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礼华

管仲，名夷武，字仲，又字敬仲，史称管子，公元前725年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家庭。年轻时三次求官被逐，经过商当过军士，属于士的身份。齐是一个位于山东半岛上的小国，“区区之齐在海滨”，方百里封地，远离周王室，开始建国，与戎狄为邻。齐桓公之前的300多年间，齐一直内乱不断，“国小民穷诸侯多”，民不聊生，经济十分落后。管仲当了国相以后，协助齐桓公理财治国安邦称霸立下了不世之功。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如果人们的物质生活过于贫困，甚至连饭都吃不饱，那么他们心目中就很难有“礼”、“义”、“廉”、“耻”，而这正是维系国家安定的精髓。如果“四维(即礼、义、廉、耻)不张”，则“国乃灭亡”。因此国家的富强、社会的教化，其根本在于发展经济，增加收入。为了发展生产，稳定财源，管仲推行“土、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的社会编组，使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各安其业。同时他十分注意为百姓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生财环境，说，“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意思是对老百姓实行欲取先予的政策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法宝。他还为之解释：“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制定政策，加强国力

他在农业生产上推行“均地分力”的政策。他在辖区内废除了西周以来劳役地租形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出租，把土地分给一家一户的农民进行个体经营。这样，可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民知时也……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即农民能自己知道抓紧农时季节，父子兄弟全家老少会尽心竭力，专心务农，不怕劳苦，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实质便相当于今日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那时的土地也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有制。同时管仲还规定不准在农忙时节让农民服劳役，征调牲畜，这样既保证了农民不误农时，又保证了农忙季节所需的畜力。

管仲重视利用自然资源，强调“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对山林川泽所繁育的万物皆加以管理，使利归国家。例如齐国多山，富有矿藏，对于开矿，管仲首先强调“苟山之见荣(矿苗)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人，右足断”。也就是说矿藏为国家所有，违反者断足以致死罪。其次在强调国家主权基础上，鼓励组织民间力量去开采经营，并提出了官民三七分成的具体办法。他认为，如果由国家强迫罪犯去开采，会带来管理上的一系列困难，罪犯们还可能会利用深山的地理环境逃亡，给社会带来动乱，假若以征发劳役的办法去让百姓开采，也会招来百姓们的不满和怨恨。要是那样，恐怕是“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因此，管仲既强调矿权国有，不容许私人染指，又提倡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由民间去开采经营。他的具体做法是：“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一句话，就是要尽量调动群众开采矿藏的积极性。这种管理思想和理财原则，出现在那个时代是极具创见和难能可贵的。

改革赋税，建设财源

在赋税政策上，他首先主张公平税负，“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等级实行差别税率，即“地均以实数”。把全国土地按不同土质和不同出产分“百而当一”、“十而当一”、“五而当一”等几级折成标准耕地面积征收土地租税。在封建制度下，实物地租是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直接生产者在不同等级的土地上所创造的剩余产品量是有差别的。实行差别税率，比不分土地等级一律征收相同租税要合理得多，能激发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差别税率可以说是管仲的创造。如果我们把“均地分力”与“相地而衰征”两项政策结合起来看，便容易窥见管仲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的独具匠心，直至今日我们丈量土地和估算常年产量都还没有超越他的政策框架。其次，管仲也注意广辟税源，他在城镇建立市场开征关租和市场贸易税，规定每年的春分进行纳税登记，公布税率；立夏按月核实；秋季进行稽查，岁末一次缴清。再次，管仲还提倡保护税源，提出“审其分，则民尽力”，“归之于民，托出于民”等一系列涵养财源的措施，并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要“辟则惠、闭则乱”，即实行开放，不搞封闭，开放民众反而聪慧达理，封闭民众反而悖逆作乱。同时，为了鼓励国际贸易，他规定“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在此以前齐与东莱不相往来，实行检查而不征税的零关税政策以后，通商贾于东莱，促进了齐国与东莱的外贸发展。管仲实行“官山海”政策首创了盐的专卖，寓税于价，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于其他手工业，管仲还设计出一个“同业聚居，父子相承”的管理方案。换句话说，就是把行政管理、户口编制和专业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由于同一行业聚居在一起和子承父业，能够耳濡目染，互补短长，“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智”，既保证各个专业后继有人，又促进了同一行业之间的互相竞争和发展。今日国内之金融一条街、电子一条街即是当年管仲专业聚居思想的翻版，就是美国的硅谷也与两千多年前管仲的思路有雷同之处。

