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海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徐 海 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可分为选举参与、人民团体与群众自治组织参与和接触性参与等类型，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存在庞大的不参与群体，有明显政府主导的特征。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历程表明，公民政治参与的潜力能否顺利发展，需要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来的启示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坚持有序而且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党和国家维护稳定的动力之源和组成要件。

俄罗斯；政治参与；特点；启示

一、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历程

现代政治的发展目标是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实现公民的广泛参与与政府间的相互合作，构建本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的进程。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参与是随着现代化推进和民主化的演进进程逐步扩展和深化的。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有不同特征。

（一）叶利钦时期

俄罗斯公民社会参与的高峰期是在苏联解体初期，公民及其组织要求参与政治进程的诉求不断高涨，突出体现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1991年6月12日，全俄75%的民众曾前往投票站，对俄罗斯首任总统进行投票。［1］

苏联解体初期的公民参与热情与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的改革直接相关。在对西方体制顶礼膜拜的背景下，“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招牌话语也由此确立，在1989年3月举行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差额竞选前后，主张进行激进民主改革的思潮开始占上风。［2］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对现存体制的不满及对现代化的向往，刺激了超前的经济和政治要求，民众希望积极的政治参与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期内使经济、政治体制走向科学化、合理化，立即消除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等弊端，从而迎来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个参与高峰。

2003年6月，俄罗斯的独立研究机构——比较社会研究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共同合作，进行了一项名为“俄罗斯公民和俄罗斯自治机构政治参与形式与趋势”的研究（以下简称2003年的调查）。对这一时期社会参与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在1993－2003年的10年间，俄罗斯公民进行过社会参与的占受访者的37%（包括征集签名、散发传单、进行宣传等）；有8%的受访者曾经以集体书面形式进行请愿；有7%的受访者曾为公益机构捐款；有6%的受访者参加过由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组织发起的会议、集会、研讨会等；有4%的受访者参加了集会、游行等抗议活动；只有3%的受访者通过信访形式解决个人问题；还有2%的受访者通过法律解决问题；2%的受访者在民众面临问题时，号召全民参与解决（见下表1）。剩下的63%的公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参与。

在1993－2003年，参与形式大都是传统参与形式，而对抗式参与只占6%。

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无论是属于什么性质，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有数据表明，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诸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纷纷建立，甚至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这些组织在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4］

同时，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各种政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各个政党中对民众的影响力也各有不同。与此相对应，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其成立于1993年6月10日，前身是1990年由总统叶利钦组织的“民主俄罗斯运动”。在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选择联盟获胜，组成第一大议会党团。1994年6月，在该联盟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俄罗斯民主选择党，政府总理、西方“休克疗法”的践行者——盖达尔出任党首后，该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虽然在这一时期构建公民政治参与的要素已经初具规模，但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构建的三权分立体制，在权力制衡的背后造就了畸变的参与群体——寡头官僚系统。他们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资源参与政治，成为俄罗斯转型时期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通过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阁决策，为总统选举提供政治献金，控制媒体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直接参与外交，参与议会选举，参与政党政治，参与地方治理，形成地方利益集团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参与。

表2 2004－2007年俄罗斯公民参与比例（%）

（二）普京时期

进入21世纪，新一届的政治选举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参与热情，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有68.74%的公民进行了选举参与。随着普京执政4年后的政局逐步稳定和经济发展，民众重拾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对未来社会发展信心见涨。据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的2011年最新公布的调查表明（以下简称2011年调查），2004至2007年公民的社会参与率约在55%－32%之间；与此相反，2004至2007年俄罗斯不参与率与前十年相比，有所下降，在52%－32%之间；与叶利钦时期相比，其他形式的参与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见上表2）。

虽然公民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但不可否认的是，叶利钦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带来对立的国家—社会关系，［5］普京政权面临着因国家软弱而导致的寡头左右国家的态势，以及西方势力利用民众参与来制造的“颜色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压力。

对此，普京以强硬手段重新规制国家与社会关系。首先对媒体加以控制，使其不得对重大突发事件随意报道，不得对政府随意批评。其次是对寡头势力的打击，禁止其参与政治领域事务。第三是对非政府组织进行规制，规范组织行为。第四是成立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把公民参与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与此同时，普京还加强政治参与的社会引导，重视培育俄罗斯自己的价值观，为此普京提出了一个能够为俄罗斯精英和大众所能接受的“俄罗斯新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弘扬俄罗斯历史传统，强化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为宗旨的全民教育运动，希望重新唤起俄罗斯民众早已淡忘的思想意识和俄罗斯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将不成熟的公民参与控制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

