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守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03)

社会转型期的群众文化建设:“下里巴人”的重建

□胡守勇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湖南长沙 410003)

在社会转型阶段，群众文化艺术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格局:既有传统的“下里巴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又有新的“下里巴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还有主流价值观的“下里巴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导文化艺术形式。现阶段的群众文化建设，面临三种形态的“下里巴人”相互分割，发展不平衡以及群众文化工作与群众文化脱节，群众文化活动式微等困境。应根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需要和群众生活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文化空间、文化内容、城乡文化、民族文化的整合，实施对“下里巴人”的重建，实现群众文化的转型和繁荣。

社会转型;群众文化建设;“下里巴人”;重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社会转型阶段，群众文化作为群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正面临着变化和转型的问题。群众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把握群众文化的变化特点和发展趋势，采取科学的政策措施，促进群众文化的科学发展，这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变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有作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

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化从来都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革命战争年代的群众文化建设是配合革命的手段，具有明确的政治色彩，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新中国的群众文化工作继承和发扬了老解放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群众文化宣传活动的光荣传统。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群众文化建设开始出现不少问题，主要是把文化艺术活动和生产劳动颠倒，片面地为政治服务，违背了群众文化的业余性，很多业余文化人才脱离生产专门从事文艺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群众求富、求知、求乐、求美的新要求，群众文化战线逐步改变了文革时期的错误做法，逐步探索新形势下群众文化的建设问题。

在社会转型阶段，群众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转型发展问题。首先，随着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利益等方面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和交锋更趋活跃，给群众文化建设中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地位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产品的运用，开辟了群众文化的新领域，虚拟性质的群众文化活动有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对群众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最后，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必须考虑到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文化心理等都方面的变化，从群众的真实需要出发，转变群众文化建设的工作模式。

如何实现群众文化建设的转型发展?关键问题在于弄清楚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2］P863－879肯定了“下里巴人”的重要性，以及它相对于“阳春白雪”的基础地位，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下里巴人”中吸取艺术的营养，经过创作，实现艺术的提高，然后再用提高了的艺术形式去指导“下里巴人”。显然，他借用的“下里巴人”已经超出了最初的“歌曲”范围，而是包括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所有文化艺术形式(包括游戏、体育)，成为了群众文化建设的客体。这些光辉思想，依然是新形势下群众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中寻找新的平衡点，以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以重新构建社会道德文化为重点，以创新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文化形式为手段，加强和改进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群众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下里巴人”的分化与失衡

我国整个社会形态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过渡转型期，也属于社会分化期。法国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研究现代社会时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的和谐统一体(cosmos)是由一些相对自主的社会的微观世界(microcosm)组成的，社会的微观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是逻辑和必然性的场所，这一逻辑和必然性对于那些控制其他场的东西来说是特殊的、不可简约的。［3］P143随着社会世界的分化，便形成一个个有着自身逻辑规律的场域。就目前我国来讲，社会世界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已被分化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而在文化场域中，群众文化又是一个更小的场域。群众文化场域内部的艺术(包括体育、游戏)形式也已经由单一形态分化为稳定的三种形态: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国家主导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市场化和工业化时代特征的大众文化形态的文化。这三种“下里巴人”艺术形式为不同的群众所喜爱和掌握，也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得到展演。

