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福林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上海 200025)

东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的改造及其历史意义

□叶福林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上海 200025)

会匪问题是旧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会匪势力，并制定各种政策争取改造他们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其中，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三点会”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种争取改造不仅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增强了武装力量，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统战思想，更使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村最底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经验启迪。

会匪问题;东固根据地;绿林武装;争取改造

会党、土匪问题是旧中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由于各种残酷剥削和持续战乱，使得中国农村土地荒芜、生产破坏，许多农民破产沦为游民和土匪;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残余，各种帮会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使得这种会党势力异常强盛。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会匪势力，并制定各种政策争取改造他们来为革命事业服务。其中，东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对东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会匪问题的认识及对之争取改造的策略

对于旧中国农村中存在大量会匪的社会现象，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予以热切关注。早在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的决议案中，针对土匪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种应对策略:适当联络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对被地主利用的土匪，一面以武力抵抗，一面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对拥戴土豪的土匪，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1］P1951926年9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对于“红枪会运动”还作了专门论述，阐明红枪会等会党组织是民众反对军阀政治的一种力量，既有革命性，又具反动性。对于这些会匪组织要结成联合战线，争取其群众。［2］P79这些观点在同期一些领导人的著述中也得到了反映。譬如，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通过对中国农民不同阶层的经济状况和革命态度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深刻指明了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而且他还提出，农村中的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3］P91927年 2月，他在视察湖南农运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再次提出，“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2］P208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武装反抗的斗争策略。为了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党对会匪的争取更加重视。192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把“联络会匪”作为乡村工作的八项任务之一，并要求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时，“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4］P241－243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各省在制定起义计划及暴动大纲时，也都将“争取联络会匪”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1927年9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制定了《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和《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并在全省积极组织秋收起义。在《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会匪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并指示他们只有参加暴动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方能得到土地。在此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二、我们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有会匪的县份，应联合会匪的武装，或以会匪的武装收缴政府或反动的武装”［5］P21－22。在《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中，也多次提到“这次大规模的暴动，不仅只是农民群众的一个局部问题，而是整个的革命过程中一个很重大的关键，是集中全国革命民众的力量与一切反革命斗争的开始。所以我们的宣传和煽动，也不仅是单独对于乡村的农民，同时也还应该注意城市工人和各地会匪的联络，以雄厚我们的力量，取得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煽动的对象:第一是各乡有组织的农民，第二是附近的溃兵土匪，第三是城市或乡村的工人。……解释他们目前切身痛苦的来源，和现政府剥削摧残的事实，并指示他们目前的出路。”［5］P29－30，32可见，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充分认识到了联络会匪势力在开展土地革命中的重要性，并指示各地党组织采取各种办法争取会匪武装参加秋收暴动。

二、赖经邦等人对“三点会”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

赖经邦等共产党人，在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依照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积极争取改造“三点会”等绿林武装，使之加入工农革命军并成为东固暴动的主力，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东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从工农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叛变等事件中，认识到共产党人进行革命斗争必须独立掌握武装力量。尤其是吉安发生“八·六”白色恐怖事件之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他们更加体认到掌握枪杆子、武装打天下的重要性，所以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山区搞武装斗争。

1927年9月下旬，在东固坳上村段蔚林的家中，赖经邦主持秘密召开了12人的党员大会，史称“坳上会议”。赖经邦在会上强调了党的活动转入农村的重要性，提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创建和壮大革命武装，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会议作出了三个重要决策:一是成立东龙党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领导东固地区的革命斗争;二是以原九区农协的9支长枪为基础，争取段月泉的“三点会”绿林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武装，准备举行革命暴动;三是重新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债、抗苛捐杂税”的“三抗”斗争。由此，坳上会议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为随后举行的东固暴动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作了全面的准备部署，是开创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光辉起点。

关于创建革命武装的问题，赖经邦等共产党人十分清楚当时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武力镇压的白色恐怖，迫使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和山上，这时与敌人死打硬拼是肯定不行的，得有一个革命力量积聚的过程，而且必须自己手上也要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武装。为此，他们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开展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创建工农革命武装的工作。坳上会议在讨论争取段月泉的“三点会”绿林武装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段月泉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如果争取过来对革命有利;也有意见认为，段月泉一伙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请他们来会影响到我党的声誉，不如用武力消灭他们，把枪支缴过来;还有一种意见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张对他们采取听之任之、互不侵犯的政策。赖经邦等人最后认为，段月泉本质是好的，若能争取他们下山的话，对革命事业有利。对之既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因为穷人不打穷人，也不能任其这样继续下去，因为很可能会被靖卫团消灭。最后，会议决定以农民自卫队的9支长枪为基础，积极争取段月泉的“三点会”绿林武装，创建东固工农革命军。