与此同时，普京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掌控舆论等多种手段规范多党制。不仅政党被纳入了国家的宪政体制，而且形成了包括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坚决反对激进经济改革的传统派，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自称的中派以及具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倾向的派别等，并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四大政党主政国家杜马的格局。

（三）梅德韦杰夫时期

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在政权顺利交接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这些都标志着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从普京时代进入到一个“梅—普”组合的时代。按照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施政纲领，他将延续普京的计划，充分保证当前政策和路线的连续性，以实现建立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目标。

梅德韦杰夫接手的是一个经过8年内外革新与励精图治、国家政权体系基本实现了由乱到治的俄罗斯。从主导国家转型与治理的主要力量来看，俄罗斯逐步摆脱了寡头严重干政的局面，政府自主性大大提高，过度激进的自由主义势力在短期内无法左右俄罗斯的走向。［6］此外，经历了秩序混乱与经济衰退之后，俄罗斯社会逐步从对市场与民主的浪漫主义激情中冷静下来，民众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恢复国家秩序并实现经济增长与提高福利水平。对此，俄罗斯在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上面临着新的课题。

应当承认，普京时期的系列举措（如控制媒体、打击寡头、整合政党等）在稳定社会秩序和规范公民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免产生了一些抑制公民社会自主自治能力的消极影响。根据2003年调查和2011年调查的数据，受访者的参与率从2000年的68.74%降到2008年的40%，到了2011年4月，这一数据降到了27%；［7］与此相反，俄罗斯公民的不参与率从2004年的32%增加到2008年的45%，到了2011年初这一数据达到了61%（见表3）。

表3 2008、2011年俄罗斯公民的社会参与率（%）

对此，在梅德韦杰夫的执政纲领中强调了通过巩固司法和言论自由使公民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事务。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1月的国情咨文和自己的微博中多次提出，“如果反对派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应该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国家应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并且应该听到一部分人的声音”。［8］与前任总统普京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所倡导的政治改革实际扩大了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级政治过程的参与。他也因这些言论广泛地被俄罗斯国内外学者和分析人士称为自由派的总统。

由此可见，“梅—普”时代，俄罗斯公民参与依然处于不断探索之中，面临着许多艰难而繁重的制度建设任务，适度权衡国家权力配置与社会力量构建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最佳组合，对于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稳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类型

根据所掌握的材料，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分为选举参与、人民团体和自治组织的参与、接触式参与等类型，此外，苏联解体以来还存在庞大的政治冷漠群体。

（一）选举参与

在俄罗斯，参加选举投票是民众参与政治和管理最广泛的形式之一。在进行社会参与的公民中，投票参与选举成为俄罗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普遍形式。其中，俄罗斯公民参加国家总统选举的积极性最高，如1991年俄总统选举参与率为66.79%，1996年为69.81%，2000年为68.74%（见表4）。

表4 1990－2000年俄罗斯的公民的选举参与（占参与受访者的比例%）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4年后，随着俄罗斯公民参与率逐步走低，2004年总统选举有55%的参与率，到了2008年总统选举时，有40%的受访者进行过参与，但这一比例在俄罗斯2004年以后参与率逐渐走低的情况下，依然占有较高比重（见表5）。

表5 2004－2011年俄罗斯公民的选举参与率（%）

（二）人民团体与自治组织的参与

人民团体和自治组织的参与是指除了选举参与之外，民众在工会、妇联、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的住址形态下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据2003年的调查，在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中，一般与三个类型的组织打交道，它们分别是工会（40%的受访者参加过工会组织）、青年组织（14%的受访者参加过青年组织）和政党（10%的受访者参加过政党）。除此之外，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受访者比例非常低，如有5%参加过地方自治机构，有4%参加过妇女组织，有3%参加过宗教组织，有2%参加过环保组织，有2%参加过理事会，有2%参加过退伍军人慈善机构，有1%参加过人权组织等。

（三）接触式参与

接触式参与有不同的形式，它可能出现较温和的方式，如请愿、游行、集会等，也可能出现极端的对抗方式，如不合法的罢工、暴力、围堵交通、袭击公共设施等。200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993－2003年，如果在与政府部门有纠葛和面临社会问题时，民众的参与形式大都是传统参与形式（如请愿、信访），采用对抗式方式（如暴力、冲击大楼等行为）进行参与的比例非常小。2011年数据表明，2008－2011年间，进行对抗式参与的民众数量进一步下降，其中选择罢工形式的参与行为在2008年只占1%。

2003年的调查还表明，在民众涉及个人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依赖“熟人网络”，这种参与方式可以被较宽泛地理解，将亲属、朋友、同事、同学、同乡、宗族、家族等都纳入了熟人的范畴。据调查，在个人纠纷中，有47%的俄罗斯人从自身社会网络中寻求帮助。其次是倚重地方当局，州和市政当局。到非政府组织政党寻求支持的比例只占9%。