货币手段，调节物价

管仲注意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来促进流通，调节市场稳定社会，增加财政收入。在货币政策上，他认为：“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也就是说，钱币的多少、轻重，应掌握在恰当的程度上，根据币值与物价的轻重成反比的道理，通过市场货币流通量变动的多少，来调节物价。管仲主张，以国家掌握其垄断铸造货币流通量的增减变化，来直接控制主要商品如粮食等价格，并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他不主张直接向人民加重赋税，而提倡把商业经营作为主要手段，来取得经济收入，充实国家财政。他提出可以通过货币流通的办法来实现国家的粮食政策，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年景好，五谷丰登时，粮食为国君所占有，货币则留在百姓手中。国内的货币都聚在民间，就必然使货币轻贱而粮食价重。于是，君主就在秋天粮价低时收购粮食并以高价投放，而下一年粮食价格低时再收购上来，国家就可以获得收益。如果国家按人口征收人头税，每人一年才10钱，但采取货币投放来调节谷物价格的办法，若每家每人需要10亩田所产的粮食食用，把每亩所产粮食加价10钱，就可以从1户得到相当于按人口对10户征收的收入。

在价格政策上管仲主张调节万物的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但不强求商品价格一成不变。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应该允许自发或人为地不断由轻到重(即由贱到贵)或由重到轻(即由贵到贱)，在一定的幅度内左右摆动，即“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因为在万物中，以五谷为中心，农产品在各季节中

价格的高低是不同的。管子主张利用商品价格的高低变化，控制财用，调剂物价，掌握物资，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服务。如提高谷价以奖励生产，用价格政策来调剂地区间的物资、同一地区的丰歉等。他说：“岁适美，到市籴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镪，而道有饿民……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意思是说，丰年时谷贱，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反之，荒年时谷贵，每釜(春秋时的量器)涨到10贯铜钱，致使百姓挨饿，怎么办呢?国家应该有效地控制市场以稳定价格，即在荒年时组织粮食的供应与贩卖，丰年时组织收购与贮存。除粮食以外，对于盐、铁等国家重要物资的购销，政府采取了由国家垄断买卖的办法。至若其他万物，则实行与生产者订立合同的办法。管仲说：“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所谓立赀，就是以契约的形式定出收购的价格，开创了后世商业实行合同订购的先河。同时，他对商人执行合同的诚信要求也十分严格，“非诚不得食于贾”，强调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不讲商业道德就没有资格吃商业饭、从事商业工作。

用财有道，深得民心

管仲除了注意生财、聚财以外，还非常重视用财之道。他首先强调：“量民力则事无不浅”、“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一劝下”。也就是说要量力而行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其次强调“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用财不可以吝，用财吝则费，事不工而数复之，故日劳矣”，也就是说过分节俭，该办的事情没办成、办好，造成返工，也是一种浪费。唐代刘晏造运粮食的漕船，非要拨巨款造每条1000贯的船不可，从而保证了安全运输；后人为了节省经费降低造价，减少了拨款定额，结果船只质量不过关运输过程中常常发生船沉粮损，贪小便宜吃了大亏。再次强调“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统治者要争取民心，多做兴德的事情，如“养长老，慈幼孤，问疾病，吊祸丧”。通过增加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实现“九惠之教”，即一日老，二日慈，三日孤，四日疾，五日独，六日病，七日通，八日赈，九日绝。其主旨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措施，对鳏寡孤独和老弱贫残之人给予抚慰和照顾，以确保社会的稳定。管仲还非常重视财富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他说：“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即是说，天下不怕没有财富，怕的是没有人能使人民各专所业。他认为分配关系要依礼义节制，“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背，贫富无度则失”。所谓“贫富有度”就是要求贫富之间要有法度，若“贫富无度”就会造成混乱。他认为民不可太富，但也不可太贫，太富、太贫都对国家不好。人若富了，就不受利禄的驱使；人若穷了，就不怕刑罚惩治，国家法令不能贯彻，人民所以难治，都源于贫富之不齐。怎样才使贫富有度呢?国家要起主导作用，实行限制和调节政策。关于贫富有度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被称为革命的口号，管仲在封建社会初期就具有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于基尼系数已从0.31上升到0.45的中国现代社会来说，是一句多么振聋发聩的话语啊!

