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杰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辽阳 111000)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王新杰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辽阳 111000)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忠实;性别;创造性

由《圣经》的开篇《创世纪》可以得知,世界上先有男人后有女人,而女人(夏娃)是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同理,翻译是在原作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翻译的女性气质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最经典且流行最广的便是法国修辞学家兼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énage)的"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es)[1].翻译活动被比做一桩婚姻,不忠诚的妻子/译文会因罪过受到审判,而丈夫和原作不可能犯罪.[2]58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忠实"(女性、译文)问题,但仍然难以说明什么样的译文(女性)才是既优美又忠实的.传统翻译家们总是以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忠实和对男权社会的服从来比拟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和屈从.译者应该遵守原文的"忠实"如同贞女烈妇们应该守妇道一样,不得越雷池半步."忠实"的翻译伦理导致了译者主体身份的缺失,而对待女性(译文)不公平的是:不存在一个既漂亮又忠实的女人.乔治.穆南的《不忠的美人》对此有过详尽的记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要求界定翻译行为的主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不同的视角给女性与翻译带来了全新的看法.本文拟在女性主义创造性叛逆的理论观照下,来探讨美人(译文)的忠实归属问题.

一、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以及这两个领域在许多各自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上的某种默契,使女性主义最终走入翻译研究的领域.

1.女性主义起源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为其理论基石.女性主义(feminism)也曾被称为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了早期妇女运动争取男女平权斗争的政治意识,而女性主义则更注重性别差异及文化意识.现代女性主义源于美国,1895年美国基督教徒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编著的《妇女圣经》一书出版,掀开了女性对《圣经》中男性权威质疑与诘问的序幕.[3]114因此,现代女性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从法律上为女性争取财产权、选举权及受教育权,后来转向了更深的层面,如从性别平等、中立转向性别差异和女性的独特性等.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翻译研究者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取得了飞速进步.

2.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产生了一种观点:女性必须获得语言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必须先从语言着手.[3]8这一观点投射到翻译研究领域,正好为人们重新定位译文与原文、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翻译研究搭起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在翻译理论方面,女性主义也持相同的立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加拿大迅速崛起,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传遍了北美并波及全球.其主要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芙洛图的《翻译与性别角色》、西蒙的《翻译中的性别角色.文化身份和政治传递》、张伯伦的《翻译中的性别隐喻》等.从她们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的翻译研究主要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探讨:(1)消除翻译研究中对女性的歧视,关注女性的存在,将性别意识植入翻译理念中;(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从语言上对原文进行解构,消除男性中心主义及性别歧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平等关系;(3)延展女性话语权,分析翻译作品中不同性别的语言的处理,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4)提倡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和标准,实现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从这个新角度出发,她们重新阐释了"忠实与叛逆(包括创造性叛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等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阈.总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一切范畴都要与女性主义的理想和要求相呼应.

二、美人应该忠实于谁?

翻译被视为女性或美人的说法历来有之,而大凡谈翻译,都绕不过忠实的问题.人们衡量译文的尺度无一不是女性化标准:忠实、优美.那么到底美人应该忠实于谁呢?法国翻译家将翻译分成两类:一是奴才式的翻译,即译者完全忠实于原作,结果是太过于拘泥字词,却丢了灵魂;一是天才式的翻译,即译者想保留原作的精神,有时译得天马行空,结果却能保留原作的灵魂.这两种分类似与传统的忠实观和女性创造性叛逆有异曲同工之处.

1.传统的忠实翻译理论观

由于翻译研究起源于对宗教文本的翻译,因此译者的作用一直被神的光辉所掩盖.例如,根据菲洛(Philo,J.)的记载,古希腊70子分别独立翻译《圣经》,但译出的70个版本竟然完全相同.[4]这说明在特定的环境下,与其说忠实是翻译标准,不如说它是不可置疑的翻译伦理.虽然说在忠实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有分歧,实际上,基本还能达成共识.一般译者都认同,字字对译未必忠实,非字字对译未必不忠实.正如文学翻译家所说,译者犹如戴着镣铐的舞者,既追求舞姿的优美,又时时刻刻受到羁绊,左右为难.