段月泉，又名段起凤，永丰县潭头乡芹菜坑丝茅坪人。出身佃农，父亲会武艺，后因生活所迫，打过长工，当过国民党的兵，受到上司压迫。因此，他逃往福建加入了封建帮会“三点会”，成了小头目。“三点会”是明末清初成立的，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类似四川哥老会袍哥这样的民间帮会组织。后来段月泉带领一班弟兄返回家乡，以“劫富济贫”为旗帜流窜活动，占山设寨。帮内称兄道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地许多贫苦农民都加入进去了。段月泉的“三点会”有十几条枪，队员行动也很勇敢，有一定的战斗力，官军曾剿过几次都难以取胜。坳上会议详细分析了“三点会”的情况，赖经邦等人认为，虽然有些群众视他们为土匪，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贫苦出身，打家劫舍是为生活所迫，而且他们打劫的对象多数是富户，因此可以争取他们走正路，把他们团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因为“三点会”手中有武器，在东固及周边地区很有影响力，帮规和利益促使他们打家劫舍敢于舍生忘死。对他们引导得好，则对劳动人民和革命事业有好处，处理不好，则这帮人难免会妨碍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若他们被国民党和地主势力引诱拉拢过去，则会危及我们的革命。因此，对他们，共产党组织应该积极争取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

会后，赖经邦亲自带头，通过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多方面去做争取段月泉的工作。其一，段月泉的胞兄段月亮是赖经邦的亲姐夫，坳上会议第二天，赖经邦就通过段月亮给段月泉捎去书信，对之晓以大义，宣传革命道理。其二，赖经邦亲自赶赴兴国蜈蚣山，与段月泉面谈，分析当时革命形势，真诚希望段月泉率领其部属加入革命武装。其三，赖经邦还让段蔚林利用段家的宗族关系，去说服段月泉及其兄弟参加革命斗争。经过赖经邦等人多方面的艰苦工作，终于说服了段月泉。他带领三十几号人十四支枪，从兴国蜈蚣山投奔到了东固养军山，加入东固工农革命军的行列。这支革命武装领导发动了著名的“东固暴动”，后来又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固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段月泉参加革命以后，我党又对其多方面进行教育和改造。一是充分信任，委以重任。段月泉率领部属参加东固工农革命军后，就担任了副队长的职务，随后部队多次整编和扩充，他都身居要职。1929年1月，红二团帮助赣南革命武装组建红四团的时候，段月泉还担任了红四团团长职务。1930年5月，中央成立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段月泉还成为了该委员会的委员。经过革命改造和屡建战功，段月泉成为工农红军的一名优秀领导人。二是加强教育，提高党性。段月泉参加革命后不久，赖经邦等人就积极动员其向党组织靠拢，1927年底，段月泉光荣加入党组织，虽然此时段月泉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其本质较好，富有正义感。东固党组织就让他在党内边工作边学习，同时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党性修养，使之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经过党的教育改造，段月泉成为当时我党优秀的地方领导人之一，当地有首山歌唱道:“石榴开花满山红，中国出了朱德毛泽东;抗租抗债李文林，起根发苗段起凤。”［6］P344充分表明了段月泉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三是结为亲戚，巩固情谊。段月泉参加革命以后，赖经邦为了巩固和发展与他的战斗友谊，还把自己的大女儿赖厚姬许配给段月泉的儿子段盛荣，两人结为儿女亲家，革命情谊更加亲密无间。