在当前群众文化场域内部多元文化形态的内容格局下，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的三种文化形态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也是相互转化和互补的。［4］但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化，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体现出来的竞争是非对称的，交融是欠缺的，内容方面呈现出的是一种离析现象，使得每一种文化形态的优势没有更好发挥，劣势却得以彰显，没有能够取长补短，引起的后果是三种文化形态发展的不均衡，呈现出失衡的状态。首先，国家主导文化的萎缩趋势。我国的基层文化馆、站承担着主导文化形态群众文化的建设任务，主要通过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对主导文化形态的“下里巴人”的培训和辅导达到建设的目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馆、文化站主导的国家主导文化形态的“下里巴人”文化活动却越来越萎缩。群众文化工作队伍的萎缩，文化体制改革中，精简人员成为文化馆、站改革的首要目标，一批群众文化业务骨干离开岗位，留下的人员中真正懂得“下里巴人”、熟悉群众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性的人少;群众文化服务范围越来越小，主要集中在集镇，配合政府在节日期间开展一些文化活动，在广大农村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活动内容越来越单调呆板，不适合群众的口味，使得组织活动越来越困难。其次，大众文化的扩张趋势。在群众文化场域中，大众文化形态的“下里巴人”具有明显的优势，呈现出一种扩张态势:能批量化地把一些时尚艺术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和技术手段在群众中迅速传播;往往与有偿提供文化服务有关，参与文化行业的人为了利润的需要，会自发的扩大自己的受众对象，大众文化潮流可以说已经无处不在;作为工业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所以常受到群众的欢迎。伴随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大众文化形态的群众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模式，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侵占了大部分人的休闲时间，群众被这些大众文化所吸引，而且一改往常的主动参与为被动接受;改变了群众的传统文化趣味，审美观念发生变化，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减少，个体性的文化生活增多;一些社会负面现象(如:有的青年学生迷恋网络游戏，麻将馆里面赌博成风，营业性歌舞厅卖淫嫖娼等)开始出现。最后，民族民间文化的边缘化趋势。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形态的“下里巴人”艺术(包括体育和游戏)被限制在婚礼和葬礼等人生礼仪庆典仪式之中，大部分传统文化空间被瓦解。同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熏陶，导致了群众文化活动中民族民间文化形态的边缘化:传承人越来越少，后继无人;原来的艺术形式的确与当下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不可能得到兴旺。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缘化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二)群众文化需求与群众文化服务脱节

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已基本从生存的压力下获得了解放，有了时间、精力和财力来照顾自己的文化需求，被压抑的文化需求终于得以伸展，而文化的春风也催醒了原来处于蒙昧状态的人，文化需求觉醒，文化需求因而激增。［5］首先，个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群众文化。在社会转型期，作为个体的人，需要通过群众性文化活动来求知、求乐、求美和健身，这些活动能够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正是现代人有实现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有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才促使了个体对群众文化需求的增加。其次，社区团结需要群众文化。群众文化活动能够凝聚社会成员，增强社会团结。［6］在社会转型阶段，特别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个新型社区开始形成。这些新社区的构成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而是通过职业或居住联系起来的“生人”社会，很容易陷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这与人性相背离，长期发展下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群众文化把社区居民凝聚起来，成为客观需要。最后，文化建设需要群众文化。群众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进行主流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最佳平台。在文化建设领域，政府必须主动出击，开展健康有益、具有时代特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的现代生活。

为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国家加快了文化建设的步伐，其中的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中包括了省、市群众艺术馆、县(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经过几十年的持续投入，这个群众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延伸到了村一级。虽然硬件设施逐步完善，但是提供的文化服务与广大基层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还存在脱节的问题。首先，群众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分布在城镇，而我国大部分人口确居住在农村。文化馆、文化站在我国群众文化繁荣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专门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在中心集镇或城区，服务对象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很少辐射到农村。农村建立村级文化室发展不平衡，很多没有发挥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作用。其次，群众文化服务的内容比较呆板，与快速城镇化情况下生活方式的动态状况不相适应。社会在转型，群众生活节奏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城里务工，固定性地来回于城乡，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实现了向集镇的转移，人们的群众文化情趣发生了变化。但是基层群众文化工作部门提供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没有较好地相应调整，来顺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最后，从整体上来看，群众文化工作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小。群众文化工作本来是组织、引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群众文化工作部门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参与人数少，覆盖面不广，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很有限。城市社区自发组织的广场舞蹈、农村带有人生礼仪性质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很少得到来自群众文化工作部门的服务，存在着群众文化工作与群众文化服务“两张皮”现象。