总的来说,一篇好的译文,它必然是一个不完全依赖原文的独立文本.[5]如果给你两篇同源译文,在没有原文的情况下,让你比较:结果你不喜欢的竟是亦步亦趋,更忠实于原文的那篇,这不成了忠实的悲哀吗?不幸的是,这种忠实的悲哀屡见不鲜,如鲁迅的硬译原则.很多人认为鲁迅硬译的文章佶屈聱牙,味同嚼蜡,读了也等于不读,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一般读者很难喜欢,因而造成读者的缺席,成了没有听众的独呓,也许鲁迅针对的是精英读者.而当时在中国以林纾为代表的"豪杰译"一派,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翻译策略,更多考虑的是受众读者的需求.萨特(Satre)有句名言:"只有观众需求才有艺术;只有观众欣赏才有艺术."[6]因此,对于翻译的忠实问题,拿傅雷的话说就是: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拿钱钟书的话说就是: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读起来不像是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

2.女性主义翻译观对忠实的颠覆

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给传统译论带来的一大贡献是使忠实的概念在翻译政治中呈现多样性,它实际上肯定了翻译能丰富原文的意义.正如西蒙所言,女性主义翻译意味着扩充和发展了原文本的意旨,而非损害它,译文故而延展了原文的后续生命,为原文创造了一个更加开阔的生存空间,因而译本有着独立的存在价值.有鉴于此,传统译论中的忠实观便不再适用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张伯伦在《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一文中详尽描述了翻译中性别隐喻的历史谱系:"翻译和婚姻中的忠实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谋关系,即翻译的忠实一直被性别和性来定义."[2]57这表达出翻译中的译者/译文和作者/原文的关系就应如同婚姻中女性对男性的忠贞不贰的依赖关系一样.西蒙也对此给予了重新表述:"忠实既不是对原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或翻译方案 (translation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3]310这一理论实际上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女性主义译者在重新解读忠实时使用的是"写作方案"一词,从名称上就已经表现出对于传统观念的反抗: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搬运、转移,而是要有所创见和新意.并且这一写作方案与女性争取身份认同的运动息息相关,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自己和原作所处的具体环境不断作出调整的动态方案.

通俗地说,女性主义译者口中的忠实,指的是忠实于自己阅读原文后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真实感受,从而在翻译或重写中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原文,取代传统译论中那个谦恭的、自惭形秽的译者,颠覆那种基于透明诗学而视翻译为对等的翻译理论.这一切都反映在女性主义译者对其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对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的操纵上.女性主义译者经常热衷于翻译女性主义作家写的关于女性的作品,并宣称翻译就是重写.她们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写原文,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译者要在自己的译文中清楚地彰显自己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呼声.哈尔伍德(Harwood)就曾说过: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署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

3.创造性叛逆:自由-叛逆-平等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张跨文化、跨语际的"违规"式实践.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叛逆(或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理论中存在已久的命题,但女性主义者对此的阐释和强调是独一无二的.她们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女性争取解放、自由和独立的一种方式,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文化场所.女性主义翻译强调自由、叛逆(对男权主义和男性话语的颠覆)和平等(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平等).[7]

爱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曾建议要炸毁、扭转甚至吃掉男人的话语,从而为她自己创造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并且从容自如地从那话语之内向前跳跃.[8]芙洛图(Flotow)[9]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策略.(1)增补.如在英语单词One中用粗体的e来突出法语中的词性,在Hu-Man中用大写的M来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圣经》翻译中在呼语Brothers的前面补上Sisters等.(2)加写前言与脚注.哈尔伍德在她的译者前言中宣称: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3)劫持或挪用.如下句的英译: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10]英译文:I am as monogamous as the North Star.But I don't Want you to Know it.You'd only take advantage.While you are as fickle as spring sunlight.[11]原诗表现了一位痴情女子对情郎坚贞不移,而情郎却朝东暮西的幽怨之情,而英译文用粗体字改变了原诗中幽怨的女性形象:以"我不让你知道我的痴心,以免你利用我的痴心"来强调女性这种自卫的心理,通过大写的W和K来体现女性主义翻译手法对原文的干预,重新在诗里塑造出一个对爱情忠贞却又性格坚定绝不自怨自怜的坚强女性形象.这样,女性主义译者的离经叛道竟成为一种忠实于自己身份认同所进行的正义行动.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忠实观,用新的词语、拼写、语法结构等,叛逆性地把译者从从属的身份提高到合作者甚至独立于原作者之外的创作者,颇有些打倒一切旧势力重新分配话语权的架势.如果原文与女性主义观点相悖,她们有权对原文进行干涉并作出修正.事实上,女性主义翻译中采用的种种"新奇"或"出位"的手段,[12]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语言的基本结构和表达法,但其在文中的存在方式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兴趣,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

三、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对翻译研究的一个特殊影响是:明确提出要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之所以运用某些过激的手法是为了追求以"雌雄同体(androgyny)"[13]来最终消除性别歧视的理想.