三、东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争取改造的历史意义

争取改造段月泉领导的“三点会”，不仅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增强了武装力量，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统战思想，更使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获得了农村最底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直接促进了东固暴动的成功和工农武装力量的增强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区别于其他根据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没有外来正规军队作武装暴动的基础，而是完全依赖于当地农民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坳上会议召开时，东固党组织——东龙党支部仅仅掌握了九区农协的9支长枪，革命骨干也仅是当地的十几名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不仅缺少发动武装暴动的基本装备，而且缺乏军事斗争的实践经验。段月泉率领“三点会”绿林武装加入东固工农革命军后，立即壮大了东固工农武装力量，而且极大提高了战斗力。1927年11月12日，赖经邦和段月泉率领60多名工农革命军队员和百余名武装暴动队员，手持长枪、梭标、大刀、鸟铳，连夜奔袭富田王家村，捉拿大土豪王初曦，发动了著名的“东固暴动”。王初曦闻风潜逃，其弟被抓，缴获长枪6支，子弹数十发，没收了他的全部钱财，并分给当地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东固暴动”。次日，暴动队又到吉安县永和圩打土豪8人，筹款上万元。18日又出击吉水县水南反动自卫队，收缴豪绅枪支16支;接着又打回富田筹集军饷，缝制军服数百套后凯旋回师东固。他们一路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跟共产党闹革命，打土豪劣绅。所到之处，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农民拍手称快，造成了极大的革命影响。所以，如果没有段月泉这支英勇善战的绿林武装的加入，仅仅依靠原先的9支长枪，东固暴动很难说可以发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赖经邦等东固共产党人争取改造绿林武装的方针政策是十分具有战略眼光和政治远见的。

(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统战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和革命实践，曾把会匪、无业游民等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7］P283随后，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又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犯罪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7］P392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了流氓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强调了其消极性和负面性。

中国的会匪势力与西方国家的流氓无产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他们成分复杂、良莠并存、行动各异，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出身穷苦，入帮成匪较大成份是生活所逼。据当时共产党人对赣东抚州匪众调查时发现，“他们百分之七十为小手工业者，百分之十为封建社会里的破落户游民，百分之十为异地散兵，百分之十为有耕地的贫农。”［5］P37－38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所以他们的主流是工农劳苦大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与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其革命事业才能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问题。东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不仅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认识局限，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统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光辉典范。

(三)使革命事业获得了中国农村最底层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在旧中国，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文化残余，各种帮会势力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弱势的贫苦农民为了集体抗争自身权益，使得农村中这种会党势力异常兴盛。以各地广泛存在的红枪会为例，它发端于反抗北洋军阀的苛敛诛求而进行的自卫运动，主要进行反抗捐税的斗争。红枪会的成员大都是本分耕作的农民，聚时成会散时为民，它是“附着在村落地域社会中的组织”，组织特点是“源于家族、同族、近邻、村落等集团的各层次的各种利害关系，成同心圆状扩大并被结合起来”。［8］P14上世纪 20 年代初，豫南地区的红枪会组织几乎遍及各个村镇，“信阳一县有红学五百余堂，差不多遍及信阳县各重要乡镇;息县参加枪会的农民有十五万人，约占全县农民的三分之二;光山县青壮年农民大都参加了枪会”。［9］P274在南方，三点会、哥老会的情形与北方红枪会的情形差不多。据参加于都暴动的丘倜回忆，于都暴动之前，于都县西乡的鲤鱼、仓前到兴国的五龙丘一带，许多农民都加入了三点会，三点会在当地很有势力。［10］P201东固革命根据地对“三点会”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不仅获得了广大加入“三点会”贫苦工农的支持和拥护，而且动员了中国农村最底层的群众参与革命事业，为我党扎根于广大农村，获得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提供了良好示范，实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周边的绿林首领纷纷前来投奔。泰和紫瑶山的孙道发、永丰良村民团首领梁一杰、东固三彩“三点会”头人曾金山都先后带人带枪参加了工农革命军，进一步增强了这支革命武装的力量和声势。

东固革命根据地对段月泉“三点会”绿林武装的争取改造，是土地革命初期我党对会匪势力进行团结改造的一个典范，也对其他绿林武装加入革命队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1925年1月)［A］.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Z］.内部资料.

［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Z］.内部资料.

［3］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A］.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927年8月3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5］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Z］.内部资料，1986.

［6］刘大年，熊长耕.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团长——段起凤［A］.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吉安市青原区委、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政府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丰碑［A］.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6辑)［Z］.内部资料，1984.

［10］丘倜.于都农民暴动始末记［A］.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Z］.内部资料，1987.

The Renovation of Bandit Forces by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YE Fu－lin
(School of Medicine，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25，China)

The problem of bandits was a serious social phenomenon in old China.During the process of leading Chinese revolution，the CPC noticed this problem early and worked out policies to renovate bandit forces to serve the cause of revolution.One of the successful models was the renovation of“Sandianhui”bandit force by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It not only reinforced the armed force of 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but also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Marxism on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Besides，it won the support from the grass－root mass in the countryside for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led by the Party，having a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inspiring meaning.

bandit;Donggu Revolutionary Base;bandit force;win over and renovate

D231

A

1674－0599(2011)06－0063－05

2011－09－28

叶福林(1974—)，男，江西南康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项目编号:09BDJ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贺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