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杭州310025）

浙江民间投资，在全国先发，走在全国前列，被称作民间投资的“浙江现象”；浙江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全国（直辖市除外）名列前茅。本文尝试通过实证的方法探讨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

一、浙江的产业转型

1978年～2009年，浙江者的GDP从123.72亿元增长到22990亿元。期间三次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38.1％下降到2009年的5.06％，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从43.3％提高到51.80％，提高近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从18.6％提高到43.14％，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见图1）。

图1 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变化（1978－2009）

1、浙江产业结构的演变

产业结构演变在理论上可以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后期，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由升转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提高；第三阶段是后工业化时期，主要特征是第一产业比重趋于稳定，第二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从浙江的情况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第一阶段的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处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跨越的特殊历史时期。［1］

2、浙江产业转型的指标分析

在产业转型指标的选取上，笔者参考凌文昌和邓伟根提出的方法，［2］通过矢量夹角来计算产业转型指标，即：

式（1）中，n为产业部门数；Si（t）指第i个产业部门t年增加值（或总产值）占t年GDP（或全社会总产值）的份额；θ是Si（t）和Si（t－1）这两个向量间的夹角，即产业结构转变系数，其最大值为90度。

我们将1978年～2009年分成6个区间，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个时间区间统计量对比

由表1可知，30多年来，浙江三次产业转型的演变具有以下两大特征：（1）浙江产业转型已渐趋减缓。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进入21世纪后，浙江的三次产业转型系数呈现下降趋势；（2）浙江产业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周期性相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产业政策逐步放开，产业转型被压抑的能量迅速释放，从而加速了产业转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释放的能量逐步被消化吸收，产业转型的速度随之减缓。90年代初期，随着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和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产业转型进一步加速，随着改革能量逐步被吸收，产业转型又呈现减缓的趋势。

二、浙江民间投资对产业转型的作用

目前，我国对民间投资内涵没有统一的界定。广义的民间投资，包括港澳台商投资（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来自外国的民间投资）；狭义的民间投资，是总投资减去国有投资、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后的剩余部分。［3］本文的民间投资是指广义的民间投资，在本文研究中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国有投资的差额代替。

1、浙江民间投资的发展

浙江民间投资的发展也称为社会投资、非国有投资或个体私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见图2）。

图2 浙江民间投资比重（1978—2009）

2、民间投资对产业转型的作用机理

民间投资通过资本形成机制、信息揭示机制和资本配置机制的共同作用，推动产业转型的实现。

（1）资本形成机制。民间投资将以往通过金融体系的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从而加快资本形成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为经济发展积累必要的资本。资本形成机制还通过资金带动品牌、专利、人才和体制等资源的进入，共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信息揭示机制。民间资本由于更关心其自身利益的保障，所以在对投资项目的评估和甄别上更具效率，在信息的揭示上更追求准确，从而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资本配置机制。民间资本从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投资活动，通过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浙江民间投资对三次产业影响分析

笔者采用1978年～2009年的统计数据及相应变量，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进行分析。

1、数据与变量

民间投资比重（PI）即为民间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三次产业的比重（IND1）、（IND2）和（IND3）分别为三次产业的增加值与当年全省生产总值之比。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取自浙江1978年～2009年的年度统计数据，根据历年《浙江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整理得到。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Eviews6.0。

2、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的常用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IND1）、（IND2）、（IND3）和PI的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所以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表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3、协整关系检验

分别考察PI和IND1、P和IND2、P和IND3的协整关系。

（1）首先考察PI和IND1。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AIC和SC准则发现，在滞后期为8时AIC值和SC值最小，由此我们选择VAR模型滞后阶数为8。由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8，因此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为7，分析结果见表3，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PI和IND1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将其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表3 变量之间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一产业比重具有正的效应。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1％，第一产业比重增加0.46％。

（2）其次考察PI和I2。同（1）可得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7，由此得到：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第二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比重具有负的效应。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1％，第二产业比重下降0.036％。

（3）最后考察PI和IND3。同（1）可得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8，由此得到：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第三产业比重和民间投资比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三产业比重具有正的效应。民间投资比重每增加1％，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07％。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民间投资比重和三次产业比重之间究竟谁是“因”，谁是“果”，可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检验结果如表4。

表4 PI和IND1、IND2和IND3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结合上面的协整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民间投资比重分别是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和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Granger原因，而不是第一产业投资比重的Granger原因；三次产业的投资比重都不是民间投资比重的Granger原因。这一结论意味着浙江的民间投资比重拉动了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但对第二产业比重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5、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对变量间的动态特性有清楚的了解，应用VECM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impulse-response）即：计算民间投资比重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影响，脉冲响应曲线如图3所示。

图3 基于VECM模型做出的脉冲响应图

图3a、b曲线反映了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对民间投资比重1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的脉冲响应。从图3可以看出，对第二产业而言，无论是瞬间、短期或是长期，在冲击发生后，都具有负向的响应，表明在瞬间、短期和长期，民间投资对于第二产业均具有负向拉动效应，在第5年达到最大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民间投资比重，对第二产业比重的负向拉动仅为0.03个百分点；对第三产业而言，无论是瞬间、短期或是长期，在冲击发生后，都具有正向的响应，这表明在瞬间、短期和长期，民间投资对于第三产业均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但是这种正向效应比较弱，即使是在第5年达到最大时，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民间投资比重，对第三产业比重正向拉动也仅为0.016个百分点。图3c、d曲线反映了第二、三产业比重的累积响应。结果表明，民间投资比重对于第二产业比重的累积冲击是负向的，在民间投资比重增加1％之后的10年时间里带来第二产业比重累积降低0.14％；对于第三产业比重的累积冲击是正向的，在民间投资比重增加1％之后的10年时间里带来第三产业比重累积上升0.08％。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分析可以判断，民间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民间投资比重上升是拉动浙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从而说明浙江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但对第二产业而言，民间投资对其的作用是反向的，这说明浙江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而是依靠政府的投资。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规模非常适合于民间投资的能力，而第二产业中不乏大规模投资的大型企业，资金门槛比较高，而且某些行业对民营经济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进入限制，因此在浙江第二产业的发展就不是以民间投资为主要推手了。

笔者认为，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与浙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由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变动的趋势决定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历史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形成现有的产业结构，现有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将决定未来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就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在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提升民间投资比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现阶段的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要把进一步提升民间投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促进浙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1］刘亚玲.浙江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J］.财经论丛，2005（3）：12－21.

［2］凌文昌，邓伟根.产业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20－24.

［3］应雄.民间投资：浙江经济率先回升的关键［J］.浙江经济，2009（12）：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