事实上,对译者怀疑最深且流传最广的说法之一,便是意大利的谚语"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者,反逆者也.)"由于译者处于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而语言与文化的差异使得完全对等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在居中传达时势必有所增减,而导致"添加之罪"或"节略之罪",[14]往往更是"两罪并发".就解构批评有关意义的散播之观点,即使在同一语言、文化中,原意都渺不可溯,更何况是跨语言、文化的传递.因此,尽管人们不完全接受解构批评的看法,但在翻译之中即使"有罪"也往往是"必要之罪"或"非'译'之罪".若为了企盼、奢想完美的翻译而踯躅不前,必然一事无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向人们提出了警告.

对于近年人们乐于谈论的译者主体性问题,女性主义者与一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者不同,她们有着十分不同的视角,并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揭示并维护译者,以争取女性的尊严与平等为起点,严正质疑长期以来把翻译置于性别化的低等位置的字眼.女性主义者不满足于将译者、译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说地打入次一等级的观念,主张重新认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作为双重作者的责任;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严重的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以期终结传统译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并以自己的署名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努力郑重地再加上一个砝码.哈尔伍德说: "我在一个译本上署名意味着,这一译本使用了所有的翻译策略,要使女性在翻译中清晰可见."[3]15虽然这些做法没有改动文本的内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本的调子和意义.这种理念不但表达了女性主义对于人性、自由、解放以及人类社会平等的观念的理解,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翻译话语中重男轻女的话语建构秩序,颠覆了传统的翻译屈居"边缘"的文化结构.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解构了传统的原文中心主义范式,不遗余力地批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颠覆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的核心概念,并开创出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其对译者主体性的尊重有利于推动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契合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潮流,但作为一种迫切想从边缘跻身到中心的理论,女性主义翻译观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由于这一理论的话语存在某些偏激因素,使用某些过激性词汇,如剥夺、侵占、劫持等,也就不可避免地为各种各样的批评留下了口实.

首先,女性主义译者提出的忠实的对象不再是作者或读者,而是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这一观点就有待商榷.当忠实的对象不再是原作和作者,各个流派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写作方案将忠实这块面团随意揉捏塑形时,翻译就有如脱缰之马,也就不存在基本的标准以保证其译文的可信度.其次,女性主义的翻译通常在同一文本中掺杂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文字游戏,这样的译文很少考虑广大读者,尤其是非精英读者的阅读能力,翻译也就丧失了其文化桥梁的功能.

女性主义自引入翻译理论以来,不断开创出新的研究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日趋繁荣.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阈,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启示.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有它本身所不能克服的特点和局限性.在接受女性主义翻译观时,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批评精神,抓住它的创造性实质而不是颠覆性的表面特征.英语中有句话"I could not dance in fetters.(击链而舞,非吾所能.)"译者虽然能在脚镣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发挥,但合格的译者永远不能脱离原作的紧箍圈,过分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文本的干预,只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向极端.

五、结 语

翻译中关于忠实和自由的讨论几乎与翻译的历史一样悠久.翻译的忠实性和自由在传统看法里是相互冲突的两种倾向,对其中一种倾向的更深入的阐释并不能调和两者.女性是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体现,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是本着人道主义的情怀,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关注和同情女性的,所以译者应该尽力在忠实和自由之间的尴尬境地中寻找自如的立脚点.女性主义翻译观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翻译中的作者、文本、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将对于人们反思传统翻译观念的合理性,开辟新的研究向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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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es belles infideles"from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WANG Xin-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Liaoning Univ.,Liaoyang 111000,China)

"Les belles infideles"is a phrase well-known to those who study translation,however,the occurrence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overturns this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The paper,by analyzing the feminism and its translation theory,was to probe into the re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translation and gender,and thus to discuss its creativity and limitations.

feminist translation;fidelity;gender;creativity

1671-7041(2010)06-0113-04

H315.9

A*

2010-07-20

王新杰(1975-),女,辽宁大连人,讲师; E-mail:wangxj-75@163.com