（四）值得关注的不参与（政治冷漠）群体

在俄罗斯，公民进行社会参与的同时，还存在占有相当大比重的不参与群体，2003年的调查表明，苏联解体最初的10年间，大约有63%的公民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参与，到了2011年，不参与群体的比例依然占61%的比重（见表6）。

表6 2004－2011年俄罗斯公民不参与比例（%）

根据调查表明，俄罗斯公民的不参与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原因。

在选举方面，2003年的数据显示，不参与者一般认为，“个人的投票不会改变任何东西”，“没有中意的人选”和“对经济和社会变革倡议的抗议”。［1］对不进行政治参与的原因是:对参与能否成功缺乏信心，以及认为成功的机会不大（“毫无意义”，“没有机会参与”，“毫无办法”），或者认为“缺乏处理这一问题的精力、时间、知识储备”等。

2011年的调查表明，从2007－2011年间开始，不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俄罗斯人，其主要观点发生了些改变。在2007年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参与不会使任何事发生改变（29%）和参与资格的缺乏（27%）。在2011年的观点主要就是对政治缺乏兴趣（36%），占在第二位的是参与不会改变任何事情（25%），在第三位的是，缺乏资格和施展自己的机会（18%－19%）；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其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可靠的机构和管理者可以依靠或者投诉，其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政治机构占7%，缺乏组织机构占5%，应由元首解决占4%；还有部分公民认为政治是肮脏的（2%），从而拒绝参与（见表7）。［7］

表7 2007、2011年不参与者的原因

三、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的特征

（一）国家主导的公民政治参与

从以上论述看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政治参与率的高低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从一定程度上说，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的推动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与俄罗斯长期以来积淀的历史与文化有关。

根据全面图解法：九襄汉源地区堆积体总体偏度位于-0.0067～0.800；除X306以外，其余点偏度全部大于0，呈正偏分布。S大于零意味着沉积物主要为粗颗粒，搬运作用较强。

与西方国家不同，历史上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专制主义和村社文化传统的东正教国家，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宗教隶属政权、人治胜于法治。［9］尽管俄罗斯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但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却深深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脉，并对其国家制度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俄罗斯虽然采取了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激进转型战略，但自由主义观念本身决非俄罗斯社会主流的传统价值观。［10］而且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无论是1861年彼得大帝的改革、1905年宪政改革，还是1906年斯托雷平的改革，沙皇俄国政府和国家政权一直都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以此为延续，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发育也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和领袖个人的意志，从而导致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自治性、独立性较弱。因此，培育公民社会的各种要素，对于俄罗斯这个长期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而言，国家的参与必不可少，惟有以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手段，才能促进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形成。

从公民文化上看，社会服从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成为俄罗斯的民族特点。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当今的俄罗斯，所有的动荡和战争中俄罗斯人总是围绕在政权周围。在当前俄罗斯社会处于一种极大的社会不公的情况下，人们依然秉承着“好皇帝，坏官员”的传统认知模式，人们责怪当事的部长、地方官员、寡头们，而不是总统。以最新的一份调查为例，1991年，俄公民为什么投票给叶利钦而不是戈尔巴乔夫？那是因为俄罗斯人视叶利钦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是俄罗斯广泛阶层民众的利益和诉求的代言人，有能力推行彻底的改革，对未来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清晰的概念。［11］同样，俄罗斯人认为，把选票投给当前的总统，他就要对所有的一切负责，俄罗斯人的这种政治心态阻碍了公民社会的发展。［12］

（二）政治参与的低水平

苏联解体以来的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状况表明，公民社会参与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这首先表现为:近20年来，尽管俄罗斯以西方政治体制为模式构建公民社会，但仅仅有超过1/3的俄罗斯人进行过社会参与活动，而约2/3的公民依然不进行任何的社会参与。

虽然参加选举是俄公民最广泛的参与形式，其参与比例与西方大多数民主国家大致相当，但俄罗斯公民的参与行为中只有一部分是属于志愿者的行为，而更多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都是有偿的。［1］

从参与的动机和目的上看，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也有很大不同。俄罗斯公民并不认为参与选举是寻求政权机构利益和自身利益契合一致的方式。2003年的调查表明，约有40%的参与受访者认为，作为公民，他们的职责只是在于参加选举和赋予候选人以权力；有31%认为，应对成功竞选工作进行监督；而公民在对国家政治活动不满时，会弃权，或者投反对票，或者为政权反对党及其候选人投票。此外，部分居民将参加选举作为一种对当局表达自己支持还是抗议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政党选举中，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政党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并不报希望。