(三)群众文化活动式微

正如有学者研究的那样，在社会文化极度的变革之中，文化各部分并非是同速率的变迁。一般地说，文化中的物质部分首先变迁，其次是文化的精神部分，最后是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发生变迁，这种文化中的各部分变迁速度不一致的现象叫做“文化滞后”或“文化堕距”(culturelag)。因为部分间有一种相关与相互依赖，当文化中的一部分变迁较快时，需要各部分相关的文化也由变迁而得到重新调整。［7］改革开放前，虽然政府提供的文化设施非常有限，但由于属于传统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传统社会内部功能是完善的，虽然人们的群众文化生活没有独立的空间，但是群众文化生活不能说不丰富。但在社会转型阶段，群众文化活动的文化空间重构过程没有跟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的步伐。旧的文化空间逐步瓦解，新的文化空间没有能够满足传统文化空间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群众文化活动的文化空间正处于“旧的已失、新的未立”的文化无根状态，已经逐渐消失的群众文化活动载体，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充，群众文化活动式微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的群众性文化活动逐渐消失。传统的中国农村，人们对节日非常期盼，在节日期间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尽情展演，延续上千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再没有往常的那种欢乐气氛，现在节日期间存在比较盛行的文化活动是打麻将、斗地主等具有赌博性质的活动。二是城市市民业余时间越来越多，但闲暇时间越来越少，而且闲暇时间私人文化生活挤占了群众文化生活的时间，人们闲暇时间大多用来看电视。在城镇广场文化活动中，活动的主体是老年人。

三、“下里巴人”的重建方略

(一)重建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重建“下里巴人”，重建的精神实质就是总结、提炼、创新“下里巴人”，迎合人的“合群”、“同乐”的本性，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群众性娱乐方式，满足群众新的精神文化需求。重建后的“下里巴人”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为群众所喜爱，推动群众文化的繁荣。

首先，坚持以主导文化为“脑”。主导文化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下里巴人”重建中理应发挥主导或引领作用，杜绝低俗、媚俗之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到群众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去。

其次，坚持以民族民间文化为“体”。毛泽东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2］P1010在重建“下里巴人”的过程中，必须珍爱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这符合群众的胃口。要以民族民间文化为“体”，彰显民族精神，形成民族气派。

最后，坚持以大众文化为“腿”。大众文化形态的群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发展趋势将会更加迅猛。它所具有的天然的营销秉性能争取群众，增添文化活力，甚至还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虽然对社会效益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利用其长处，克服其短处，能发挥重建后的“下里巴人”的“腿”的作用。

总之，三种类型的“下里巴人”各具有优势，重建后的“下里巴人”，其格局为:主导文化成为“大脑”，民族民间文化成为“躯体”，大众文化成为“双腿”，实现群众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极大地改善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重建对策

为了实现“下里巴人”的重建目标，必须采取恰当的对策措施。本文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四个对策。

1.整合文化空间。群众文化的文化空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区、中心集镇群众文化服务体系，包括文化馆、文化站的馆舍、文化广场、村级文化活动室等这些显性的实体空间，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定期组织活动的隐性空间等。另一类是分布在城乡，但主要是在农村的具有民俗性质的人生礼仪、节庆庆典，这些文化空间的时间不确定、地点灵活。第二类文化空间目前正处于瓦解的边缘，而第一类文化空间正在加强，整体上来说，群众文化空间正处于重构阶段。整合文化空间，最好的方式是对新增加的文化空间进行调试，对逐渐瓦解的文化空间进行修补，使新旧之间相互借鉴，达到整合的目的。在文化空间整合过程中，第二类民俗性质的文化空间，如人生礼仪、节庆庆典等本来正处于逐渐瓦解的边缘，但是经过十来年的调试和创新，适应了新的环境，产生了城市的礼仪公司、农村的礼仪乐队这种组织化的文化主体，使得传统的人生礼仪文化空间得以修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这实质上是实现了传统文化空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空间的整合，而这一类文化空间的整合依靠的是自发的民俗更新机制。对于国家举办的公共群众文化服务体系这一类新增加的文化空间而言，它的建设必须与传统文化空间和大众文化类别的文化空间实现整合，才能真正满足群众文化活动的需要。特别是对于最基层的村级文化活动室建设更应该整合传统的民俗礼仪文化空间，除了上级政府配备的文化设施以外，应该整合收集传统的民间器乐，让村级文化活动室真正成为与村民生活习俗相适应、在闲暇时间过文化生活的场所。同时，也应该有效利用现代技术，实现文化调试，建立新的文化空间，最终实现文化空间的整合。

