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 文

赵云旗是个颇有艺术家气质的中年学者，眉目间有着神似腾格尔的不羁。办公室座位身后几乎与人同高的财政年鉴显示了他对财政史史料的珍惜。有意思的是书虽然多，但从窗外阳光照射上看并未落上多少尘土，显然主人时常翻看。记者见到他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身为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科组处处长、博士生导师的他，却丝毫没有难以接近的感觉，自始至终笑得很平和。但提到十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赵云旗的心中显然不是那么平静。

应运，不是应景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近十年中，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它每次出现的初衷都是好的。”赵云旗说，做十年的回顾，首先要确定的是主论调，即对十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评说。在这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可谓功不可没。

为什么?他说，因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出现时机均为国家经济出现危机之时。应运而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十年内都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客观上讲。它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如扩大内需，增加就业，让我国的经济走势在这十年内没有出现大的波澜，相对平稳地度过了每一个危机。”他说，严格来讲，从应急上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显然是比较成功的。

赵云旗指出，公众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误区，似乎积极财政政策，甚至许多一般性财政政策都是“拍脑袋决策”，其实不然，“至少积极财政政策肯定不是。因为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他说，有因必有果，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是必要的。如在金融危机等特定事件中，是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乃至整个国际经济形势逼迫着国家财政去做出反应和决策。“所以有些人说的‘拍脑袋这四十大板打在财政身上确实有点儿冤。”赵云旗苦笑。

从行政到市场

赵云旗说，积极财政政策不被公众所看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过去的行政手段调控，过于死板，过于机械，这也是我们在回顾十年前所感受到的事实上存在的弊端，我们无法不去面对。但他说，这样未必就不是好事。正视自己的缺陷才能前进，现在和以往财政调控的手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行政的手段明显减少而经济的手段日益增多；直接的方式逐渐减少而间接的方式不断增加，单独的政策不断减少而组合的政策不断出现。总之，在这十年中已经从原来偏重行政于段调控向尊重市场、尊重经济的轨道迈出了很大的距离。

“你看这十年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过去往往是政策直接干预经济的，这种模式并不科学，也并不稳定。现在财政已经很少直接干预经济了，而是通过一些间接政策调控，如财政、税收政策等手段。”他说，依照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间接影响市场才是合理化的方式。现在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有很大的改进，但也不可忽视，在某些区域和某些做法上还是有失偏颇。

寻找预测者

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每次总是以“应急对策”搬出来呢?每次政策出台总显得那么匆忙，似乎缺少深思熟虑。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以积极的、主动地态势出现，而是“被动”地走出。赵云旗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决策者的被动，即预测性和前瞻性的缺失。与其说问题出在政策运行过程当中的磕磕绊绊，倒不如把眼光放在政策出台之前。

他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从“被动”转为“主动”，关键在于宏观经济预测部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经济预测要有前瞻性，要把长期预测和短期预测结合起来，在长期预测中，起码要做到三年早知道。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我国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国际上的什么问题对我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冲击，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对应。把对策制定在各种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使每个措施都有时间充分地推敲、论证，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有准备、有把握，稳操胜券。否则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在经济危机面前，项目如乱箭齐发，这是某些积极财政政策“落地难”的最大脱节之处。

那么，问题就出在财经走势预测机构上。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经济预测部门，对自己在这几次积极财政政策中起到的作用也显得有些尴尬。人少，物力有限，这些硬件的缺失导致了应当作为应急性财政政策主要制定依据的经济预测分析机构不被重视。记者询问了几位长期研究财政的专家学者，其中甚至包括了财政部门的官员，大多数人都表示知道这些机构的存在，但对其作用，几乎所有人都不明所以。记者联系到的经济预测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正常工作流程仅限于每月的统计分析，长期的预测“不是没有”，但限于许多条件限制，其准确性都属于仅限参考级别。而我们知道，一个考虑到诸多方面的政策的制定极限时间，至少需要三个月以上，那么可以推断出，在_卜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制定方面，经济预测部门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够到位。

而这，就是症结所在。

蝴蝶风暴

熟悉财政的人应该都知道蝴蝶效应的存在，赵云旗说，向前推十年，基本上我国经济危急都脱离不开蝴蝶风暴效应。下一次的危机到来之时，也必定在世界的某一角落有所先发。

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就有人建议在我国实行防御性财政政策。而相当一部分舆论还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认为次贷危机不会波及中国。“这句话平心而论是一句非常不负责任的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良久，你凭什么认为不会影响我国?”他说，如果要想在下一次危机到来之时让积极财政政策不再是“打补丁”，“预测机构要高度关注国内外经济的点滴变化，从一片早霞看出暴风骤雨，从星星之火预测到燎原之势。”

春天在哪里

赵云旗说，现在存在的另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信息的不平衡。各部委的“文件打架”历来已久，其症结就在于信息的不通畅。例如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制定后，批准项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项目“浮宅”的现象，就是源于资金信息和项目信息的严重脱节。现在财政、经济、价格三方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财政、金融等各部委之间应该成立一个“联席会”，在一定时期内召开一次信息通报会，互相交换信息，做到信息共享。对一些不相同的宏观经济发展指标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取得共识，这样不仅有利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政策之间也会协调起来，形成有机的政策合力。

采访最后归结到十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上。赵云旗搬出了中国一句古话，“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国内外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危机还会继续到来，但并非不可预测：作为财政人，需要一副超前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