的官兵发生严重的政治动摇，在沔渡召开连、营、团士兵委员会会议，决议返回湘南。四军军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多方面阻止，然而有人强调执行士兵委员会的决议，导致了该团未向军委报告便拔营冒进湘南的变故发生，最终导致了二十九团在郴州城的惨败。

士兵群众要做军队的主人，在红军中最大程度地实行民主主义，这种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它解读为士兵人人有权对军中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一切唯士兵的意志而决策，那是错误的。一些战士带着维护本团利益的狭隘心理，成为红四军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分团主义”现象的滋生原因之一。“红军第四军中有一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二十八团的枪支与三十一团的枪支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决议要平均，可是决议自决议，实际上是行不通的。”［8］P266为何行不通呢?原因是士兵委员会不同意，士委会根据绝大多数战士的意见反对将好的武器均给别的团，这就无法落实四军军委关于从二十八团调配精良武器给三十一团的决议。

士兵委员会制度的推行，导致了部队权力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发生了与前不同的易位，这就往往带来一种被视为平民主义的管理模式，将管理权力在内部作了有利于士兵群众的重新分配。井冈山斗争时期，士兵委员会在部队中的参与管理权限是很大的。“士兵委员会，对于克服军阀主义残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些问题连长和党代表都处理不了，那么就和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否则的话，有些事情就不容易办好。”［9］P475还有一种情况是，士兵委员会“有时可以和政治部一起出布告，有些问题解决不了，也由士兵委员会来解决”。

对于士兵委员会制度推行后，在某些方面引起的弊端，毛泽东是了然于心的，并对这些现象加以指出和纠正。部队中不少军官“认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看不到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士兵群众积极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同志主张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军官不要打骂士兵，维护组织纪律，而一部分旧军官对此不满。”［10］P266－267根据这种情形，毛泽东对于军队中的民主作出了一些限制，提出“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处理，士委开会必须有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兵代表会。”［3］P365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为纠正包括士委会制度引起弊端的极端民主主义倾向，作出了若干项规定。会议决议案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而是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议中明确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及其与军事政治部门的关系，规定“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队委指导”。［11］P399

为了更有效地防止军内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毛泽东等人的关注下，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于1930年9月25日，正式颁发了《红军士兵会章程》，对于士兵委员会的宗旨、职能，以及组织、经费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

四、《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三大条例颁布，其中未提士兵委员会制度，使得这一制度自然消失

从1930年夏开始，随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的红军由游击军、游击战到接近正规军队、正规战争的变革，加上苏区一些反“围剿”战争的获胜，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提出“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总路线时，拟定在同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开始起草《宪法大纲》等文件草案。在这一大纲中，将工农红军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的地位上升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自然地涉及到相应的正规建设——仿照苏联的红军建设展开一系列定编、定律的草案编写。同年的9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全国红军的整编与建设问题。会议初步通过了之前组织编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与《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

同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正式颁布了上述的三个条例草案，成为中国红军建设史上颁布的第一批条例。

毋庸置疑，以上的三个条例是在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完全遵循共产国际“着眼于现代战争”的指示精神，按照“国家”正规军建设的要求，基本上模仿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而制定的。从正面的意义来说，三个条例草案作为红军军政建设的纲领，对于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使红军由游击军、游击战向着正规军队、正规战争的转变，是有积极指导意义的。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缺陷，就是不适应当时的中国红军的现实，成为束之高阁的空头条例。这方面可以列举许多的例子。如红军的指挥员分为四级十五等，各自的领章、臂章均有不小差别，以红军的现有物质条件，根本无法实现。这就说明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人，根本不了解苏区红军的实际情况，他们在城市里凭着想象制订的条例草案，很多方面与苏区红军的现实脱节，根本无法兑现。

与军旗、领章、臂章等枝节问题相比，三个条例草案在红军的编制总则大问题上，完全忽略了苏区红军(特别是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军政建设的现实，砍掉了不少已有的行之有效的项目，其中包括士兵委员会组织，根本没有提及。李立三等人也许尚不知道朱毛红军当中有这么一个士兵组织，或者不清楚它在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虽然颁布了加强红军正规建设的三个基本条例，却不仅没有能够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反而促使形势骤变，各苏区都进入了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至于原计划的11月7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自然落空了。

中央的三大基本条例中没有保持军中士兵会的条款，已经开始走上正规军队建设的红一方面军，当然应该遵循条例来规范一系列军中组织，包括连队由党代表改为政治指导员、营以上改为政治委员等。“军队纪律的要素在于服从上级决定”，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的规定，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被列在了取消的地位。作为这一军中群众组织的主要创始者，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这段期间正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而终日忙碌，殚精竭虑，因此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情，同时感到按照中央的治军条例摆不上议事日程。朱毛红军当中的士兵委员会组织，就这样被无形地取消了。

五、结语

由毛泽东等人于三湾改编确立的、在红军中实行了三年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对于扫除旧式军队的作风习气，树立新型人民军队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否定的。虽然1930年10月后受到共产国际建立“国家正规军队”要求的影响，模仿苏联红军以条例、条令治军，该制度被无形中取消，但它的政治影响和实际做法，仍在红军中得到沿用，只是形式、名称有所不同。同年11月，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布文件，强调部队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的重要性，指出士兵是三大民主的主人。不久，要求连队一级设立“列宁室”，内有宣传组、经济组，其职能与之前的士委会相同。“列宁室”在连党支部领导下，按照《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担负的职责是对士兵的纪律管理、对连队的伙食管理和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这种从士兵委员会转化而来的组织形式，对于加强红军正规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1］陈伙成.中国红军［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2］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决议案［R］.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3］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陈士榘.回忆“三湾改编”时的毛泽东［J］.党史文苑，2007(7).

［5］宋任穷.王佐部队及其士兵委员会［A］.回忆井冈山的斗争［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6］谭冠三.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9］刘显宜.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A］.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0］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11］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The 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of Soldiers’Committee System in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

LIU Xiao－nong
(Party History Office of the CPC Jinggangshan City Committee，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soldiers’committee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reform adopted by Mao Zedong in Sanwan Reorganization.This system smashed the army administration foundation of old－style armies and peasants’armed forces，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of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Later in response to the drawbacks caused by soldiers’committee in the Fourth Red Army，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adopted some measures preventing extremalization of democracy.The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led by Li Lisan promulgated three basic ordinances including the Draft of Organic Rules for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for“national”regular army.In these ordinances there was no provision on the setting of solders’committee.So the promulgation of this policy implied that the soliders’committee system of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 was abolished.

Zhu De and Mao Zedong’s Red Army;soldiers’committee;establishment and abolishment

D231

A

1674－0599(2011)06－0068－06

2011－09－22

刘晓农(1949—)，男，江西井冈山人，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井冈山斗争史和中央苏区史。

(责任编辑:贺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