2.整合文化内容。文化内容的整合过程，也是三种文化形态的“下里巴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过程。在整合文化内容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文化的引领作用，需解决主导文化吸引力的问题，关键是更加贴近群众生活，利用民族民间文化的形式和载体，借鉴大众文化的营销手段。民族民间文化应该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的原则，这是建设群众文化的基本条件，如果民族民间文化的主体地位消失，那么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消失，不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不利于群众文化的科学发展。要设法使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内容民族化和地方化，把主导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大众文化的特长整合进民族民间文化中去。而这种整合过程也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创新过程，没有民族民间文化的创新，这种整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3.整合城乡文化。目前城市和农村的群众文化是两种风格。但是对于群众文化建设而言，农村是母体和源泉，而集镇和城区却代表着方向。最好的方式是实现城乡互动，逐步实现文化整合。群众文化建设的整合速度应该与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消解的速度相适应。实现城乡文化整合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实行城乡统筹，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差距。而要实现这一资源分布的调整，关键是加大对乡镇，特别是村级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设施的配备要因地制宜和就地取材，特别要利用好传统的民间散落的一些文化艺术设施，只有这样才能从内部增强农民参与群众文化的积极性和内部活力。二是要把送戏下乡和送戏进城相结合。一方面，改进送戏下乡的方式和形式，可以派艺术专业人员去村辅导培训文化艺术骨干，把繁荣农村文化生活的种子“种”在民间。不能把送戏下乡作为目的。另一方面，要鼓励送戏进城。扶持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乡村级业余文艺演出队走出村寨，把原汁原味的乡土群众文化送进城区，这样有利于城区群众了解乡民艺术的魅力。通过送戏下乡和送戏进城的双向交流活动，能有力推动城乡文化的整合。

4.整合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充分体现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展演的“下里巴人”上。但是，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汉族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从各级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情况来看，若干风格各异的民间文化艺术和游戏，已经说不清它属于哪一个民族。这些民族民间文化正面临消失，急需保护。本来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文化，但由于处于各自不同的行政区划，导致各自为政，人为分割，损害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把同一民族在各地的群众文化视为整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从促进整体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待群众文化，从而实现不同地域之间民族文化的整合。当前最好的方式，是将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整合，打破狭隘地域局限性，实现民族文化的发展。通过民族文化整合的方式进行文化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群众文化。

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1］群众文化面貌是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文化发展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应该以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准确把握群众文化在社会转型阶段的发展规律，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实现群众文化科学发展。

［1］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N］.人民日报，2011－10－1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隋岩.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划分和擅变——对三种文化形态的哲学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7).

［5］马海燕，周俊敏.浅论我国现代文化需求的发展及文化消费与体验［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4).

［6］胡守勇.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浅析［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7］刘文俭.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失调及其调适［J］.国家行政学使学报，2008(4).

The Construction of Mass Culture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the Reconstr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Art

HU Shou－y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Law，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angsha，Hunan 410003，China)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the forms of mass culture and art have deeply changed and a situation of coexisting diversified forms of mass culture and art has been formed:there are traditional forms of“popular culture and art”，i.e.，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nd art，there are new forms，i.e.，the forms of mass culture and art conform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market economy，and there are also forms of the mainstream value，i.e.，the forms of leading culture and art representing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advanced culture.The construction of mass culture at the presen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eparation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forms，disjointing of the work of mass culture from the mass culture，the decline of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and so forth.Therefore，the reconstr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art should be perform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spaces and contents of culture，urban and rural culture，and culture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culture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eople’s changing life style，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e.

social transition，construction of 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 and art;reconstruction

G123

A

1674－0599(2011)06－0021－06

2011－10－22

胡守勇(1975—)，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学、文化社会学、群众文化。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下里巴人”的重建——湘西地区群众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0YBA15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廖才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