贸易之战，屈人之兵

管仲也善于用经济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对齐国周边的莱、莒、鲁、梁四国的征服便运用贸易战的财经手段，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莱、莒两国在当时拥有铸币所需之柴，又重视农耕，齐桓公认为两国一旦同时具备金谷，将构成齐国称霸的一大威胁，他采纳了管仲的意见，先以高价买两国之柴作为诱饵，然后在齐境内铸币。莱、莒两国国君以为用自己多余的柴换齐国的重币，齐国的金、币大量流向莱、莒，便可轻易并吞齐。莱、莒两国辍农而以柴换金。两年过后，齐桓公下令停止买柴，而莱、莒两国由于停止农耕而谷价飞涨至每石170钱，齐每石仅10钱，两国百姓十分之七投奔齐国，不久，莱、莒向齐请服。由于鲁、梁两国民间习俗织绨(一种丝织物)，管仲便劝桓公穿上绨服，使臣民仿行，并对鲁、梁的商人说：“运到齐国一千匹绨，就给金三百斤，运绨十倍就给金三千斤。”鲁、梁君王于是教民织绨，放松了农业生产。一年以后，管仲又建议齐桓公脱下绨服，改穿帛服，臣民也跟随换装。同时下令封闭边境，禁止与鲁、梁两国往来，不准运绨入齐，造成鲁、梁百姓缺粮少吃，绨产品积压，连规定的赋税也无法缴纳。两国君王赶忙下令弃绨修农，但粮食不是短期所能收获的，于是米价比齐国高出好几倍，两国人民纷纷逃往齐国，再加上政治经济上的其他原因，不过三年时间，鲁、梁两国君王被迫向齐国投降。

选贤任能，富国强民

管仲在齐国推行任人惟贤的选官制度，打破西周、春秋以来任人性亲的选官原则，冲击了世袭贵族政治。管仲曾就选贤任能的人才选拔问题，对齐桓公说：“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厚广成，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公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

君若欲富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于是，齐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仲。这五个受重任的人，其中宁戚是卫国贩柴之寒士，东郭牙是齐国中抬土服役者，这些贫寒之士，因其才能而在齐国受到重用。管仲就是这样拔贤能之士于贫贱之中，并委以国政，授以重任，从而使齐国政治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齐国经过理财家管仲多年改革，国富民强，势力迅速地发展起来。史载：当时的齐国“有革车八百乘”，兵员充足，军事力量强盛。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微，这样就给周边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时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向内地发展。而这些少数民族一般还处于游牧时期，有一定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进人中原后，对已经进入农耕阶段的华夏诸族是一个强大的威胁。华夏诸国称他们为蛮夷戎狄。中原诸侯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国出现，保护他们不受戎狄的侵掠。当时周天子虽有天下“共主”的名义，但却失去了天下“共主”的作用，无力承担这一重任。在这种情况下，犹如今日美国那样富强的齐国其霸业应运而生，成了人们公认的国际警察。

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大理财家，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人，他不但有实践，有绩效，而且还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管子》。《管子》曾由西汉刘向加以整理，全书原为86篇，其中有10篇仅存题目而无正文，去除亡佚篇目，实有76篇。全书涉及理财的内容占一半以上，这在先秦诸子百家和后代理财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有些篇章是后人借管仲之名而作，但据有的史学家考证，全书至少有2／3是管仲本人之作。所以《管子》一书的基本思想仍属管仲。而且管仲也是中国历代著名理财家中少有的几位得到善终的人之一，即使他在公元前645年因病去世以后，也很少有人在他身后非议。这应该是历史的开恩，特别是管仲理财富国安民的历史功绩，甚至得到了以一贯倡导“施仁政，反霸道”著称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个极大的例外。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