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牧子

惊人的“专用采访证”

文/牧子

《东莞市关于进一步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意见》下发所属镇街不到一周，文件中“专用采访证”和“主办方核稿”的提法便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和质疑。一看势头不对，东莞市政府新闻办急忙出面搪塞：“我们并没有正式发布这个文，还没有提交市委市政府讨论”。（人民网2009年10月28日）

所谓“专用采访证”，就是凡去东莞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必须凭当地发放的“专用采访证”，无“证”者就不能采访，被采访对象可以拒绝采访。所谓“主办方核稿”，即取得采访资格采访来的稿件均需“主办方核稿”，未核稿或“核稿”未通过，新闻媒体均不得刊播。也就是说，广播、电视播什么，新闻媒体登什么，得看当地的脸色行事。这个自我标榜“关心支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的《意见》，其核心就是在新闻记者头上套了“专用采访证”+“刊播前核稿”+“证件年审”三道“紧箍咒”。

这个《意见》虽然将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表面上看是公事公办，骨子里是公权“私发”。说它是“私发”，理由有三。一是它违背了国家关于记者证颁发权力的有关规定。“记者采访证”不是谁想发就可以发的，国家是有明文规定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新闻记者证“由新闻出版总署依法统一印制并核发”。这就排除了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发放新闻采访活动证件的权力，东莞市政府也不例外。二是为记者采访设“卡”，有违法理。《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没有“专用采访证”就不得采访，就拒绝采访，是超越国家法律之外，额外设置的“关卡”。三是违背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采访证的性质和功能属于资格、资质的证明，应当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范。设“专用采访证”和“刊播前核稿”，是变相设置行政许可，私设准入门槛，法外授权。别说是东莞市不具备地方立法权，无权设定任何行政许可，就是有这个权力，也不能有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独立”法规。至于党政机关的文件，无论其制订者的级别多高，都无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14、15、17条）

一个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又不得人心的《意见》受到广泛质疑理所当然。

“防火防盗防记者”已成为某些地方领导的潜意识。诚然，当前假新闻、有偿新闻的确是有的，但这类问题主要要靠新闻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的领导来解决，靠地方设卡是难以奏效的。何况这类现象毕竟是个别的。一般地说，记者们还都是讲求职业道德的，有什么可防的？有什么可怕的？你坐得正行得正，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防记者做什么？好事不防人。凡是要“防记者”的事当然都不是什么好事。退一步说，即使是不好的事，坏事，通过新闻揭露出来，报道出去，不是可以促使其尽快克服和改正吗？可见只要是出以公心，就不会怕记者。换句话说，怕记者的大都有私心杂念，害怕负面新闻影响自己的面子和选票。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作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新华网2008年12月26日）以往的“防”、“捂”，还只是偷偷摸摸背地里行动，毕竟护短捂丑，名不正言不顺。东莞市发明创造了“专用采访证”，干脆让偷偷摸摸的“防记者”公开化、合法化。要说偷偷摸摸地防和捂还留有些许对舆论监督的畏惧感的话，“专用采访证”则是赤裸裸的公权对舆论监督权的蔑视。这是唯我独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态的外露。其实，想用“专用采访证”防记者，只是一厢情愿。这是什么年代了，一张“证”就能防住记者，一张“证”就能把舆论监督拒之门外？你也太小看新闻记者的能量了，也太小看舆论监督的力量了。想靠一张小小的“专用采访证”来屏蔽整个媒体世界，那就是痴人说梦。“专用采访证”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试水，已经碰了一鼻子灰，再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也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