而与此相反，俄罗斯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动机更多来自于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害时而采取的行为。2003年的调查表明，有41%的俄罗斯人在自身生活权力受到侵犯时候，需要社会支持。其中，工资或退休金问题占40%，住房、公用设施领域的问题占27%，劳资纠纷占14%，社会福利受限占9%，警察的不当行为占7%。

社会参与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是，在俄罗斯人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是否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有效性问题上，只有9%的受访者有充分的信心。［1］

更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最能接受的参与形式是一种消极的参与形势，即不需要个人的努力、时间、出席，如签署请愿书，向媒体和政权机构收集人道主义援助的资金物资，集体上访呼吁有关当局法庭。

（三）前景值得期待

当代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状况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当前，背负着沉重历史遗产的俄罗斯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通过激进变革完成制度转换，实现建立“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这一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理想目标还远未完成。对此，早在2002年，前苏联政府副总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列·阿巴尔金就指出，俄罗斯转型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13］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也认为:如果向市场过渡需要走100步的话，那么，俄罗斯的改革最多走完了35步，“俄罗斯离真正文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发达的市场平衡还相差甚远”。［14］至于建立成熟的民主政治、完善的政府治理制度以及支持民主与市场有效运行的发达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时间和完成的任务恐怕要比单纯的市场化更加漫长而艰巨。

虽然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不能就俄罗斯的公民参与前景感到悲观。调查数据显示，有64%的受访者表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进行社会参与。［1］当然，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的潜力能否顺利发展，需要一个政治体系变迁的内部和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诸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这种战略选择体现在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和谐互动，来构建现代社会的民主治理和政治参与。

四、俄罗斯公民政治参与状况对我国的启示

综上所述，政治参与是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既能带来民主扩张的收益，也能导致政治混乱的风险。

现代化变革突飞猛进的当代中国，同俄罗斯一样，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多样化、阶级结构分层化、社会身份多重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急剧变革形势，面对错综复杂、诉求强烈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如何更为积极有效地推进社会参与，不仅成为当前发展问题的解决之策，而且也是长久和谐稳定的战略之谋。俄罗斯公民的政治参与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坚持有序而且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党和国家维护稳定的动力之源和组成要件。具体说来，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继续推进执政党的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在俄罗斯，政治参与率偏低，政治冷漠群体的大量存在增加了俄罗斯政治稳定的风险。而中国，共产党长久执政的地位和绩效，依赖于作为执政党满足全面现代化发展需要和人民要求的程度和水平，依赖于作为执政党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程度和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把人民的意志和要求通过制度化渠道充分地表达出来，反映上来，构成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是持续完善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强大动力之源。作为执政党的民主执政，也是整个党政系统民主治理制度体系建构的制度核心和关键。

二是要有效推动公民社会中的“生活世界民主”。苏联解体后，西方民主中所包含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虽然触发了公众的参政热情，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却不足以满足公众表达利益的要求。由于无法处理好这种“比例失调”的关系，使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寡头参政的非制度化参政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因此，规模有效的政治参与，不仅推动着执政党和国家系统的民主法制进程，提高了公民对执政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且还在制度化的持续参与中，培育公民之间、公民团体的成熟和壮大以及持续地参与地方性的公共生活，能够使民主生活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成为公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样态，成为公民生活世界的民主。［15］这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长久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

三是要推动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制度化的互动合作。公民持续有效的政治参与，不仅推动了执政党、国家、社会各自系统的民主法制建设，而且还在权力与权利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调整中，推动着执政党和国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在执政党的自觉主导下，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各自的优势和潜能，形成执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共促和谐的制度化关系，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民众治理的制度结构。

总之，为了避免俄罗斯在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中造成的种种消极影响，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参与，应当是服务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政治参与，是人民主体能动参与的政治参与，这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应然趋势，也是中国执政者、民主的自觉选择和自主要求。在持续有效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大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自觉主导下，执政党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国际体系民众运作和依法允许，公民有序参与、自主自治。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制度化合作互动、共同进步，形成中国发展道路中的民主治理，这便是中国现代化推进提升、全面发展，中国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制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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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in Russia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China

XU Hai－ya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Ways of citizens’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in Russia mainly include individual election，group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ing by contact.The comparatively low level results in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indifferent to the participation so that Russia’s government still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managing national affairs.The situation in Russia shows that whether citizens’potential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uld b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or not depends on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society，economy，culture and politics.Moreover，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well－organized and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is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Russia；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feature；significance

D521

A

1009－3311（2011）06－0067－07

2011－10－09

徐海燕（1971—），女，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校: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