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清泉

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寇铁军博学儒雅，而又不失东北男人的大气豪爽，从不在“敏感”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故总能产生“新解”。

“积极”不是必需的

“不一定”，对记者提及经济萧

条，国家财政是不是必须“积极”时，寇铁军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态度坚定而不容置疑。他说，只是从金融危机的周期来看，运用财政手段来得比较快，经济增长能马上见效。这和我国举国体制有关，中央定好调子，一声令下，全国就可以雷厉风行的干起来。货币手段必须通过市场来运作，没有财政那么直接，见效比较慢，所以这两次金融危机，都是优先运用财政手段，同时辅之以货币政策，共同作用。

国外发生金融危机时，不也是采取积极政策吗?美国、欧洲不也是这么做的吗?面对人们的这种疑问，寇铁军表示，国外的积极同我们的积极完全不同，既然是金融危机当然要从金融着手，你看，国外一般是拯救银行，通过挽救金融来恢复经济，或者是通过“国有化运动”，直接将资金投到危难中的企业，通过恢复企业而恢复经济。同时解决失业，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不像我们有些“头痛医脚”。

“积极”是有很大代价的

“我们中国人办事有个通病，总想好处照单全收，坏处全部拒绝，怎么可能呢?邓小平不是这样形容改革嘛?窗户打开，新鲜空气会进来，苍蝇蚊子也会进来。可见，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积极也不例外”。寇铁军自有他的‘代价论”。

面对两次积极都付出的客观代价，寇铁军指出，上一次扩内需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对老百姓消费没有明显措施。同时把医疗、教育、住房三大块一起考虑进去，导致医疗、住房、教育成本全面上升，老百姓深受其影响。而这次更多的是靠消费需求拉动的，在民生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如提高最低工资、减税、调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提高低保标准、医改、“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等一系列措施，直接促进居民增收，增强了消费能力。和上次相比，负面效应要小一些。但也产生了地方债台高筑、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等问题，已开始影响到人民生活和财政安全了。

如何化解代价，使整个社会成本最小化，寇铁军的观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他说，目前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偏大，要由单纯的管理型向服务型、有限型转变。这方面，现在中央做得较好，地方则差一些。中央出台政策，地方认为对他有益，就会很好的贯彻施行，甚至超规定施行，如投融资平台；地方认为对自己益处不大，如提高退休人员工资和低收人家庭收入，往往推三阻四，或一拖再拖，或“偷工减料”，来应付上面。两者间存在利益上博弈，当然这里面有政治问题。但地方这样做，不但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还会加大整个社会成本。

另外“项目库”要尽快建立成来，很多人好像还没有这个意识，寇铁军担忧亡地说，以前由于没有现成的预案，仓促应战，付出不小的代价。以后，金融危机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客”，5年8年就可能会“访问”一次。财政部门要利用掌握各种信息和数据的优势，建立“项目库”，将事先设计好的备选模型放入库中。在经济出现下滑，需要通过投资拉动时，就从项目库里取，由于是事先周密设计的，并且是择优选取的。这就提高了项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如这次的4万亿投资，说是重拳，出拳比较狠，但决策还是有些仓促。忙必出错，这是常识，也是教训，寇铁军意味深长地说。

不能患上“积极”依赖症

“现在一种倾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是杀手锏，可以长期使用，这是一种误区”，寇铁军说。由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每年不但有海量的中央投资，还有天文数字般的信贷资金，这让地方政府和各种利益集团“眼红”不已。开始跑部钱进，年复一年，已欲罢不能，开始患上依赖症。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是通胀问题。每年天文数字般的信贷资金进入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仅2010年全国信贷资金就达10万亿，怎能不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呢?二是债务问题。截至到今年6月份，全国地方债务就达8万多亿了，实际肯定大于这个数，已形成严重的财政风险。

接着，话锋一转，寇铁军说：我建议积极财政政策尽快退出。在这次金融海啸，我国出口受到了重创，国内需求不旺，产品大量积压，形成产能过剩。为了消化过剩产能，开始大规模建设、十大产业振兴、各种下乡等，这种做法是用明天的消费需求来消化今天的产能过剩，等到明天又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又会形成新的危机。

所以，通过适当刺激，经济一有起色，政策就退出。让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升级，优胜劣汰。我们政府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不能患上积极依赖症。

“否则，中国企业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寇铁军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存在的六大同题

1存在短期政策长期化问题从1998年8月。积极财政政策方案获得人大批准后算起，到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止，积极财政政策一共实施7年的时间。在经济出现转折时，因为后续工程需要和部门利益等问题，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

2财政资金使用与管理中的问题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存在层层截留、挪用问题。据相关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有些地方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问题。

3利益地方化与部门化问题

1998—2004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大、时间长，已经形成了和积极财政政策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包括一些机构、行业和地区。项目的审批杈导致了寻租问题的产生。政策实施后期，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

4投资体制的弊端

财政国债投资偏重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地方各级向上申报，上级政府主管部门逐级审批，国债投资还需要地方配套资金以及银行配套贷款，投资体制有重新向行政投资体制复归的趋势。

5挤出民间投资

上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对调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几年来，主要靠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实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民间借贷能力和民间投资及消费。

6债务风险累积1998—2002年，我国的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率)从，2％上升到3.0％，国债负担率(国债占GDP的比率)从10％上升到18.1％。赤字率接近欧盟的警戒线标准。中央债务依存度一度高达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